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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在神经症中所起的作用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不过，要发现这些冲突却十分困难，这与它们主要存在于无意识中有关，但更多的原因在于神经症患者通常会想方设法地否认它们的存在。那么，我们可以根据哪些迹象怀疑潜在冲突是存在的呢？在第一章所举的例子中，有两个很明显的因素表明了冲突的存在，其中之一就是冲突产生的最终症状：在第一个例子中，最终症状是疲倦和烦躁；在第二个例子中，最终症状是偷窃。其实，每一种神经症症状都能够证明确实存在冲突，即每一种症状几乎都是由冲突直接或间接引发的。我们将会慢慢看到未被解决的冲突给人们带来的影响，看到它们是怎样导致焦虑、抑郁、惰性、优柔寡断、孤独等情绪状态的。虽然我们还不能揭示冲突的确切本质，但是对其因果关系的理解对我们将注意力从表面的紊乱转向它的源头大有帮助。
另一个表明冲突存在的因素是自相矛盾，在第一个例子中，我们看到尽管工程师觉得同事那样对他不对，对他来说很不公平，可他并没有反抗；在第二个例子中，一个非常珍惜友谊的人却偷了朋友的钱。患者有时也会意识到自己表现出的这种矛盾，但大多数时候，他对此都视而不见，而在一个毫无经验的观察者看来，这却是显而易见的。
自相矛盾表明肯定存在冲突，如同体温升高表明人生病了一样。现在，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些常见的自相矛盾的例子。比如，一个一心想着结婚的女孩却回避向她求爱的男人；一位母亲非常溺爱孩子，却经常忘记孩子的生日；一个对自己很吝啬的人却经常对他人出手大方；一个喜欢清静的人，却无法享受独处；一个对自己过于严厉和苛刻的人却对他人宽容和忍耐。
与症状不一样，自相矛盾往往能够帮助我们就冲突的本质做出试探性的假设。比如，深度抑郁是一个人正处于两难境地的标志，但是如果一位母亲非常溺爱孩子，却忘记了孩子的生日，我们也许会觉得这位母亲更关注的不是孩子本人，而是怎样成为一个好母亲，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存在这一可能性，即她无意识的表现让孩子感到失望或受到挫折，这与她想成为好母亲的理想互相冲突。
有时，冲突会浮于表面，即我们能够感受到冲突的存在，这和我所说的“神经症冲突是无意识的”这一论断似乎互相矛盾。实际上浮于表面的冲突只是真实冲突的变形或扭曲。因此，虽然可以选择逃避，但是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将不得不做出一个重大选择时，他可能会深陷于一种有意识的冲突中而难以挣脱。他也许无法决定：娶哪个女人或者要不要结婚？要不要继续维持与别人的合作关系？选择哪份工作？于是，他非常纠结，左右摇摆，难以做出任何决定。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会向心理分析师求助，期望分析师能帮他厘清自己的问题。不过他肯定会失望，因为他目前的冲突只是内心冲突最终爆发的临界点。倘若不继续往下探寻，发现隐藏在背后的冲突，他的问题将难以解决。
患者与周围环境之间的矛盾是他内心的冲突被外化并出现在他有意识的思维里的体现。或者，当一个人发现他的愿望与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毫无缘由的恐惧和压抑互相矛盾时，他也许会意识到他内心的冲突可能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越了解一个人，我们就越能将那些导致神经症外显症状、自相矛盾以及表面冲突的矛盾因素识别出来，不过必须说明的是，因为矛盾的种类和数量都增加了，这种情况反而会令人更加困惑。因此我们自然会问：会不会有一个基本冲突隐藏在一切冲突背后，并且它就是所有冲突的根源？我们用一段不和谐的婚姻来对冲突的结构进行解读。在这段婚姻中有很多涉及朋友、孩子、理财、一日三餐等的分歧和争吵，这些矛盾在表面上看似乎并不相关，但其实它们都源于这段婚姻关系本身存在的不和谐。
