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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读书?

首先,我要强调一下这个标题后面的问号。即使我能回答自己这个问题,我的答案也只适用于自己,而不适用于各位。事实上,关于读书,一个人能给其他人的唯一建议,就是不要听取任何建议,要遵循自己的直觉,按照自己的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如果我们之间可以就此达成共识,那么我便可以自由地提出一些想法和建议,因为你们不会因我的话而限制自己的独立性,而这才是读者所能拥有的最重要的品质。毕竟关于书籍又能制定什么规则呢?滑铁卢战役无疑是在某一天进行的,但《哈姆雷特》是否就比《李尔王》更好呢?没人能这么说,每个人必须做出自己的判断。无论权威人士身着多么厚重的长袍,允许他们进入我们的书房,告诉我们该如何阅读、读些什么,对阅读的内容赋予何种价值,那就是在摧毁自由精神,而自由才是这些圣地应当具有的气息。在其他任何方面,我们都可能受到法律和惯例的约束,但阅读没有法律和惯例可以依循。

然而,恕我说一句陈词滥调的话,为了享受自由,我们当然得控制自己。我们决不能徒劳无益地浪费自己的精力,为了浇灌一丛玫瑰而喷洒半个房子。我们必须训练自己的能力,将其精准、有效地用在需要的地方,这可能是我们在书房中面临的重要难题之一。哪里是“需要的地方”?也许我们的书房里只有杂七杂八的读物和一片混乱。由不同性情、种族和年龄的男女作家用不同语言写成的诗歌、小说、历史、回忆录、字典和名人录杂乱地摆放在书架上。而窗外还能听到驴叫、妇女们在水泵旁的闲聊以及小马驹在田野上飞奔的声音。我们该从何处着手?我们如何才能在这片纷乱中理出头绪,从阅读的内容中获得最深、最大的乐趣呢?

简单来说,既然书籍可以分为小说、传记和诗歌,我们就应该将它们按类别分开,从不同类别的书籍中吸取它们应当提供给我们的东西。然而,我们对书籍有很多要求,但书籍能提供给我们的却不多。通常情况下,我们看书时头脑模糊,思维混乱,我们要求小说要写实、诗歌要虚幻、传记要奉承,而历史应当证实我们的偏见。如果我们能在阅读时摒弃所有这些先入之见,那将是一个极好的开端。不要指挥作者,试着站在他的角度,成为他的合作者和同谋。如果从一开始你就犹疑退缩,持保留和批评态度,就无法从所读内容中获得最大的价值。但如果你能尽可能地敞开心扉,那么自开头几句话的转折处起,那些几乎难以察觉的细微的迹象和暗示就会将你带到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面前。沉浸其中,熟悉书中的内容,你很快就会发现作者正在或者正在努力向你展示某些更为明确的东西。倘若我们先考虑如何阅读小说,那么一部小说的三十二个章节,就像在试图构建一座建筑物,精心搭建起某些东西,只不过文字比砖块更加难以捉摸,而阅读也比观看更加费时和复杂。也许理解一个小说家的最快方式不是去读他的书,而是去写作,亲自体验运用文字的危险和困难。请回想某件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也许是在街角遇到两个正在谈话的人:树影婆娑,灯光闪烁,两人谈话的口气既好笑,又有点伤感,整个画面以及留给你的完整印象都凝聚在了那一刻。

