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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现代小说进行研究，即便是最随意和最不严谨的研究时，我们也很难不想当然地认为现代运用起这门艺术是对过去的加以改进。可以说，在运用简单的工具和原始的材料方面，菲尔丁 [1] 成就卓著，简·奥斯汀则更胜一筹。但把他们的机遇和我们做一下比较，那真是天壤之别！毫无疑问，他们杰出的作品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简明。然而，除了乍一看外，把文学作品和某种过程，比如，和制造汽车进行类比几乎毫无意义。几个世纪以来，尽管我们学到了很多关于机器制造的知识，但我们对文学创作是否有所了解却值得怀疑。总体而言，我们并没有写得更好，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不断前进，一会儿朝这个方向前进一点，一会儿又朝另一个方向前进一点。但只要站在足够的高度观察整个轨迹，就会发现我们是在绕圈子。哪怕是暂时的，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处在那样一个有利的位置。我们站在平地上，挤在人群中，几乎被飞扬的尘土遮蔽了双眼，我们羡慕地回望那些比我们更加幸运的战士，他们已经取得了战斗的胜利，带着一种沉着的成就感，让我们忍不住要低声说他们的战斗没有我们的那么激烈。现在我们处于一个伟大的散文小说时代的开端、结尾还是中间要由文学史学家来决定，因为身处平原的我们几乎什么都看不见。我们只知道某种感激和敌意在激励着我们，某些道路似乎通向肥沃的土地，而其他的则通向尘土和沙漠，或许有必要尝试对此加以说明。
我们的争论并不针对古典作家，而之所以说起与威尔斯先生、贝内特先生和高尔斯华绥先生的争执，部分原因在于仅仅因为他们是活生生的人，他们作品的不完美之处便是活生生的，如有呼吸，具有日常生活的气息，这就使我们可以随意选择。这种不完美使我们可以自由随意地对待它们。不过，对于他们给予的许多馈赠，我们同样非常感谢。与此同时，我们对哈代和康拉德怀有无比的感激之情，对《紫土》《绿色大厦》和《远方与往昔》的作者赫德森先生
也非常感激，只不过程度要小得多。曾经威尔斯先生、贝内特先生和高尔斯华绥先生激起很多希望，却又不断地让人们感到失望，但我们对他们感激主要是因为他们向我们展示了他们本可以做却没有做到的事情，以及一些我们肯定做不到的事情，不过可以肯定地说，也许我们也并不想做到。他们的作品数目甚多，质量参差不齐，有的令人钦佩，有的则不然，对于由此带来的庞大工作量，我们的指责和不满无法用只言片语来概括。如果要用一个词来确切地表达我们的意思，我们会说这三位作家是物质主义者。因为他们关心的不是精神，而是肉体，正是这一点让我们感到失望。他们给我们的感觉是：英国小说应当尽早背弃他们（尽可能礼貌地），向前发展，哪怕最终走进了沙漠，也会有益于英国小说的精神。当然，没有哪个词能分别命中三个靶心。就威尔斯先生而言，“物质主义”这个词明显偏离了目标。但即使在他身上，这个词也可以用来表明我们的看法：他的天才中掺进了致命的杂质，他纯净的灵感中混合了大块的泥土。
也许三人中的罪魁祸首要算贝内特先生了，因为他是三人当中技艺最高超的一个。他写的书结构完美、文笔流畅，即使是最严谨的评论家也挑不出错来。窗框之间密不透风，木板上没有一丝裂缝。可要是生命拒绝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呢？这位写出了《老妇谭》，创造了乔治·坎农、埃德温·克莱汉格以及其他众多人物的作家，可能会声称自己已经克服了这种风险。他笔下的人物过着丰富多彩甚至出人意料的生活。但他们如何生活以及为什么而生活，这些问题仍然有待回答。在我们看来，他们不惜抛弃五镇上建造精良的乡间宅第，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头等的火车软席车厢里，无数次地按下铃铛和按钮，而这些豪华旅程的目的也变得越来越明确，那就是在布莱顿最好的酒店里享受无尽的幸福。对于威尔斯先生，我们把他说成一个物质主义者并不是因为他过于注重保持沉稳的作品结构。他太富有同情心了，不能花太多时间把书写得井井有条、扎扎实实。他成为一个物质主义者是因为他非常善良，承担起了本应由政府官员承担的工作。他提供了过多的想法和事实，几乎没有多余的时间去顾及或者忘了要重视人物的粗俗本性。但是，对于他建立的尘世和天堂，还有比“从此以后将由他的琼和彼得们来居住”这句话更具有破坏性的批评吗？难道这些人物低劣的本性不会玷污他这位慷慨的创造者所提供的制度和理想吗？尽管我们深深地敬重高尔斯华绥先生的正直和人品，但在他的书中，我们找不到自己需要的东西。
