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绝对不敢说我在圣托马斯医院度过的那些年让我对人性有了全面的了解,我想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四十年来,我一直在有意无意地研究人性,我发现人真是不可捉摸。就算是我认识的人,我也可能因为他们做出一些出乎我预料的事情,或他们拥有一些出乎我预料的特质而感到惊讶。也可能是我的医学训练给了我一种扭曲的观点,因为在圣托马斯医院,我接触到的人大多病恹恹的,还很贫穷,教育水平低下。我已经尽力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一直保持尽量不要先入为主。可我天生就不信任别人。我更倾向认为人性本恶而非良善。这是一个人为了拥有幽默感而必须付出的代价。幽默感会让你从人性的差异中获得乐趣。它会导致你不信任伟大的宣言,并寻找隐藏在背后不值得的动机。外表和现实之间的差异会让你觉得十分有意思,当这种不一致不存在的时候,你就会人为地、主动地去创造。你倾向对真理、美和善视而不见,因为它们没有给你的荒谬感提供空间。幽默作家对骗子有敏锐的洞察力,却不总是能认出圣人。但是,如果片面地看待人性是为了获得幽默感而付出的沉重代价,那么所获得的补偿也是有价值的。当你嘲笑别人时,你不会对他们生气。幽默教人宽容,幽默家总是面带微笑,也许是一声叹息,更可能是耸耸肩,而不是谴责。他不说教别人,他满足于理解别人。因为理解就是怜悯和原谅。
但我必须承认,尽管我一直秉持对于人性一定要持保留意见,但随后几年的经历却只是证实了我在圣托马斯医院的门诊部和病房里对人性的观察:观察都是在无意之下进行的,并非有意为之,因为当时我太年轻了。从那时起,我就看清了人性,并以此画出了画像。这可能不是一张真实的画像,而且我知道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张令人不快的画像。它无疑是片面的,因为我会很自然地以自己的特质来看待别人。一个活泼、乐观、健康、多愁善感的人对同一个人的看法会截然不同。我能保证的只是我会以前后连贯的视角来看待他们。在我看来,许多作家似乎根本不去观察,而是根据自己的想象,用图像来塑造他们的角色。他们就像绘图员一样,以古画的记忆画出自己的人物,而并不从活生生的人身上取材。他们充其量只能给自己头脑中的幻想赋予生命的形状。如果他们的思想高尚,他们可以给你高尚的形象,也许他们缺乏普通生活的无限复杂性,那也没关系。
我一直都以活生生的人作为取材对象。我记得有一次在解剖室,当我和讲师一起检查“人体构造”时,他问我某条神经是什么神经,我不知道,他告诉了我。于是我提出抗议,因为它所在的位置并不对。尽管如此,他也坚持认为这就是我一直在找却遍寻不获的那根神经。我抱怨说这种情况太少见了,他笑着说,在解剖学中,不正常才是正常。当时我只是很生气,但这句话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从那时起,我就不得不相信,这句话不仅适用于解剖学,也适用于人类。其实你所看到的“正常”只是少见现象,“正常”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它是一幅由人的平均特征拼凑而成的画面,很难在一个人身上找到所有这些特征。我所说的作家们正是以这种虚假的画面为榜样,因为他们的描述太特殊了,很少能达到现实生活的效果。自私与善良、怀抱理想与肉欲、虚荣、害羞、无私、勇敢、懒惰、紧张、固执和缺乏自信都可以存在于一个人身上,并形成一种看似合理的和谐。这是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说服读者相信的真相。
我不认为过去几个世纪的人与我们所认识的人有什么不同,但他们在同时代人看来肯定比现在更生动、更现实,否则当时的作家就不会那样去描写他们了。把每个人的性格描写出来似乎都是合理的。守财奴只不过是吝啬鬼、花花公子就是骄奢淫逸、贪吃的人就是欲求不满。可谁也没想过,守财奴可能也会骄奢淫逸、欲求不满。然而,我们在现实里却经常看到这样的人。更不用说,他可能还是一个诚实正直的人,对公共服务有着无私的热情,对艺术有着真正的热爱。当小说家开始揭露他们在自己身上或在他人身上看到的多样性时,他们却被指控诽谤人类。据我所知,第一位有意这样做的小说家是写《红与黑》的司汤达。那一代的批评界群情激昂。就连圣勃夫 (他只需要审视自己的内心,就可以发现在某种和谐中,哪些相反的品质可以共存)也对他提出了质疑。于连·索雷尔 [1] 是小说家创作过的最有趣的人物之一。我不认为司汤达将他塑造得完全可信,但我相信,这是由于我将在本书的另一部分提到的原因。在小说的前四分之三,他表现得还是很有说服力的。有时他会让你充满恐惧,有时又会引起你的同情。但他有一种内在的连贯性,所以尽管经常不寒而栗,但你还是接受了。
但很久之后,司汤达的榜样才有了结果。尽管巴尔扎克拥有天纵之才,却还是以旧模型为原型描绘他的人物。他将自己那充沛的活力赋予了他们,让你接受他们是真实的。但事实上,他们仍只是类型人物,就像老式喜剧中的角色一样。他的人物令人难忘,但是从占有支配权的激情的角度来看这些人物的,而这种激情影响了他们所接触的人。我想,把人看成同类是人类的一种自然倾向。显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对一个人先入为主,直接用“他这人最好了”或“他这人糟糕至极”这类话给人下定义是最省事的做法了。令人不安的是,他的国家的救世主可能是个吝啬之人,或者为我们的意识开辟了新视野的诗人可能是一个势利小人。我们天生的利己主义导致我们会根据人们与我们自己的关系来评判他们。我们希望它们对我们来说是特定的东西,对我们来说该是怎样就是怎样。因为他们中的其他人对我们没有好处,所以我们忽略了这一点。
也许这些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如此不愿意接受将人描绘成具有不协调和多样化品质的人的尝试,以及为什么当坦率的传记作家揭露名人的真相时,人们会沮丧地转身离开。想到《名歌手》五重奏的作曲家在金钱问题上的不诚实,对那些有恩于他的人背信弃义,真是令人痛心。但如果他没有这些严重的缺陷,也许便拥有不了伟大的品质。我认为人们说名人的缺陷应该被忽视是不对的。我认为我们应该更深刻地去了解他们。然后,尽管我们意识到自己有和他们一样明显的缺点,但我们可以相信,这并不妨碍我们也拥有和他们一样的优点。
[1] 小说《红与黑》( Le Rouge et le Noir )中的男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