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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既不是自传，也不是回忆录。我已经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生活中发生的一切记录到我的作品里。有时，我的一段经历成为作品的主题，我就再虚构一系列事件来展现这个主题。更多时候，我会选择一些点头之交或亲朋好友，将他们作为我虚构人物的原型。事实和虚构在我的作品中如此混杂，以至于现在回想起来，连我自己都很难将两者区分开来。即使我能记住这些事实，我也不想记录这些事实，因为我已经更好地利用了它们。此外，这些事实本就乏善可陈。我的生活多姿多彩，常常充满乐趣，但不是一种冒险的生活。我的记性很差，一个好故事除非再听一遍，否则根本记不住，可就算又听了一遍，我刚想把故事讲给别人听，却又忘得一干二净。我甚至连自己编的笑话都记不住，所以我只得一直编新笑话。这一缺陷使得人们与我相处时不像以前那么舒心了。
我从来没有写过日记。现在我多么希望自己在尝试成为剧作家成功之后的一年里，能够勤快点，写写日记，因为那时我遇到了许多重要的人，也许那时候的日记会是一份有趣的文字记录。在那个时期，贵族和地主在南非搞得一团糟，人们对他们的信任也随之土崩瓦解，但贵族和地主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仍像以前一样自信满满。在我经常光顾的某些政治机构，他们讲起话来的口气听起来像是管理大英帝国是他们的私人事务。大选还没开始，他们就讨论起了汤姆是否应该掌管内政部、迪克是否满意自己被派去爱尔兰，这给我一种说不上来的奇怪感觉。我想，现在这个年头很少有人会去读汉弗莱·沃德夫人
的小说，然而尽管它们可能很枯燥，但我记得其中一些小说很好地描绘了当时统治阶级的生活。那时的小说家非常注重这一点，就算半个贵族都不认识，也会想办法写上几笔他们的生活。如果现在去看当时的剧本，你会惊讶地发现其中有多少角色有着贵族头衔。戏剧经理认为这种方式能吸引观众，演员也乐得扮演他们。但随着贵族政治的重要性降低，公众对贵族的兴趣也越来越小。戏迷们开始观察自己阶层的人，比如当时掌管国家事务的富裕商人和职业人士的行为。虽然从未制定过这条规则，但仍然盛行，即作家不应介绍有头衔的人，除非对他的主题至关重要。公众仍然不可能对下层阶级感兴趣。与他们有关的小说和戏剧通常被认为是肮脏下流的。现在这些阶级已经获得了政治权力，公众对他们的生活是否会像长期以来对有头衔的人和富裕资产阶级的生活一样感兴趣，这将是一件令人好奇的事。
在这段时间里，我遇到了一些人，他们的级别、名气或地位很可能让他们认为自己注定要名垂青史。但他们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样出色。英国是一个政治国家，我经常被邀请去某些宅邸，在这些地方，政治永远是第一趣味。我在这些地方遇到的杰出政治家身上也没有发现任何显著的能力。由此我得出了一个结论，也许有些草率，那就是统治一个国家不需要极高的智慧。从那时起，我认识了许多国家的政治家，他们都获得了很高的职位。在我看来，他们思想的平庸让我一直感到困惑。我发现他们对生活中的日常事务知之甚少，我也不经常在他们身上发现智力的微妙或想象力的活跃。有一段时间，我倾向认为他们的杰出地位只归功于他们的演讲天赋，因为除非你能引起公众的注意，否则在民主社会中掌权几乎是不可能的。正如我们所知，言语的天赋并不经常伴随着思想的力量。但是，由于我见过在我看来不太聪明的政治家在处理公共事务时取得了合理的成功，我不得不认为自己错了：治理一个国家一定需要特定的人才，即使不是全才，有特殊的才能也完全没问题。同样，我也认识一些有权势的人，他们发了大财，为庞大的企业带去了繁荣，但在所有与他们的业务无关的事情上，他们似乎缺乏常识。
当时我听到的谈话也没有预想中的那么聪明。它很少给你太多思考。谈话内容浅显易懂，却不总是有价值，显得和蔼而肤浅。严肃的话题很少出现，因为人们有一种感觉，这就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讨论这些话题很尴尬，对“太过专业”的恐惧似乎阻止了人们谈论他们最感兴趣的话题。据我判断，这样的谈话只不过是讲讲适可而止的玩笑话，但你很少能听到值得重复的俏皮话。人们可能会认为，文化的唯一用途是让人们能够有区别地胡说八道。总的来说，我认为我所认识的最有趣的演说家是埃德蒙·戈斯
[1]
。他读了很多书，尽管似乎读得不是很深入，但他的言谈举止流露出一种睿智感。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和敏锐的幽默感，头脑极其灵活。他和斯温伯恩
很熟，谈论起他来，让人听得津津有味。他也可以谈论雪莱
，虽然他们不可能熟识，但他说话的架势就像两人是多年的知己。多年来，他一直与知名人士交往。我认为他是一个虚荣的人，他满意地观察到了他们的荒谬之处。在我看来，他把这群人塑造得比实际有趣多了。
[1] 埃德蒙·戈斯（Edmund Gosse，1849—1928）：英国诗人、作家、文学史家、文评家，巴斯勋章获得者，代表作品《父与子》（ Father and S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