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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监督理论是社会主义理论家对权力关系的新思考，对现代权力的监督和制衡产生的深远的影响，也为社会主义国家检察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一）马克思、恩格斯法律思想中的权力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阶级社会产生以前，负责管理社会的公共权力尚不具备政治属性，其存在来源于社会需求；阶级产生以后，国家公权力具有了政治性质，但是其对社会的统治也同样来源于社会的共同需要。他们认为，国家的存在基础即为社会需要，因此，国家从属于社会，国家必须受社会的监督和制约。
因此，在总结巴黎公社政权建设经验时，马克思提出以真正的责任制来代替虚伪的责任制，以公众监督承担真正责任制的作用。
恩格斯对于加强人民群众监督方面也有过非常精辟的论述，他在《法兰西内战》的导言中指出，在任何国家中官僚和腐败都不可避免，为巩固工人阶级统治，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根本措施就是要坚持工人阶级监督国家工作人员的罢免。
只有工人掌握监督权，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人民主权。
（二）列宁法律思想中的检察理论
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权力监督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了继承与发展，并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对此进行了创新，形成了列宁的法律监督思想，其思想主要反映在他的《论“双重”领导与法制》《论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司法人民委员部的任务》等文章中。列宁认为，法制应当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统一，为维护这种统一的法制，必须设立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为保证该机关能够独立有效地行使职权，该机关必须实行垂直领导制以确保地方检察只服从中央领导。由此可以看出列宁对权力监督制约与检察机关建设的重视程度，根据他的指导思想，苏维埃国家逐步地调整国家体制，建立一套特殊机构，即在全国建立统一检察机关，由其承担监督职能，使其区别于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在《论“双重”领导与法制》中，列宁为建立完整统一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第一次在其中详尽阐述了“检察权”的概念，他认为检察长的职权在于监督全国对法律有统一的理解，不因地方的差别而招致法律适用上的差别，以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主义法制。
可以看出，列宁主张的检察权是广泛而全面的监督，其不仅仅限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检察机关主要担负的刑事范围，还包括了对民事、行政、公职人员违法行为的监督。
列宁的思想与论述一脉相承、自成体系，构成了一整套法律监督的思想，从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检察体制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正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关于权力的监督的思想，如在1950年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报告中指出，人民检察机关要在组织制度、检察工作方法等方面，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学习苏联检察体制经验；
在起草检察院组织法之初，将之定位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思潮就已存在，彭真委员长在制定草案时就曾指出应当承继列宁有关通过检察机关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思想，将检察院定义为代表人民履行法律监督职权的机关。由此观之，中国对检察机关性质的定性正是基于对列宁的法律监督理论的运用以及与实际国情结合的前提下作出的。
江泽民同志指出，要完善中国的法制监督，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以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实现对国家统一法制的有效维护。胡锦涛同志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行使的有效监督机制，紧抓容易滋生腐败的重点部位与环节，综合运用各种因素，诸如党、国家机关、人民群众以及媒体等，充分发挥他们的监督职能，尤其要结合党内监督与群众监督，使两者相互促进与补充，以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习近平同志强调，维护法治统一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要加强宪法实施与监督。
因此，依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权力监督理论，列宁的法律监督思想，中国确立了以检察机关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体制，中国的检察机关除了诉讼职能以外还具有法律监督职能；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在检察机关系统内部建立起了一套“上命下从、上下一体”的管理体系。
中国的检察体制虽然深受马列思想的影响，但并非对苏联模式的照搬，而是以其思想与制度为基础，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在几代国家领导人的领导思想的不断继承与发展下，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权力监督理论。
（一）早期的探索：毛泽东的权力监督思想
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毛泽东就曾指出人民监督政府的重要性，“只有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毛泽东提出，要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他高度赞扬了民主集中制，认为新中国的国家政权应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大来决定大政方针，并且选举政府，
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些思想为新中国的国家机关包括检察机关的组建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民众智识有限，公民意识淡薄，因而无法达到普选的实践标准。为了在有限达标地区有效进行人民代表会议，毛泽东提出要尽可能保障代表的发言权，
反对一切的形式主义，听取群众的意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对于监督方式，毛泽东指出，要通过党代表会议加强党内自我与互相监督，
要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
并要为人民群众监督中国共产党提供条件。
因此，毛泽东的监督思想体现出其以加强人民对党与国家权力进行监督为核心，该思想实际上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法律监督思想的重要部分；并且这一思想还与其他权力、权力制约制度以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党的监督思想进行了创造性、体系性的结合。
（二）重大转折：邓小平理论的指引
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和民主法制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法律监督思想，将法律监督纳入了依法治国的方略中，从而使权利保障、权力制约与法律监督密切相联。他明确提出了监督管理体制建设的几个重要基点：中国共产党需要制约与监督；不照搬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和两院制；坚持党的领导；权力制约监督要与政治体制改革相结合；
加强权力制约与监督。
具体而言，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有关民主的重要论点，并且创造性地将之与本土实践进行结合，精辟地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也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其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建设社会主义法制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民主是法制的前提和基础，法制是民主的体现和保障。为避免“文化大革命”破坏民主法制的悲剧重演，邓小平多次指出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为了不使法律制度陷入“因人成事、因人废事”的怪圈，必须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有效贯彻人民民主原则，唯有实现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方可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进一步到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层面，邓小平于1978年首次完整地提出中国进行法制建设的十六字方针：“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其二，法律监督是权力制约的重要机制。邓小平针对过去权力过分集中，容易导致个人独断专横的弊端，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出发，提出强化法律监督的思想，把党的领导和法律监督相结合，通过法律监督维护人民的合法权益，保证权力的良性运行。
（三）纵深发展：权力监督思想的具体化
江泽民对邓小平的权力监督思想进行了继承与发展，其主要观点如下：其一，健全人民民主，加强群众对党的监督。详言之，一方面，要进一步切实加强党内组织纪律建设，确保党内监督时时在场。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作为重要补充力量，使之积极参与到党外监督的实践当中，由此形成内外监督、上下监督相结合的监督体制。此外，尤其需要注意对直接掌握人、财、物的岗位的监督，构建起长效监督机制，杜绝贪污贿赂、以权谋私和行业不正之风，重塑党内清明政治生态。
