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是一位女士,而且出于某种原因,惹上了麻烦,这种想法一定常常出现在她的仰慕者心中。许多英勇的绅士曾骑马前来营救,沃尔特·雷利爵士 和珀西·卢伯克 [1] 先生便是其中最主要的两位。不过,他们在与小说接触时都有些拘礼,让人觉得尽管他们很了解她,却和她不够亲近。现在,福斯特先生 [2] 来了,他否认自己很了解小说,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和这位女士相当熟稔。如果说他少了别人的那种权威性,但他享有情人才有的特权。他敲了敲卧室的门,便被请了进去,而那位女士只穿着睡衣和拖鞋。他们把椅子拉到壁炉边,开始了轻松诙谐、机智敏锐的谈话,就像没有任何非分之想的老朋友一样,虽然卧室实际上是一间教室,而地点就位于高度严肃的剑桥。
福斯特先生这种不拘礼节的态度当然是有意为之。他不是学者,也拒绝做一个伪学者。他有一种观点,谦逊的讲演者可以采用,对他们大有裨益。像福斯特先生说的那样,讲演者可以“把英国小说家想象成一群人,他们坐在一个房间里一起写作,房间是圆形的,有点像大英博物馆阅览室的房间,而非那些一不小心就会被时间之河冲走的人类子孙”。事实上,由于在同时写作,所以他们坚持不按自己的时代顺序来写。理查森坚称自己与亨利·詹姆斯 [3] 是同一个时代的人,而威尔斯要写的一段篇章也可能出自狄更斯之手。
福斯特先生本人作为一个小说家,对这一发现并不感到烦恼。经验让他明白,作家的大脑是一台非常混乱、毫无逻辑的机器。他知道他们对写作方法考虑得甚少,对自己的先辈遗忘得非常彻底,而对自己的想法又是过于专注。因此,尽管他对学者充满敬意,但对在纸上奋笔疾书、衣冠不整、疲惫焦虑的人们充满了同情。他俯视他们,不是从多么高的位置,而是如他所说,当他经过他们身边,从他们的肩上望去时,发现某些特定的轮廓和想法会在他们脑海中重现,不管他们处于什么样的时代。自从人类开始讲故事,故事就总是由相同的元素组成,他把这些元素称为故事、人物、情节、幻想、预言、模式和节奏,现在,他在对这些进行研究。
当福斯特先生沿着自己的方向一路轻快地走过时,他有许多判断让我们乐于争论,而他的许多观点又使我们愿意思考:司各特不过是一个讲故事的,而故事是最低级的文学有机体,小说家对爱情不自然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创作时的心态,福斯特先生书中的每一页都有一些暗示或者建议,让我们不得不停下来思考或者忍不住想要反驳。福斯特先生用的就是平常说话的声调,他从不提高嗓门。他已经掌握了说话的艺术,他的话轻轻沉入人们的心底,像在水底开放的花朵一样绽放。尽管他的话引起了我们的兴趣,但我们还是想在一些确定的地方停下来,呼吸一些空气。福斯特先生,请停下来回答我们的问题。如果小说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陷入了困境,那可能是因为没有人牢牢地抓住她,对她进行严格的定义。一直没有人为她制定规则,也很少有人为她考虑。尽管规则可能有误,必然会被打破,但它们也有自己的优点:它们赋予了规则的主体以尊严和秩序,让她在文明社会占有一席之地,它们证明了小说值得思考。
然而,对于这一部分职责——如果这是福斯特先生的职责的话,福斯特先生明确地予以了否认。除了附带提到,他不打算创建关于小说的理论。他甚至怀疑有哪个批评家可以探讨小说,即使有这样一个批评家,他又该用何种批评手段。我们能做的就是将福斯特先生推到一个明确的位置,这样才能看清他的立场。也许最好的方法就是引用他对梅瑞狄斯、哈代和亨利·詹姆斯这三位伟人的高度概括的评价。梅瑞狄斯是一位站不住脚的哲学家,他对自然的看法“空洞且夸大其词”,一旦他严肃和崇高起来,又会变得盛气凌人。“还有他的小说,其中大部分的社会价值观都是虚假的。裁缝不像裁缝,板球比赛也不像板球比赛。”相比之下,哈代是一位伟大得多的作家,但作为小说家,却并不那么成功,因为他笔下的人物“需要为情节做太多的让步。除了纯朴的性格外,他们已经丧失了活力,变得单薄而干瘪——哈代对因果关系的强调超过了他的艺术材料所能承受的程度”。亨利·詹姆斯在追求美学职能的狭窄道路上探索并取得了成功,但付出了多大牺牲啊。“必须将大部分的人类生活隐去,他才能写出来一部小说。在他的小说中,只有伤残的人才可以呼吸。他笔下的人物很少,而且台词匮乏。”
现在,看看福斯特先生的这些判断,再加上他承认和遗漏的一些内容,我们就会发现,即使我们不能把他的看法归结为一种信条,也可以将其视为一种观点。他的观点中涉及某种——我们不愿说得更加精确——他称之为“生活”的东西。正是出于这一点,他把梅瑞狄斯、哈代和詹姆斯的书拿来做了比较。他认为这些作家的失败总是与生活有关,这是与小说的审美观点相对立的人文主义观点。这种观点坚持认为小说应当“充满人性”“人在小说中应当有很大的表现机会”,以人们的生活为代价的胜利实际上是一种失败。由此,我们可以明白福斯特为何对亨利·詹姆斯做出了特别严厉的评判,因为亨利·詹姆斯在小说中引入了人以外的其他因素。尽管他创造的小说模式本身很优美,却对人性抱有敌意。福斯特先生说,亨利·詹姆斯会因为对生活的漠视而消亡。