但当你试图用文字再现这个情景时,却发现它已经变化成了无数个相互冲突的印象。有些内容要弱化,而有些内容则必须强调,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完全失去了对情感本身的把握。这时,再从你那些模糊不清、杂乱无序的写作转向一些伟大的小说家,例如笛福 [1] 、简·奥斯汀 [2] 、哈代 [3] 等人的作品的开篇。现在,你就能更好地欣赏他们高超的文字功力了。我们不仅要面对不同的人——笛福、简·奥斯汀和哈代,而且要生活在不同世界。在《鲁滨孙漂流记》中,我们正在一条平坦的大道上前进,事情便一件接着一件地发生了,只要有事件和事件发生的顺序就够了。如果户外和冒险对笛福意味着一切,那对简·奥斯汀来说就毫无意义。在她的书中,场景变成了客厅,人们在谈话,对谈话的描写反映了人们的性格。而当我们习惯了客厅和对客厅的描绘后,再转向哈代时,就会再次感到晕头转向。我们来到了荒原之中,头顶有星星做伴。心灵的另一面被暴露了出来,那是人在孤独时最容易表现出来的黑暗面,而非有人做伴时那光明的一面。在这里,我们面对的不是自身与他人的关系,而是与自然和命运的关系。不过,尽管这些书中的世界各不相同,它们自身却是协调一致的。每个世界的创造者都会小心地遵守从自己的视角看到的法则,不管我们读起来有多么吃力,他们都不会像那些水平低的作家常常做的那样,把两种不同的现实放进同一部作品当中,让人感到困惑。因此,当我们从一个伟大的小说家转向另一个伟大的小说家,从简·奥斯汀到哈代,从皮科克到特罗洛普,从司各特到梅瑞狄斯时,都是被猛地连根拔起,再抛来抛去。读小说是一门艰难而复杂的艺术。想要充分利用小说家,也就是伟大的艺术家给你的一切,你不仅需要具备敏锐的洞察力,还需要具备大胆的想象力。

然而,扫视一下书架上五花八门的书,你就会发现,这些书的作者很少有人是“伟大的艺术家”,更常见的是,有些书根本不会宣称自己是艺术作品。例如,紧挨着小说和诗歌摆放的传记和自传,这些关于伟人、关于早已死去和被遗忘的人的生平的书。因为它们算不上“艺术”,所以我们应该拒绝阅读?还是应该去读,只不过要以不同的方式,带着不同的目的去阅读?我们读这类书可以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吗?就像我们走过一栋房子时会有的那种好奇心:房子里的灯已经亮了,但窗帘还没拉上,房子的每一层都向我们展示了不同的人类生活。我们对这些人的生活充满了好奇,仆人们在闲聊,绅士们在用餐,女孩们为了聚会而梳妆打扮,还有老妇人在窗边织着毛线。他们是谁、有什么样的身份、叫什么名字、做着怎样的工作、在想些什么、有过怎样的奇遇?

传记和回忆录会回答这些问题,它们点亮了无数这样的房子,向我们展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辛劳、失败、成功、吃喝、爱恨,直至死去。有时,在我们观看的时候,房子隐去了,铁栏杆也消失了,我们来到海上,追逐、航行和战斗。我们置身野蛮人和士兵之中,参加伟大的战役。或者,如果我们想留在英国、留在伦敦,只不过场景发生了变化。街道变得狭窄,房屋变得局促、拥挤,有着菱形的窗格,散发着难闻的气味。

