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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德勒的名单》是由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战争片。1994 年，该片获得了第 66 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等 7 个奖项。影片讲述了德国投机商人辛德勒是个纳粹党党员。他好女色，会享受，是地方上有名的纳粹中坚分子。他善于利用关系攫取最大的利润。在被占领的波兰，犹太人是最便宜的劳工。因此，辛德勒的工厂只使用犹太人，并借此大发战争财。在此期间，被雇用的犹太人因为这份工作得到了暂时的安全，作为战争产品的生产者而免受屠杀。辛德勒的工厂成了犹太人的避难所。然而，纳粹对犹太人的残酷迫害使辛德勒越来越不满。1943年，纳粹对克拉科夫犹太人的残酷血洗使辛德勒对纳粹的最后一点幻想也破灭了，他清楚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和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恐怖。从那时起，辛德勒只有一个想法，尽可能多地保护犹太人，使其免受奥斯威辛的死亡。他制定了一份声称工厂正常运转所必需的工人名单，通过贿赂纳粹官员，使名单上的犹太人得以幸存下来。于是，他本人越来越受到纳粹的怀疑，但他每次都很机智地躲过迫害，一如既往地不惜冒着生命危险营救犹太人。当运输他的女工的一列火车错开到奥斯威辛时，他还破费了一大笔财产把这些女工又追回了他的工厂。
不久，苏联红军来到了克拉科夫市，向在辛德勒工厂里干活的幸存的犹太人宣布：战争结束了。下大雪的一天晚上，辛德勒向工人们告别，获救的1000多名犹太人为他送行。他们把一份自动发起签名的证词交给了辛德勒，以证明他并非战犯。同时，有人还敲下自己的金牙，打制了一枚金戒指，赠送给辛德勒，在戒指上刻着一句犹太人的名言：救人一命就等于救全人类。辛德勒泪流满面，他为未能救出更多的犹太人而感到痛苦。辛德勒为他的救赎行动，已竭尽所能。他的全部财产都已用于挽救犹太人的生命。大雪之中，犹太人目送辛德勒离开了城市。他的义举将永远被犹太人铭记在心。
史诗是叙述英雄传说或重大历史事件的古代长篇叙事诗，史诗是人类最早的精神产品。史诗之于虚构的文艺作品，其特点是背景庞大、人物众多、时间跨度大。每一部史诗都是具体历史的和具体民族的，史诗对历史有着特殊的概括方式，体现了史诗的创造者对历史和现实的理解和表现特点。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提出史学家应具史才、史学与史识，同样，史诗般的文艺作品，也不能缺少史才、史学与史识。
《辛德勒的名单》何以成为一部史诗巨作？一方面基于创作者在电影背后凝聚的厚重民族情感和人道主义伟大光辉；另一方面基于影片中展现出来的多线穿插的广阔视角。《辛德勒的名单》代表的是一个民族所受到的创伤，思想的严肃性和非凡的艺术表现力都达到了几乎令人难以超越的深度，但更加难以超越的，是它的史诗般的宏远格局。它将作为电影史上永恒的光辉而存在。
《辛德勒的名单》情节感人，气势悲壮，而以黑白摄影为主调的纪录片式的拍摄手法更使该片具有了更加真实的效果，感人肺腑，发人深思。该片中电影语言的运用十分出色，在表现犹太人的悲惨遭遇时，有一个镜头中出现了红色，在冲锋队屠杀犹太人的场景中，穿红衣的小女孩与画面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对比，产生了极具艺术冲击力的视觉效果，而当小女孩再次出现时，她已经是运尸车上的一具尸体。这一处理手法很经典，同时也点明了主人公思想上所受的冲击。对于辛德勒来说，这个小女孩代表了他看见的犹太人的所有不幸，代表了他心理中发生的变化。这一镜头具有的深层内蕴和艺术价值都是足以载入史册的。
探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类良知的文艺作品还有很多，《哥本哈根》是其中著名的一部。
中国国家话剧院曾经根据迈克·弗雷恩编剧的《哥本哈根》制作了同名话剧，该剧通过海森堡、玻尔及其夫人玛格丽特三个灵魂的对话，引出了现代科学史上的1941年“哥本哈根会谈之谜”。沃纳·海森堡是德国物理学家，犹太人，1932 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海森堡以两件事著称于世：一是提出了著名的量子“测不准原理”，揭示了微观世界混沌的本性；二是他主持过希特勒的原子弹计划，但未能造出原子弹。尽管海森堡承担了德国的原子弹计划任务，但他并不认同希特勒。他甚至想由各国科学家之间达成默契以制止原子弹的生产。科学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一直有一个“海森堡之谜”。战后，海森堡宣称自己是一位科学的英雄，凭借科学家的良知抵制并暗中挫败了希特勒研制核武器的企图。对于海森堡，一种意见认为，海森堡并不想造原子弹；另一种意见认为，海森堡根本没有能力制造原子弹。