因此，如果我们给所有这些书都贴上一个标签，而且标签上只有一个词——“物质主义者”。那是因为他们写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他们浪费了高超的技巧和巨大的努力，使微不足道的短暂之物显得真实和持久。
必须承认，我们有些苛刻。而且，我们很难解释我们到底在苛求什么，以此来证明我们有理由不满。我们在不同的时期会提出不同的问题。但是，当我们长叹一声，丢下刚刚看完的小说时，最容易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本小说值得花时间去读吗？这一切有什么意义？难道说，由于人类的精神时不时会出现一个小小的偏差，所以贝内特先生在使用他那精妙的仪器捕捉生活时偏了一两英寸？结果生活逃脱了。而没有了生活，也许就没有什么值得一提了。我们不得不用这样的一个描述来表达自己的看法，这无异于承认了我们的想法不够清晰。可是我们也不能像批评家常做的那样，通过谈论现实来改善现状。既然我们承认所有的小说评论都难免有些含糊，那我们不妨大胆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对我们来说，目前最流行的小说形式往往呈现不出我们所追求的东西。不管我们称之为生活、精神、真理还是现实，这个必不可少的东西早已远去，拒绝再被包装进我们所提供的不合身的外衣中。可我们依旧在坚持不懈，认真地构建我们的三十二章，哪怕我们所依照的图纸已经越来越偏离我们头脑中的愿景。为证明故事的真实以及与生活的相似而付出的巨大努力，不仅被白白地浪费掉了，而且被用到了完全错误的地方，模糊和遮蔽了最初的构想所具有的光芒。作家似乎不是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而是在某个强大又肆无忌惮的暴君的奴役之下，被迫为我们提供情节、喜剧、悲剧、恋爱角色，并制造一种可能的气氛，对一切进行无懈可击的防腐处理，如果这些人物都活了过来，他们会发现自己全身乃至衣服上的每一粒纽扣都符合当时的流行趋势。作家听任暴君的摆布，小说也写得恰到好处。但有时，随着时间的推移，看着书本上这些惯有的套路，我们会越来越多地生出片刻的怀疑和偶尔的叛逆。难道生活是这样的吗？小说非要这样写不可吗？
审视一下内心，我们就会发现，生活似乎远不是“这样的”。让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审视一下普通人的内心。头脑接收到无数的印象，有的琐碎，有的则异想天开，有的稍纵即逝，有的却仿佛用锋利的刀剑刻在了脑海中。它们从四面八方涌来，像无数原子不停地喷涌而出。随着这些原子的落下，它们将自己塑造成了“星期一或星期二”
的生活，只不过侧重点发生了变化，重要的不是这一刻，而是那一刻。因此，如果作家是自由人，而非奴隶，可以写他想写的，而不是他必须写的，如果他可以根据自己的感受而不是按照传统来写作，那就不会出现老套的情节、喜剧、悲剧、恋爱角色或者灾难，或许也不会有一粒纽扣像是庞德街
的裁缝缝上去的。生活不是一排对称摆放的眼镜，而是一个耀眼的光环，是一个从意识的开始到结束都包围着我们的半透明外壳。传递这种变化无常的、未知的、不受限制的精神——不管这种精神显得如何有违常理和复杂，并尽可能不掺入外在且不相容的杂质，难道这不是小说家的任务吗？我们不仅是在呼吁勇气和真诚，我们是想表明真正适合小说的材料和符合习俗要求的材料并不相同。