我们看见一位诗人——多恩 不得不离开这样的一幢房子,因为墙壁太薄,小孩的哭声传了过来。我们可以跟随他,穿过书中的小路,来到位于特威克纳姆的贝德福德夫人的花园,那里因为常有贵族和诗人流连而闻名。接着,我们来到威尔顿,来到丘陵下面的那幢大房子,听西德尼 给他的妹妹朗读《阿卡迪亚》 [4] 。我们在那段著名的爱情故事中的沼泽里漫步,看白鹭飞翔。然后,我们再次跟随另一位彭布罗克夫人安妮·克利福德北上,去往她那荒芜的旷野。或者,我们可以投身城市,在看到身着黑色天鹅绒西装的加布里埃尔·哈维在和斯宾塞为诗歌辩论时努力抑制住自己的兴奋。没有什么比在黑暗与辉煌交织的伊丽莎白时期的伦敦摸索和跌撞前行更令人着迷的了。但我们不能久留,坦普尔和斯威夫特、哈雷和圣约翰在召唤我们。我们可以花几个小时厘清他们的争论,解读他们的性格。如果感到厌倦,我们可以继续漫步,经过一位戴着钻石首饰的黑衣女子,去找塞缪尔·约翰逊、戈德史密斯和加里克。或者,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可以穿过海峡,去会一会伏尔泰和狄德罗、德方夫人,然后回到英国,回到贝德福德夫人公园旧址和蒲柏的故居所在地特威克纳姆——有些地点和名字总是出现得那么频繁!我们来到了沃波尔的故居草莓山 。不过,沃波尔介绍我们认识了许多新面孔,有那么多房子要去拜访,有那么多门铃要按,我们难免要停留片刻。比如,当我们站在贝里小姐家的门口时,突然看到萨克雷 [5] 走了过来,他是沃波尔爱人的朋友。因此,仅仅是拜访一个接一个的朋友、一座接一座的花园、一幢接一幢的房子,我们就从英国文学的一端走到了另一端,醒来时发现自己又回到了现在——如果我们能够将此刻与那些过去的时光区分开的话。

总之,这就是阅读这些人的生平和信件的方式,我们可以用它们照亮过去的许多窗口,观察那些故去名人养成的为人熟知的习惯,有时还可以幻想自己和他们非常亲近,可以意外地发现他们的秘密。有时,我们可以抽出他们写的一部戏剧或一本诗歌,看看当着作者的面读是否会有什么不同。不过,这又会引发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必须问问自己,作者的生活对一本书的影响到底有多大?让传记中的这个人充当作者在多大程度上是安全的?语言如此敏感,如此受作者性格的影响,那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抵制或者屈服作者本人在我们心中引发的对他的同情和反感?这些是我们在阅读这些人的生平和信件时必须面对的问题,而且只能由我们自己回答,因为在如此私人的问题上,没有什么比受到他人偏好的影响更致命的了。

不过,我们也可以带着另一个目的去阅读这些书籍:不是为了理解已故名人的文学作品,也不是为了熟悉他们本人,而是为了使我们的创造力得到恢复和锻炼。你的书架右边有没有一扇打开的窗户?停下阅读,抬头看看窗外是多么令人愉悦!小马在田野奔跑,女人在井边打水,驴子仰头发出长而刺耳的嘶叫,这些无意识的、无关紧要的、运动不息的场景多么令人兴奋!任何一间书房里的大部分书籍不过是对男人、女人和驴子生命中转瞬即逝的瞬间的记录。每一部文学作品在日渐变得陈旧的过程中,都会有一堆人们不要的垃圾,那是对逝去的瞬间和被遗忘的生命的记录,是用已经消逝的口音支支吾吾讲出来的。

然而,当你沉浸在翻阅垃圾的乐趣中时,在发现那些被丢弃发霉的人类生活的遗迹时会感到惊讶,事实上,你会被它们折服。可能只是一封信,却呈现出别样的一幅美景;也可能只是几句话,却让人联想到了诸多情景!有时,展现在你面前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有着绝佳的幽默、伤感和完整性,看起来就像一位伟大小说家的作品,但其实不过是一个老演员泰特·威尔金森想起了琼斯上尉的离奇经历,不过是在亚瑟·韦尔斯利手下服役的一位年轻中尉爱上了里斯本的一个漂亮姑娘,不过是玛丽亚·艾伦在空荡荡的客厅放下了手里的针线活,叹息她多么希望自己当初能接受伯尼博士的忠告,没有和她的里希私奔。这些内容毫无价值,极其微不足道。然而,时不时地翻一翻垃圾堆,发现埋在遥远过去里的戒指、剪刀和破雕像的鼻子,努力将它们拼凑在一起,而窗外还有小马在田野里奔跑,女人在井边打水,驴子在叫,这一切多么令人着迷!

