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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毕业实习是1982年9月开始的，我被安排回到我的家乡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实习。1983年元旦后，我轮转到内儿科（当时的县医院内科、儿科在同一个病区单元）实习。那时内科有一个相对独立的有三间病房的病区，是内设的干部病房（县里科级以上领导干部住院病房）。干部病房由科内的资深医生或科主任主管，实习生是不能擅自单独去查房的。正因如此，导致我对干部病房有一种好奇感，很想知道生病的领导干部到底和普通的老百姓有什么不同，也很想去看看干部病房到底是个啥样子，但又不好意思和老师讲，所以只要稍有空闲，我就会在干部病房的走廊前徘徊。
有一天下午，当我又一次在干部病房走廊前面走过的时候，听到有个声音在叫我：小医生请你过来一下。我回头一看，有位50多岁的男子站在病房门口叫我呢。我回答：您好！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助吗？这位中年人面带微笑对我说：请你进来帮我检查一下，看看我到底得什么病。我说，我是实习医生，这里是干部病房，您是领导，按规定我是不能单独给您看病的。他说：没关系的，我自己愿意嘛，想和你聊聊，让你帮我看看。你不是实习生吗？也要找机会多练习，我愿意给你做样板，你可以在我身上好好做一下健康检查啊。
既然这样，恭敬不如从命，我就走进了那个病房。那位中年男子告诉我，他近期突然消瘦了许多，两三个月体重减了八九公斤，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舒服，医院院长知道这个情况后，叫他来住院做个全面的身体检查。我认真地询问了他的现病史、既往史、生活史，他除了有喝酒、吸烟史，没有什么特殊情况。问完病史之后我就完全投入了一个医生的角色中，开始对病人进行全面认真的体格检查，按顺序从上到下、从头到脚进行望、触、叩、听。刚开始没发现什么，但当进行右上腹肝脏触诊时，我似乎触到质地锐硬的肝的边缘（正常是触不到肝脏的）。我有点紧张不敢相信，请他配合采取左侧卧位后再次仔细地进行肝脏触诊，这时我心里确认这是质地异常坚硬的肝边缘，按教科书讲，这样的肝脏体征不是肝癌就是肝硬化。
看到我有点紧张的神色，他说，小医生，你是不是发现什么异常？如果有什么你可要告诉我啊，就是癌症也不怕的，我是当过兵在战场上经历过生死的，有什么情况请实话实说。我急忙调整情绪，镇定地回答，我没有什么特殊的发现啊，您别担心。说完我就离开病房，回到办公室后，我立即报告我的带教老师，说了我的发现，并把我检查的整个过程向老师汇报，还特别自信地强调我所触到的应该是有问题的肝脏，请老师再次去复查一下。老师接受了我的建议再去检查了病人，确认其肝脏真有问题。老师马上报告科主任，科主任立即报告院领导，下午上班后就对病人进行了全院大会诊，第二天就把病人转送到南宁，去广西医学院附属医院（现在的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做进一步检查……
我看到医院如此兴师动众，便问老师：那人是谁啊？老师告诉我，那是县里的一位领导，当然得重视啦。但没过两周这位病人又从广西医学院附属医院转回县医院，还是住到原来的那间干部病房。我从老师那里了解到，病人最后确诊为肝癌晚期，并且已经全身转移不能手术了，估计留给病人的时间不多了，最好的办法是尽可能减轻其痛苦，因而又转回县医院保守治疗。之后我轮转到外科实习了，就再也没有见过这位病人。后来听说他在转回县医院后不到一个月就病逝了。尽管我和他只是萍水相逢，但得知这个消息，我还是一阵阵地心疼。
40年过去了，我还常常想起这件事。一名医生精湛的医术离不开千万个病例的积累。那次病房偶遇这样一位病人，对我这个初入医门的实习医生来说，不仅仅是一次独立“查房”的机会，更是我对从医路上“信任”二字在医患关系上最初的体验。有时我会想起这个病人，更怀念那个医患关系淳朴自然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