从古至今，人们坚信人格中存在着某些基本的冲突，这种冲突在不同的宗教和哲学领域中所起的作用都十分重要。它的表现形式有上帝和魔鬼的较量、光明和黑暗的较量以及善与恶的较量。在现代心理学中，弗洛伊德在这一论题和很多其他方面的理论研究都具有开创性，他的第一个假设就是，盲目追求满足的本能驱力与家庭和社会形成的险恶环境之间的冲突即为基本冲突。在人的幼年时期，险恶环境就已内化于人格之中，从此便以严厉的“超我”形式出现。
这个假设十分严肃，不太适合在这里讨论，那样的话，我们就需要详细地论述所有反对力比多理论的观点，因此我们先抛开弗洛伊德的理论前提，尝试对这种观点本身的意义进行理解。这样，只剩下这一论点：复杂的冲突的根源是原始的利己驱力和良知之间的对立。如同我将要说明的观点：我认为在神经症结构中这种对立（或者是我认为与这种对立大致相等的东西）具有重要的地位，不过对于它的基本属性问题我却有不同的看法。依我之见，尽管它是一种主要冲突，但它是继发性的，是在神经症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必然结果。
我将会在后面详细论述自己持有这种不同看法的原因，这里先提一点：我对一切存在于欲望和恐惧之间的冲突会造成一个神经症患者产生十分严重的内在分裂，以及它可以毁掉一个人的生活的说法都持怀疑态度。弗洛伊德假设的那种精神状态表明，神经症患者有能力为达成某种目的而奋斗，只是恐惧心理阻碍了他的努力。我认为，神经症患者丧失努力实现目标的能力就是冲突的根源，因为他的一切愿望都是分裂的，即他的一切愿望都是相互抵触的。它所形成的状态确实会比弗洛伊德所设想的复杂得多。
虽然与弗洛伊德提出的基本冲突相比，我所认为的冲突更具破坏性，但我对于最终解决矛盾的可能性的观点却比他更乐观。弗洛伊德认为普遍存在的基本冲突在原则上是无法被解决的，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更好地妥协或者更好地控制。而我的观点是神经症的基本冲突不一定作为根由而出现。假如真的出现了，只要患者愿意付出努力并且可以承受分析过程中的艰难，是有可能解决它的。我与弗洛伊德观点的区别是：我们从不同的前提出发，得到的结果也截然不同。
弗洛伊德对基本冲突问题的回答在哲学上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抛开他思想中的各种暗示，可以将他关于“生”“死”本能的理论归结为人类的建设性和破坏性力量之间的冲突。弗洛伊德更关注的是这两种力量是怎样融合起来的。比如，他用性本能和破坏本能相结合的方式来解释受虐和施虐驱力，而且他并不想把这一概念与冲突联系起来。
如果在对冲突的研究中运用我的观点，就要引入道德观念。而弗洛伊德认为，道德观念只是对科学领域的非法入侵，他按照自己的信念，努力构建了一种根本不涉及道德观念的心理学。在我看来将弗洛伊德的理论和基于这一理论的治疗方法限制在极小的范围内的正是这种“忠于科学”的努力。又或者说，他的这种努力似乎注定了他的失败，尽管他已经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他也无法认清冲突在神经症中所起的作用。
荣格
也十分强调人类的相互冲突。他通过观察个体存在的多种矛盾，总结出了这样一条规律：每一个冲突的存在都意味着它的对立面的存在。表面的外向掩盖着内向；外表柔弱而内心刚强；思维和理智在表面上占据主导作用，而内心却重视情感等。至此，荣格好像将冲突看成了神经症的一个基本特征，然而他又进一步阐述这些对立面是互补的，并不冲突，其目的就是接受两者，并靠近理想的完美状态。对他来说，神经症患者是指对某一方面的发展过于注重而陷入困境的人。荣格在“互补法则”中论述了这些观点。我认同荣格所说，在一个完整的人格中会体现出包含互补因素的对立倾向，不过我认为，这些因素产生于神经症冲突，是患者解决冲突的各种尝试，因而被患者执着地坚持着。比如，一个内向、沉默寡言的人，只关注自己的感受和想法而对他人视而不见，倘若我们把他的这种表现看作是一种真正的倾向，即这种表现取决于机体素质并通过经历得到了强化，那么就验证了荣格的推理，有效的治疗步骤为：先告诉患者他具有潜在的“外倾”倾向，分别指出对任何一个倾向的偏重带来片面性的危险，尝试鼓励他接受这两种倾向，使其并存于自己的生活中。不过，倘若我们把患者的内倾（或者，我更喜欢叫它病态的超脱）看作是他逃避冲突的一种方式，那么我们面临的任务就是分析内倾外表之下隐藏的冲突，而不是鼓励他外倾一些。只有将这些冲突一一解决，才可以接近“内在完整”这一目标。