但最终我们会对翻阅垃圾感到厌烦。我们厌倦了寻找线索将这些半真半假的陈述拼凑完整,而威尔金森、邦伯雷和玛丽亚·艾伦所能提供给我们的只有这些。他们没有艺术家那种强大的掌控和筛除能力,无法说出全部真相,哪怕与他们自己的生活有关。他们破坏了原本可能非常优美的故事。他们所能提供给我们的只有事实,而事实只是一种很低级的小说形式。因此,我们越来越想放下这些不完整和近似的描述,停止对人类性格细微差别的探究,去享受更具抽象性、呈现的事实更加精炼的虚构的文学作品。于是,我们有了这样一种情绪:强烈,却又非常笼统;不拘泥于细节,但重视有规律的、反复出现的韵律。表达这种情绪的自然方式就是诗歌,是时候去读一些诗了……现在我们几乎可以自己写首诗了。

西风何时起?

细雨又待何时下?

愿拥爱人于怀中,

同床共衾复相伴!

诗歌的冲击力是那么强烈而直接,这一刻,除了诗歌本身的感觉,我们已没有其他感受。我们触碰到了如此深邃的意境,突然之间便完全地沉醉其中。没有什么可以抓得住,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们飞翔。虚构的幻象是层层递进的,产生的效果也是预先设定好的。然而,在读到这四行诗时,谁会停下来问这首诗为何人所写,谁又会联想到多恩的屋子或西德尼的秘书,又或者陷入了错综复杂的过去和世代交替之中?诗人永远与我们处于同一个时代。此刻,我们的思想感情被集中和压缩在了一起,就像个人情感受到了强烈冲击。然后,这种感觉又确确实实开始在我们的头脑中扩散开来,触及更外围的感官,这些感官开始发声和评论,我们的意识接收到了它们的回声和反响。诗歌的强烈可以用于表现很多情感,我们只需要做一些对比就可以明白这一点。

先看看下面这两句诗所表现出来的力量与直接:

我将像树一样倒下,

倒在我的墓地,

只记得我悲伤不已。

再看这几句诗的摇曳与婉转:

光阴流逝,犹如沙漏中的流沙。

岁月侵蚀,直至我们迈入坟墓,

而我们只能旁观,束手无策。

欢乐的时光,我们纵情享乐,

最终回到家乡,却只留下遗憾。

而生命已厌倦喧闹,细数着沙粒,

在叹息中呜咽,直至流尽最后一粒沙子,

生命得以安息,苦难也终于结束。

或者这几句诗的沉思与静谧:

无论年轻还是衰老,

我们的命运,我们的心灵和家园,

都是,也只能是无限的。

我们与希望同在,而希望永不熄灭,

我们努力、期盼、渴望,

有些事终将发生。

这些诗句的完整与动人:

游走的月亮升入了天空,

无处停留,

她轻轻地向上飘去,

还有一两颗星做伴。

以及这些诗句的奇思妙想:

林地的幽灵,不停地游荡。

远处的空地,世界在燃烧。

柔和的火焰,在他眼中,

犹如树荫下的红花。

它们让我们注意到诗人的各种技巧。诗人可以立刻让我们成为他的演员和观众,可以像把手伸入手套一样深入角色,成为福斯塔夫或李尔王,他们凝聚、拓展、陈述,一朝写成便永世流传。

“我们只需要比较”,这句话已经道破天机,也承认了阅读的真正复杂性。完成阅读的第一个过程,即以最大的理解力接受书籍带给我们的感受,只是完成了一半的阅读。想从书中获得全部乐趣,我们就必须完成另一半。我们必须对书中给出的众多印象做出判断,使那些转瞬即逝的轮廓变得牢固而持久。不过,这个过程不是立即完成的,而是要待阅读尘埃落定,各种冲突和疑问平息之后。我们可以去散步、聊天、摘去枯萎的玫瑰花瓣,或者去睡觉。然后在不经意间,书又以另一种形式回来了,这样的转变是自然潜移默化的结果。书作为一个整体浮出了意识层面,它和我们通常通过零散的语句所理解的书已有所不同。细节已各就各位,我们可以看出它的完整轮廓:这里是谷仓、猪圈,那里是大教堂。现在,我们可以像对比建筑那样对书做出比较了。但比较意味着我们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改变,我们不再是作家的朋友,而是成了他的法官。正如做朋友时再多的同情也不会多,在充当法官时再怎样严厉也不为过。那些浪费了我们时间和同情心的书籍难道不是罪犯吗?那些写出伪书、虚假的书、弥漫着腐朽和疾病的书的作者难道不是社会最阴险的敌人、堕落者和玷污者吗?