无论如何，我们正是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阐明几位年轻作家的作品有别于先辈作品的品质，而他们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詹姆斯·乔伊斯 [2] 。这些年轻作家试图更接近生活，把引起他们兴趣、让他们感动的东西更加诚实、准确地保存下来，哪怕为此必须摒弃小说家通常要遵守的大多数惯例。让我们按照原子降落的顺序来记录它们降落的过程，追踪每个景象或者每个事件在意识中留下痕迹的模式，哪怕这些模式看上去多么不连贯和没有逻辑。我们不要想当然地认为，在人们通常认为远大事物中所包含的生活要比渺小事物中所包含的生活更加丰富。任何一个人在读过《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或者现在《小评论》 [3] 上正在连载的应当更为有趣的《尤利西斯》后，都会不惜冒险提出这样的理论来揣测乔伊斯的意图。就我们而言，针对眼前这样一些碎片做出评论的确很有风险，并没有什么把握。但毫无疑问，无论作者的整体意图为何，他是极为真诚的。或许我们会认为，这种意图的产物让人感到晦涩难懂或者不舒服，但不可否认，它们非常重要。不同于那些我们所说的物质主义作家，乔伊斯是精神主义者。他不惜一切代价来揭示闪烁在内心最深处的火焰，而火焰传递的信息总是在大脑中一闪而过，为了把它记录下来，乔伊斯凭着十足的勇气忽略了他认为偶然的因素，不论那是可能性、连贯性，还是一代代读者在被要求想象他们摸不着也看不见的东西时支撑他们想象力的其他任何标志。例如墓地的场景时而辉煌，时而肮脏，有时不连贯，有时突然闪现重要的意义，毫无疑问都无比接近敏捷的思维，因此，我们在第一次阅读时，无论如何都很难不称赞其为一部杰作。如果我们想要的是生活本身，那么他的书无疑已经给出。的确，如果我们试图说出自己还想要什么，以及这样一部创意十足的作品为何比不上我们特意选出的高水平著作《青春》 [4] 和《卡斯特桥市长》，我们就会发现自己绞尽脑汁也想象不出来。
乔伊斯作品的不足之处在于作者思想的相对贫乏——也许我们可以用这样简单的一句话应付过去。然而，我们还可以对这一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我们想知道是否可以用明亮但狭窄的房间所产生的限制和封闭，而非开放和自由的感觉，来描述其写作方法和思维所产生的某种局限。这种写作方法是不是抑制了作家的创造力？它是否使我们既体会不到愉悦，也感受不到宽宏大量，只是将注意力集中于一个自我，尽管这个自我敏感入微，从不接纳和创造自身之外的任何东西？也许这样说有些说教，但对下流的着重描写是否容易产生某种尖锐且疏离的效果？又或者他的不足仅仅是因为在这种原创性的作品中，尤其对于当代人来说，找到它们的不足要比说出它们的贡献更加容易？不管怎样，作为旁观者来研究“写作方法”是一种错误。如果我们是作家，任何可以表达我们想要表达的内容的方法都是正确的，而作为读者，任何使我们更接近小说家意图的方法也都是好的。乔伊斯写作手法的优点在于它使我们和我们预备称之为生活的东西本身更加贴近。我们阅读《尤利西斯》并不意味着排斥或者忽视了生活中的多少东西，而翻开《项狄传》 [5] 乃至《潘登尼斯》 [6] ，从中感受到生活不仅还有其他方面，而且这些方面更加重要，也并不会让人感到震惊。
无论怎样，现在的小说家面临的问题和我们认为的过去的小说家所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他们都需要想方设法，自由地做出自己的选择。小说家必须有勇气说，他感兴趣的不再是“这一点”，而是“那一点”，他必须凭“那一点”来构建他的作品。对于现代小说家来说，“那一点”，也就是他们感兴趣的地方，很可能属于心理学的黑暗领域。于是，小说的侧重点也和过去有些不一样了，一些一直被忽视的东西成了重点，因而需要采用不同的形式，对此，我们的先辈无法理解，我们也感到难以掌握。除非是现代人，也许除非是俄国人，否则没有人会对契诃夫在短篇小说《古雪夫》中所描述的情景感兴趣。一些俄国士兵在运送他们回国的轮船上病倒了。作者描写了士兵们之间零星的谈话和他们的一些想法。然后，有人死去并被抬走了，其他人则继续聊天，直到古雪夫本人死去。他看上去“就像一个胡萝卜或者白萝卜”被扔进了海里。作者竟然把重点放在了这样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以至于我们开始根本没看出那有什么重要的。然而，当眼睛习惯了昏暗的光线，能够辨认出房间里物体的轮廓后，我们就会发现这篇小说是多么完整，而契诃夫又是多么深刻、诚实地服从自己的想象，将“这一点”“那一点”和其他他感兴趣的东西放在一起，创作出了一种新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能说“这是喜剧”或者“这是悲剧”，我们也无法确定它到底能不能被称为短篇小说，因为根据我们一直以来被灌输的观念，短篇小说应当简短和明确，而这篇小说却模糊不定。
