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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早地离开了学校。父亲去世后，我被送去了预备学校，过得很糟糕，因为它在坎特伯雷，距离我的叔叔兼监护人担任教区牧师的惠特斯塔布尔只有六英里
。它是国王学院
的附属学校，历史悠久，我十三岁的时候正式入学了。从低年级熬出来的时候，我就已经够满足了，可因为重病不得不在法国南部待一个学期时，我的生活又变得痛苦不堪了。我母亲和她唯一的姐姐都死于肺结核，当发现我的肺部受到感染时，叔叔和婶婶十分担心。我被安排在耶尔
的一个家庭教师那里。当我回到坎特伯雷时，我感觉自己不太喜欢那儿了。我的朋友们早就交到了新朋友。我很孤独。我插班进了高年级，可因为缺席了三个月，我已经跟不上节奏了。班主任整天对我唠叨不休。我说服叔叔，如果我不留在学校，而是在里维埃拉
度过第二个冬天，那对我的肺会很有好处，之后再去德国学习德语，也是很大的提升。我可以继续在那里学习进入剑桥大学必需的科目。他这个人耳根子软，我的论点又好像有那么点道理。他不太喜欢我，对此我不能怪他，因为连我自己都觉得自己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男孩，可话说回来，在教育上花的都是我自己的钱，他也乐意让我做自己选择的事。婶婶非常赞成我的计划。她本是德国人，身无分文，但出身高贵。她的家族甚至有专属的盾形纹章，上头有支撑盾牌的人形和花里胡哨的涂饰，她对此倒是特别自傲。不过，我在其他地方也说过，虽然她只是穷牧师的妻子，却坚决不会去拜访在附近有所消暑别墅的银行家富太太，只因为她家是做生意的。是她安排我去海德堡的一个家庭，她是通过她在慕尼黑的亲戚联系上的。
但当我十八岁从德国回来时，我对自己的未来有了非常坚定的打算。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幸福。我第一次尝到了自由的滋味，一想到要去剑桥，又一次受到束缚，我就无法忍受。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男人了，非常渴望立刻踏进现实生活。我觉得一分一秒都不能浪费。我叔叔一直希望我能去教堂，尽管他应该知道，以我这种结结巴巴的口舌，再没有比干牧师更不合适的职业了。当我告诉他我不会去的时候，他以一贯的冷漠接受了我拒绝去剑桥的决定。我仍然记得关于我应该从事何种职业的荒谬争论。有人建议我成为一名公务员，于是我叔叔写信给他在牛津一位在内政部身居高位的老朋友征求意见。得到的回复是，正是由于考试制度以及这个制度引入政府部门的人员阶层，现在这里没有绅士的容身之地了。这个问题就不攻自破了。最后决定我应该成为一名医生。
我对医学专业不感兴趣，但它给了我在伦敦生活的机会，从而获得了我渴望的生活经验。1892年秋天，我进入了圣托马斯医院。我发现前两年的课程非常枯燥，除了勉强通过考试外，我对自己的学业没投注什么热情。我算不上一个令人满意的学生，但我拥有渴望的自由。我喜欢有自己的住处，在那儿可以有独处的时间。我把房间布置得漂亮又舒适，并为此感到自豪。我所有的业余时间以及本应用于医学研究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阅读和写作上。我的阅读量很大。我在笔记本上写满了故事和戏剧的想法、对话和思考的片段，这些都是阅读和目前人生的各种经历给我带来的原始灵感。我很少深入医院的生活，也没交到什么朋友，因为我忙着做其他事情去了。但两年后，当我正式进入门诊部时，我终于开始感兴趣了。后来我开始在病房工作，兴趣更是大涨，以至于有一次我对一具处于高度腐烂状态的尸体进行尸检，却染上化脓性扁桃体炎而不得不卧床休息时，我还没等完全康复，就下床继续工作了。我必须完成一定数量的接生工作，才能获得证书，这意味着我要去兰贝斯的贫民窟，经常得去那些连警察都犹豫要不要进入的肮脏院落，但我的黑色医用皮包充分保护了我：我觉得这项工作很吸引人。在一段不长的时间里，我日夜值班，为急诊病人提供急救。虽然这让我疲惫不堪，却异常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