现在该阐述我的观点了。在我看来，神经症的基本冲突存在于一个人对别人的矛盾态度之中。在开始具体讨论前，让我们先回忆一下“化身博士”的故事：海德先生既敏感、体贴、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又无情、残忍、自私自利。在这个故事中，主人公对矛盾有着戏剧性的表现。当然，我不想暗示神经症分裂患者都和这个故事中的主人公的情况相同，我只想指出，我们往往可以在患者对待他人的态度中看到根本的矛盾。
要追寻这个问题的起源，我们必须讨论一下被我称为“基本焦虑”的概念，它是指患病儿童在一个有潜在敌意的世界中所体验到的孤立和无助。许多外界环境中的不利因素都可能使孩子缺乏安全感，比如：冷漠；情绪化的行为；直接或间接的管教；缺乏正确引导；轻蔑的态度；不尊重孩子的需求；缺少温情；过多赞美或者没有赞美；过分溺爱；不允许孩子与别的孩子交往；让孩子在父母的不和中“站队”；歧视；不公平；不遵守诺言；让孩子承担太多的责任或者任其无所事事；敌对的氛围；等等。
需要特别提醒家长注意的一点是，环境中潜在的虚伪会被孩子觉察到。他们会认为父母的爱和他们所表现出的诚实和慷慨以及他们所做的慈善活动等都可能是伪装出来的。在孩子的感受中，父母的这些行为确实有一部分是虚伪的，但其他的或许仅仅是他从父母行为中感受到了矛盾而做出的反应。通常来说，导致这种情况的因素常常是一起出现的，它们可能很明显，也可能很隐蔽，所以分析师只能一点点地认识到它们对孩子的成长所造成的影响。
由于受到这些令他们不安的状况的困扰，孩子们不停地寻找应对这个潜在敌意世界的方法。虽然他们充满了怀疑和恐惧，但在面对所处的环境时，他们还是无意识地形成了自己的应对方式。他们不仅找出了应对策略，而且还形成了自己的性格倾向（我称其为“神经症倾向”），并将这些性格倾向融入了他们自己的人格中。
如果想要知道冲突的形成过程，我们就要全局性地对孩子们在这些情况下可能选择的或者实际选择的行动进行观察，不能仅将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在个体的趋势上。尽管我们暂时无法看到细节，但可以对孩子们应对外界环境时采取的态度进行观察。一开始，我们看到的状况可能会非常混乱，但有三种倾向早晚会逐渐明朗起来：迎合他人、对抗他人或远离他人。
当孩子迎合他人时，尽管依然存在隔阂和恐惧，但他还是想正视自己的无助，试图获得他人的喜爱并且对他们产生依赖感。只有这样，他才能在和他人待在一起时感到安全。倘若家中发生了争执，为了获得归属感和支撑感，他一般会支持强势的那一方，这样他就会觉得不再像以前那样孤立和无助了。
当孩子对抗他人时，他会对周围环境抱有敌意，因此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发起反抗。他对他人的情感和意图持盲目怀疑的态度，并用所有可能的方式进行反抗。为了保护自己，也为了报复，他想变得更强大，打败他人。
当孩子远离他人时，他孑然一身，既不愿获得归属感，也不愿反抗。他认为自己跟别人根本不一样，别人怎么也理解不了他。他用玩具、书籍、大自然和梦想构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
上面描述的每一种态度，都过分强调了基本冲突中的某一种倾向：第一种态度中强调的是无助；第二种态度中强调的是敌意；第三种态度中强调的是孤独。其实，孩子表现出来的不可能只是三种态度中的某一种，因为在这些态度的形成过程中，三种倾向肯定会全部出现，我们看到的倾向只是在其中占主导地位的那一种。
随着对充分发展的神经症进行深入研究，上述的事实就显而易见了。我们见过能够明显地表现出前面三种态度中的某一种的成年人。但我们也能够看到，他的其他倾向依然会发挥作用。比如，我们可以在一个明显表现出依赖和顺从的人身上，发现对孤独的需求和攻击倾向；一个明显怀有敌意的人，也需要独处，也会有顺从的一面；而一个离群索居的人，也可能会对他人怀有敌意或渴望友谊。
不过，决定实际行为的最主要力量依然是占主导地位的倾向，它代表着人们应对他人最熟练的方法和手段。因此，一个有孤独倾向的人为了使自己与他人保持一个安全距离，会使用各种无意识的方法，因为他在所有需要与他人共处的情况下都会手足无措。此外，患者在意识中最能接受的倾向通常会占主导地位。