尼尔斯·玻尔是丹麦物理学家，犹太人，他创立了互补性理论，被誉为“量子论之父”，1922 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他曾与费米、奥本海默等科学家一起投入了原子弹的研究，最后研制出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加入“曼哈顿计划”时他说：“时代不好，为了抢救一个国家最宝贵的东西，我只得违背自己信奉的原则。”
玻尔与海森堡既是师生，又是忘年交，关系甚密，情同父子。1921—1927年，两人在哥本哈根共事，进行量子物理理论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海森堡与玻尔身处两大敌对阵营，在1941年“哥本哈根会谈”之后，两个人的友谊宣告结束。
话剧《哥本哈根》中，两人回忆那次著名的“哥本哈根会谈”，非常精彩：
海森堡：它不是什么秘密，从来也没什么秘密。我记得绝对清楚，因为事关我的安危，我言语极为小心。我简单地问你，作为一个有道义良知的物理学家能否从事原子能实用爆炸的研究，对吗？
玻尔：我记不起了。
海森堡：你记不起了，不，因为你立刻变得非常警觉，你当场就哑了。
玻尔：我惊呆了。
海森堡：惊呆了。好，你想起来了。你站在那儿，惊恐地盯着我。
玻尔：因为，含义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你正在研究它。
海森堡：然后，你贸然断定，我正为希特勒研制核武器。
玻尔：你就是！
海森堡：没有！只是一个反应堆！那是我们正在研制的东西！一个制造动力的机器！用来发电驱动船只！
玻尔：你根本没说什么反应堆。
海森堡：我什么都没说！没法多说。我不知道我多少话会被窃听，多少话你会告诉别人。
玻尔：但我问过你，你真的认为铀裂变能够应用于制造武器吗？
海森堡：啊！现在想起来了！
玻尔：而我清楚地记得你的回答。
海森堡：我说，我现在知道它是能够的。
玻尔：这真令我万分惊恐。
海森堡：因为你一直深信不疑研制武器必须有 235，而我们绝对分离不到足够的量。
玻尔：反应堆——是的，或许是的。因为它是无法自行爆炸的，你可用天然铀中的慢中子保持连锁反应。
海森堡：尽管我们当时意识到，就是一旦我们启动了反应堆。
玻尔：天然铀中的238，便会吸收快中子。
海森堡：完全符合你1939年的预测，试验的一切循着你的基本论述发展，238吸收快中子，然后一起转化为另一新的元素。
玻尔：镎，而在其逐步衰减的过程中转化为另一种新的元素。
海森堡：至少它可以裂变，就像我们无法分离的235。
玛格瑞特：钚。
海森堡：钚。
玻尔：我本来自己可以做的。
海森堡：如果我们能建成反应堆，我们就能造炸弹。这就是我为什么来哥本哈根。但是我什么都不能说。而谈到这点你不愿再听。炸弹已在你脑中迸裂。我意识到我们在走回去，我们的散步结束了。我们这次谈话的机会永远失去了。
玻尔：因为我已经抓住了核心要点，那就是不管用何种方法，你已经发现了为希特勒提供核武器的可能性。
三个人不断地重现着这次对谈的不同版本，每个人的说法不同，俨然是一出罗生门。玛格丽特在刚开始一再重申，“只谈物理，不谈政治”。然而这正是他们的痛苦之处，物理与政治紧密挂钩，无从选择。即使对物理知识丝毫不感兴趣，不懂核反应堆、不懂量子力学、更不懂裂变，但是，当海森堡说出，“人们更容易错误地认为刚巧处在非正义一方的国家的百姓们会不那么热爱他们的国家”时，你一定能听懂他的痛苦是什么。一名伟大的科学家，他可以为了科学研究将生死置之度外，但是，他始终站在自己的国家——非正义的一方。
《哥本哈根》的编剧用量子物理的不确定性去无限接近真相。舞台上的海森堡一次又一次从白色大门中推门而入，不断进入新的假设，像是推着石头上山的西绪弗斯。他们曾讨论滑雪、音乐、打牌，他们曾欢笑，他们谈最爱的物理，但最后还是不得不谈到政治。当我们的科学到了非常尖端的时候，它所面临的不只是科学，还将面临它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变化，很多东西是不可控的，科学家对科学的态度，对人类命运的良知，永远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