其二，健全制度体制机制。在邓小平提出中国权力制约和监督建设的基本原则后，他继续进行了深入发展，提出中国权力制约体制建设的基本思路，要着重建立结构、程序、配置、制约等方面都经得起考验的权力运行体制。
党的十六大正式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重要发展目标，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和谐发展作为改革的三个基本方面。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更是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观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内核与扩展，将之视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在要求，既是坚持以实践为导向的理念，更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具体到检察体制层面，胡锦涛将“以人为本”理念与人民对党与国家的监督结合起来，要求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要体现在党和国家机关的决策机制中，党和国家机关在作出决策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利益、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利益，对各方利益关系进行统筹与协调，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做到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胡锦涛还指出，深化体制改革要从两个维度来展开，既要坚持制度创新，也要对既有制度进行健全与完善。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转型，在既有计划经济模式下形成的管理样态已经无法满足现实需求，这种对经济发展的桎梏暴露了政府机构的行政运行与管理制度对市场经济过多干预，社会服务职能交叉、官僚低效等突出问题，其已不再能够适应市场经济发展，从而成了经济发展的桎梏，并导致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实效大打折扣。为此，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对行政管理体制的未来发展方向奠定了基调，提出应当通过加强权力制约与监督制度体系建设，从而消除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各项因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机制的构建也是胡锦涛依法治国思想的重要内容，他认为必须结合权力制约监督的一般原理与中国权力制约监督建设的实际效果，在党的十七大上提出要形成“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四）监督理论新飞跃：习近平法治思想
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和战略高度定位法治、布局法治、厉行法治，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放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来谋划、来推进，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举措，形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方面作出专门部署，强调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全面依法治国，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规划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总蓝图、路线图、施工图。党的十九大把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写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八个明确”，把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写入“十四个坚持”基本方略，明确提出了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新任务。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决定组建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健全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高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重要部署。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以专章的形式对全面依法治国作出部署，要求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最新成果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的最新发展，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核心部分，
这些思想为中国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建立公正高效的司法制度，实现法治中国的美好愿景提供了科学理论与行动指南。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开始从战略到实践各个层面展开深化体制改革工作，尤其是将司法体制改革视之为此次全面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在改革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直接参与了不少司法体制改革文件的修订，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司法体制改革未来需要关注的各项改革重点，可以说，本轮司法体制改革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方略的一项重要体现，彰显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内核，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其中重要的内容包括：司法体制改革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保障；司法体制改革要坚持党的领导、强调顶层设计；司法体制改革要依法进行、于法有据；司法体制改革要稳步推进、试点先行；司法体制改革要坚持分清矛盾主次、牵住“牛鼻子”的改革方法论；等等。
具体到检察体制改革，一系列关于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被提出并逐步落实，如：省以下地方检察机关人财物统一管理；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检察人员管理制度；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建立健全检察人员权力清单，加强审判权、检察权运行监督机制；完善刑事、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和公益诉讼检察案件办理机制；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试点；等等。其中建立健全司法责任制、完善检察人员分类管理、健全检察人员履职保障、推动省以下检察机关人财物统一管理等，都是检察体制改革中基础性、制度性的措施。刑事速裁、认罪认罚从宽、公益诉讼等试点工作的开展体现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稳步推进、试点先行、体制改革依法进行、于法有据的要求，这种改革方法已经成为贯穿中国改革发展的一条隐藏主线，它作为本土化的一项重要成果，具有极强的制度发展活力。
目前为止，前述的改革内容已在全国范围内有序开展，发挥了积极实效并被相关法律规定所吸纳，正式成为中国检察体制中的重要内容。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检察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和目标：要求检察机关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承担重要职责。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是明确要求健全公安、检察、审判、司法行政机关相互制约的体制建设，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完善公益诉讼制度。可以说，检察机关是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安全的重要力量，在维护法律体系统一与权威的过程中需要积极作为，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高自身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此，首先，检察体制改革要找准方向，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引下，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不断拥护“两个确立”、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其次，检察体制改革要找准定位，即检察机关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担当“五种角色”：做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安全的坚决捍卫者、社会主义法治的积极建设者、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力推动者、民生民利的贴心保护者、全面从严治党的模范践行者。最后，检察体制改革要与当前重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加强法律监督、完善公益诉讼、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强化社会治理等，以检察工作的高质量发展服务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高坚强有力的检察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