即使是对现代英国小说所做的最基本的评论，也难免提到俄国的影响。而提到俄国作家，人们可能觉得除了他们的小说以外，评价任何其他小说都是在浪费时间。如果想要理解灵魂和心灵，我们还能去哪里找像俄国小说那样对此进行深度刻画的作品呢？如果我们厌倦了自己的物质主义，那么，我们就要知道即使是俄国小说家中最不足道的一位，也天生对人类的精神怀有敬畏。“学会接近人们……但不要让这种同情停留在思想层面，毕竟人们很容易在思想层面同情别人，而是要发自内心的，怀着对他们的爱和他们感同身受。”假如对他人的苦难表示同情，爱他人，努力的目标符合最严格的精神要求被视为圣洁的话，那么在每一位伟大的俄国作家身上，我们似乎都能看到圣人的特征。正是这些圣人让我们感到自己缺乏信仰、琐碎无聊，并使我们的许多著作显得华而不实和弄虚作假。俄国人思想开阔，富于同情心，因此，人们不可避免地认为他们极其伤感。事实上，更确切地说，俄国人的思想是不确定的。他们让我们感到生活没有答案：如果诚实地审视生活，我们就会发现生活提出的一个又一个问题，在小说结束后多半会在无望的质问中不断响起，让我们的内心充满深深的绝望，最后这种绝望甚至会变成愤慨。也许，俄国人是对的。毫无疑问，他们比我们看得更远，不像我们有着严重的视力障碍。不过，也许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他们没有看到的东西，否则，我们的忧郁心情中为什么混杂着抗议的声音？这种抗议的声音来自另一个古老的文明，它在我们身上似乎只培养出了享受和争吵，而非忍耐和理解的本能。从斯特恩到梅瑞狄斯，英国小说证明了我们天生对幽默、喜剧、大地之美、智力活动和不凡之躯的喜爱。然而，对这两种相去甚远的小说进行比较所得出的任何结论都是毫无意义的，除非这种比较真的让我们看到了艺术的无限可能性，让我们意识到眼界是无限的，除了虚假和伪装，即使是最疯狂的方法和尝试，也不应该遭到禁止。“适合小说的素材”并不存在，一切事物都可以成为适合小说的材料，每一种感受和思想，大脑和精神的每一种特性都可以为我们所用，任何一种见解都没有错。假使我们能够想象，小说艺术像人一样具有了生命，站在我们当中，她肯定会要求我们既要摧毁她、欺侮她，又要尊重和爱护她，因为这样她才会恢复青春，她的权威才会得以彰显。
[1] 即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1707—1754），英国伟大的小说家、剧作家，18世纪欧洲最杰出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之一，代表作有《阿米莉亚》（ Amelia ）、《汤姆·琼斯》（ Tom Jones ）等。
[2] 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爱尔兰作家、诗人，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后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主要作品有《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尤利西斯》（ Ulysses ）等。
[3] 《小评论》（ Little Review ）：美国文学杂志，在1914年到1929年期间发表了许多文学和艺术作品。
[4] 《青春》（ Youth ）：波兰裔英国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1924）的小说。
[5] 全名为《绅士特里斯舛·项狄的生平与见解》（ 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Tristram Shandy，Gentlema ），英国文学家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1713—1768）的代表作之一，1759—1767年间出版，被视为意识流小说的先驱。
[6] 《潘登尼斯》（ Pendennis ）：英国小说家萨克雷创作的一部自传体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