然而，这并不表示另外一些表现不明显的倾向就没有发挥作用。比如，一般很难判断一个表面上显得顺从、依赖的人，对获得喜爱的需求是否超过了支配他人的愿望，只是他的攻击冲动表现得更为间接。很多例子都能证明潜在的次要倾向可能具有更大的力量。在这些例子中，次要倾向与占主导地位的倾向发生了逆转。无论是儿童或成人患者中，我们都能看到这样的换位。英国小说家毛姆的作品《月亮和六便士》中的思特里克兰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也经常能够在女性患者的案例中看到这样的转变。一个女孩原本有雄心，且有些叛逆，就像一个假小子，但当她爱上某个人之后，她可能会变得顺从、黏人，也没有了雄心壮志。或者，在遭遇重大变故后，一个习惯独处的人可能会变得有些病态地依赖他人。
应该在这里补充一点，类似这样的改变或许可以用来回答下面这些我们常常遇到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在童年时期就完全定型了，无法改变了？成年后的经历是不是一点儿价值都没有？从冲突的角度来看神经症的发展，我们对以上问题的解答就会比现在的答案更加充分。我认为，有以下可能性：如果孩子在儿童时期得不到严厉的管教，那么他后来的经历，特别是青春期的经历就可能会对他的性格塑造产生影响。然而，如果孩子在儿童时期就被严厉管教，那么后来的经历都无法改变他的性格。一部分原因是他的死板让他接受不了新体验，比如，他根深蒂固的依赖使他成为受人支配的角色，或者他的孤独可能严重到别人无法靠近他；另一部分原因是他一直用旧有观念看待新体验，比如，当被他人友好对待时，具有攻击性的人会将这种友好视为愚蠢或者居心不良，新的体验只会使旧有观念得到强化。当一位神经症患者表现出的态度与以往不同时，表面上看似乎是由于他进入青春期或成人期后的经历使他的性格发生了改变，但其实这个改变并没有看起来那么明显。事实上，是内在和外在的压力一起强迫他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而将先前占主导地位的倾向放弃了。不过，如果一开始就不存在冲突，是不会发生这种改变的。
用正常的观点来看，这三种倾向应该互相补充、和谐统一，而不应该相互排斥。一个人应该既能够向他人妥协，也能够坚持抗争，也能够离群索居。倘若其中某种倾向占据了主导地位，只能说明在那个方向上发展过度了。
但是在神经症患者中，这些倾向是无法调和的，这一点有很多证据可以说明。神经症患者在面对外界时不能做到灵活应对，他被迫去让步、抗争和逃避，而不管这些行为在特定的环境下是否合适。倘若他用其他方式行动，就会觉得恐慌。因此，当他的身上强烈地表现出这三种倾向时，他就陷入了严重的冲突之中。
还有一个因素将冲突的范围严重扩大了，那就是以上各种倾向并不只存在于患者的人际关系中，还会向他的整个人格蔓延，如同癌细胞会向机体的各个器官组织蔓延一样。最终，患者与他人的关系，以及他与自己、与生活的关系都会受到这些倾向的支配。如果我们没有充分地认识到这种支配的特性，就会轻易地把冲突导致的结果视为绝对矛盾，比如，顺从与反抗、爱与恨等。不过，这只会使人误入歧途，比如，我们想要对法西斯主义和民主制度加以区分，不能只注意到在对待某一个问题时二者的态度不同（比如，对待宗教或权力采用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态度是有区别的，但只强调其中一点就会让人混淆：法西斯主义和民主制度代表着两种格格不入的哲学，它们是截然不同的。
人际关系的冲突最终会对我们的整个人格造成影响，这一点绝不是偶然。人际关系十分重要，它肯定会影响我们的气质，决定我们给自己设定的目标和信仰的价值。而这一切又反过来对我们与他人的关系造成影响，所以它们是相互影响的。
我认为，神经症的核心是由源于矛盾态度的冲突构成的，因此应该将这种冲突称为“基本冲突”。补充一点，我之所以使用“核心”这个词不仅是为了说明它的重要性，还想要强调这一事实，即它是神经症的动力中心，神经症从这里向外延伸。这个观点是神经症新理论的内核，我会在下文中逐步说明它的含义。从广义上说，可以将这一理论视为对我早期观点的扩充，我的早期观点是神经症是人际关系杂乱无序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