不过,关于这一点,一些顽固的学生可能要问:“这个从关于小说的书中不断突然冒出、神秘莫测而扬扬得意的‘生活’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小说的模式中见不到它,而在茶话会上却能看到它呢?为什么《金碗》的模式带给我们的乐趣,不如特罗普对在牧师宅邸喝茶的女士的描写带给我们的感情有价值呢?对‘生活’的定义无疑太随意了,需要加以详述。”对此,福斯特先生大概会这样答复:“他没有制定任何规则,小说在他看来太柔软了,无法像其他艺术一些进行雕刻。他只是在告诉我们什么让他感动,而什么让他觉得索然无味。事实上,除此以外他没有其他的准则。”
于是,我们又回到了之前的困境。没有人知道小说的规则、小说与生活的关系,也不知道小说能发挥怎样的作用。我们只能相信自己的直觉。如果一个读者出于直觉,把司各特称为讲故事的,而另一个又称他为浪漫主义大师,一个读者被小说的艺术所感动,而另一个则被小说描述的生活所感动,这些都没有错,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观点尽可能地建立一大堆理论。然而,如果假设小说比其他艺术形式更加紧密和谦卑地服从为人类服务这一目标,那么就会得出福斯特先生在其书中再次进一步阐明的立场。他认为小说的美学功能非常薄弱,完全可以忽略,没有必要详细研究。因此,尽管我们无法想象一本关于绘画的书只字不提画家作画的媒介,但像福斯特先生的书那样睿智而精彩的书是可以讨论小说,却对小说家工作的媒介无须多言的。关于文字,他在书中几乎没有谈及。有人可能认为同样一句话出现在斯特恩和威尔斯的书中,其代表的意思和产生的作用是一样的,除非他已经读过这些书。也有人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项狄传》中的语言没有为这本书增添任何光彩。还有其他的一些美学特性也同样被忽略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虽然模式得到了承认,却因为具有掩盖人性特征的倾向而受到了严厉的谴责。福斯特的书中提到了美,却对美充满了怀疑。美在书中仅偷偷地出现了一次——“小说家永远都不应当将美视为其目标,尽管达不到这一目标就是一种失败”。书的结尾有几页有趣的章节简略地讨论了美以节奏的形式再次出现的可能性。而除此以外,小说被视为从生活中汲取养分的寄生虫,应当把对生活的描写作为回报,否则它就难以存续。在诗歌和戏剧中,文字可以激发、唤起、加深人们的感受,而无须忠实于生活。但在小说中,文字则必须首先用于描写茶壶和哈巴狗,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说明作者缺乏能力。
这种非美学的态度出现在对其他艺术形式的评论中会让人感到奇怪,但出现在小说的评论中却不足为奇。首先,这个问题非常复杂。读过的书会从我们脑海中渐渐退去,就像一场雾、一个梦。我们如何能像罗杰·弗莱 用魔杖指点面前画中的某根线条或者某种色彩那样,用棍子指出从我们眼前消失的书本中的那种语气和关系呢?再者,尤其小说,在其发展过程中会唤起上千种普通的人类情感。将艺术硬拉进这样的关系中似乎有些一本正经和冷酷无情。这很可能损害评论家作为一个有感情和家庭关系的人的形象。因此,当画家、音乐家和诗人承受人们对他们的那份批评时,小说家却可以毫发无伤。人们会讨论他笔下的人物,考察他的道德和家世,却会放过他的文字。现在还没有哪个尚在人世的评论家会说小说是件艺术品,并以此来评判小说。
也许,如福斯特先生所暗示的那样,批评家们是对的。至少在英国,小说算不上艺术作品,也没有哪部小说可以与《战争与和平》《卡拉马佐夫兄弟》和《追忆似水年华》相媲美。尽管我们接受这一事实,但还是不能不做最后一种猜测。那就是在法国和俄国,人们很重视小说。福楼拜为了找到一个短语形容卷心菜而花了一个月时间,托尔斯泰改写了七次《战争与和平》。他们的卓越可能部分来自他们付出的辛苦,还有部分是由于他们受到的严厉评价。如果英国的批评家没有那么重视家庭生活,没有努力捍卫他们称之为“生活”的权利,那么小说家可能也会更大胆一些。他们可能脱离永恒的茶桌和那些似是而非,被认为代表我们整个人类冒险的套路。不过,这样一来,故事可能被动摇,情节可能崩塌,而人物可能被毁掉。简而言之,小说可能成为一部艺术作品。
这就是在福斯特先生的引导下我们会怀有的梦想,因为他的书就是一本鼓励梦想的书。关于那位可怜的女士——也许是出于错误的骑士精神,我仍然坚持称其为小说的艺术,再没有人写过比福斯特先生的书更具有启发性的论述了。
[1] 珀西·卢伯克(Percy Lubbock,1879—1965):英国文学批评家、传记作家,代表作为1921年写的《小说的技巧》( The Craft of Fiction ),是公认的20世纪小说理论的经典著作。
[2] 即爱德华·摩根·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1879—1970),英国小说家、散文家、文学评论家,主要作品有《小说面面观》( Aspects of the Novel )、《看得见风景的房间》( A Room with a View )、《霍华德庄园》( Howards End )等,其中《小说面面观》是他创作的文学理论著作,对小说的故事、人物等各个方面做了深刻剖析。
[3] 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英籍美裔小说家、文学批评家、剧作家和散文家。代表作有《一位女士的画像》( The Portrait of a Lady )、《金碗》( The Golden Bowl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