那么,就让我们做出严厉的评判,将每本书与它们同类中最伟大的书籍做出比较。我们的脑海中萦绕着那些读过的书——《鲁滨孙漂流记》《爱玛》和《还乡》,它们的轮廓已经因我们对它们的评判而固定了下来。将其他小说同这些小说做出对比,即便是最新和最不重要的小说,也有权与最好的作品做对比。对待诗歌也应如此,当对韵律的陶醉逐渐消失,文字的光彩慢慢褪去,一个梦幻的轮廓回到了我们脑海中,我们必须将其与《李尔王》《费德尔》和《序曲》做比较。如果不与这些诗做比较,那就和最好的,或者在我们看来是最好的同类作品进行比较。可以肯定地说,新的诗和小说的新颖是它们最肤浅的特点,我们只需要稍微改变我们对旧诗和小说的评判标准即可,而无须重新设定新的标准。

因此,如果假装阅读的后半部分,即评判和比较与前半部分一样简单,认为只要打开心扉接受书中涌现的无数印象就够了,那就太愚蠢了。放下书后继续阅读,将一个幻影同另一个幻影放在一起比较,还要有足够广泛的阅读和深刻的理解,以便做出生动而有启发性的对比,这些殊非易事。更难的是要进一步深入,不仅可以说出这本书归为哪一类,而且要说出它具有怎样的价值、失败在哪里、成功在哪里、好在哪里,又差在哪里。想要履行读者的这一职责需要充分的想象力、洞察力和学习能力,很难想象有谁会天生具备这种能力。即使最自信的人,也最多只能发现自己身上具备萌发这种能力的可能性。那么,把阅读的这部分职责交给批评家和图书馆里身着礼服的权威,由他们决定这本书对我们的绝对价值是不是更加明智?然而,这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可能会强调同情的价值,并试图在阅读时忘记自己的身份,但我们无法做到完全的同情或者沉浸其中。我们内心总有一个魔鬼在低声地说:“我不喜欢,我喜欢。”我们无法让他闭嘴。

事实上,正是由于我们有好恶,我们与诗人和小说家的关系才会如此亲密,无法容忍其他人的介入。即便结果令人深恶痛绝,我们的判断是错误的,但我们的品位,以及将震撼传遍我们全身的感觉神经依然是我们主要的明灯,我们通过感觉学习,如果我们抑制自己的特质,就会使其枯竭。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我们可以训练自己的品位并对其加以控制。当我们的品位贪婪地大肆品尝了各类书籍,比如诗歌、小说、历史、传记,然后停下来,长时间地考虑生活世界的多样性和不协调时,我们会发现它有了一些变化:它不再那么贪婪,而是变得深思熟虑,不仅能对某些书做出判断,还会告诉我们某类书普遍具有的特质。它会说:“嘿,我们该管这个叫什么?”为了向我们揭示这种共同的特质,也许它会给我们读一段《李尔王》,然后读一段《阿伽门农》。如此一来,我们将在品位的指引下超越个别的书,去探索可以将书籍归类的那些特质。我们将为之命名,这样我们就可以制定出一套使我们的认知变得有序的规则。

通过对书籍加以辨别,我们将获得更加深入和更加少有的乐趣。然而,作为规则,只有当它在与书籍本身接触时被不断打破,才得以存在,没有什么比制定脱离现实、存在于真空中的规则更乏味的事了。这时,为了在这种艰难的尝试中站稳脚跟,我们最好向那些非常罕见的、可以在文学的艺术性上对我们有所启发的作家求助。柯勒律治、德莱顿和约翰逊,在那些他们经过慎重思考做出的批评中,对诗人和小说家本身所做出的深思熟虑的评价总是出人意料地具有启发性。他们照亮了在我们脑海迷雾深处翻滚的模糊想法,使其变得清晰。但是,只有当我们带着在阅读过程中确确实实遇到的问题和获得的启示来找他们时,他们才能帮到我们。如果我们听从他们的命令,像绵羊一样躺在树荫下,那他们对我们将无所助益。只有当我们的看法与他们的判断发生冲突,并且被其征服时,我们才会真正理解他们的评价。

假如情况果真如此,按照应有的方式阅读需要想象力、洞察力和判断力这些最为稀有的品质,那么你可能会得出结论,认为文学是一门非常复杂的艺术,即使我们读一辈子,也不太可能做出任何有价值的评论。我们必须谨守读者的身份,不应该为自己增添属于少数佼佼者的荣誉,他们既是读者,又能充当批评家。可是作为读者,我们仍然有自己的责任乃至重要性。我们提出的标准和做出的判断会偷偷地飘向空中,融入作家写作时所呼吸的空气之中。由此产生的影响将会感染作家,尽管它从未被发表。如果这种影响受到良好的指引,充满活力、个性和诚意,那在当今批评不可避免地被搁置一旁的情况下,可能非常具有价值。如果对书籍进行评论就像让动物走过靶场一样,而批评家只有一秒钟的时间装弹、瞄准和射击,如果他错把兔子当成老虎、把老鹰当成家禽,或者完全没有瞄准,把子弹打到了在远处田野里平静吃草的奶牛,那也是可以原谅的。如果作者感到报刊评论不稳定的枪声背后还有另一种批评,是热爱阅读的人们提出的意见,尽管这些意见来得既缓慢,又不够专业,却带着极大的同情和极其严厉的态度,那难道不会有利于作者提高作品的质量吗?如果书籍因为我们的影响而变得更加强大、丰富和多样化,那也是一个值得达到的目标。

然而,谁会为了一个目标而去读书呢?哪怕这个目标非常令人向往。难道没有什么爱好本身就很好,所以我们才去从事吗?难道没有什么乐趣本身就是目的吗?读书不就是其中的一种吗?至少我有时会梦到审判日来临时,伟大的征服者、律师和政治家前来领取他们的奖赏,比如王冠、桂冠,还有名字被永久地刻在不朽的大理石上,而主会转向彼得,不无嫉妒地看着怀里抱着书的我们,说:“看,这些人是不需要奖赏的,我没什么可以给他们,因为他们热爱读书。”

[1] 即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1660—1731),英国作家,代表作品有《鲁滨孙漂流记》( The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 )、《摩尔·弗兰德斯》( Moll Flanders )等。(本书注释如未特殊说明,均为译者注)

[2] 简·奥斯汀(Jane Austen,1775—1817):英国女作家,代表作品有《傲慢与偏见》( Pride and Prejudice )、《理智与情感》( Sense and Sensibility )、《爱玛》( Emma )等。

[3] 即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1840—1928),英国诗人、小说家,代表作有《还乡》(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卡斯特桥市长》( 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 )等。

[4] 《阿卡迪亚》( Arcadia ):意大利诗人雅各布·桑纳扎罗(Jacopo Sannazaro,1455—1530)创作的田园散文诗。

[5] 即威廉·梅克比斯·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1811—1863),英国小说家,代表作有《名利场》( Vanity Fair )等。 XfaIhLb7kgtBgu6LS3zj6Jv7GAmYohQPtfvvEwkCmAyYBCDeiXASLX7xw/xHpm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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