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在对神经症进行研究时，不管我们的出发点是什么，不管经过的路途有多么曲折，我们最终都会认识到：神经症的源头是人格障碍。实际上，这一结论几乎被囊括在所有其他心理学的发现之中，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再发现。每个时代的哲学家和诗人都明白，患上精神疾病的人从来都做不到内心平静、思维理智，他们只会饱受内心冲突的折磨。用现代理论来说，不管其症状是怎样的，每一种神经症都是性格神经症。所以，在理论研究和实际分析中，我们应该努力做到更好地解析神经症的性格结构。

尽管弗洛伊德的起源理论没能让他对这个观点进行更加明确的陈述，但实际上，他的这些开创性工作成果已经非常接近这个观点了。后来，很多人陆续对弗洛伊德的研究进行了继承和发展，特别是弗朗茨·亚历山大、奥托·兰克、威廉·赖希和哈拉尔德·舒尔茨·亨克等，不过，关于性格结构的确切性质和动力学，他们还没有作出定论。

我的出发点与他们的非常不一样。弗洛伊德对女性心理学的假设促使我对文化因素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进行了思考。很明显，由于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我们才树立了男性阳刚、女性阴柔的观念，不过依我之见，我认为造成弗洛伊德的结论有一定偏差的原因正是他没有考虑文化因素。十五年来，我对这个课题的研究兴趣越来越浓，尤其是当我与埃里希·弗洛姆共事时，他用他渊博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知识让我清楚地认识到，社会因素不仅在女性心理学方面应用广泛，在其他方面同样也有重要影响。

1932 年，当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我的想法被证实了。我发现，这里的人们在气质和神经症等很多方面都与我在欧洲国家观察到的不同，而可以充分解释这一点的只有文化差异。后来，我将自己的观点写入了《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那就是神经症的源头是文化因素，更确切地说，人际关系障碍引发了神经症。

在写《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之前的几年里，我还进行着另一项研究，这项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寻什么是神经症中的内驱力。对于这个问题，首先给出答案的是弗洛伊德，他认为，强迫性内驱力是这些力量的源头，也是人们的本能，人们渴望获得满足，并且忍受不了挫败，所以它们不仅在神经症患者身上发挥作用，在其他人身上也会发挥作用。但是，倘若神经症的源头是人际关系障碍，这一假设就不成立了。正因如此，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以下几点：强迫性内驱力是神经症所独有的；它们的源头是孤独、恐惧、绝望和敌意等情绪，代表的是患者面对生活所表达的情绪方式；它追求的不是获得满足，而是安全感；它之所以有强迫性，是因为其背后潜伏着焦虑感。我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中清楚、细致地描述了这些内驱力中的两种——对情感和权力的病态需求。

尽管我发自内心地对弗洛伊德学说中最基本的原理表示认可，但我依然意识到，在我寻找更好的研究方向时，我的研究方向已经与弗洛伊德截然不同了。倘若弗洛伊德认为这么多本能的决定因素都是文化，倘若这么多他认为是“力比多 ”的东西都是由焦虑引发的对情感的病态渴求，其目的在于与他人相处时可以获得安全感，那么力比多理论就不成立了。尽管童年时期的经历很重要，但是在看待它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时，不应该只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去解释，因为，其他相异理论肯定会随之而来。所以，我认为有必要明确地表达出我的观点与弗洛伊德观点的不同之处。

与此同时，我还在继续探寻什么是神经症的内驱力。我把强迫性内驱力称为神经症倾向，并在之后出版的书中对十种这样的倾向进行了详细描述。我在那时已经意识到神经症性格结构的关键意义。当时，我将这种结构视为由许多个的以某种神经症为核心的微观世界相互作用形成的宏观世界。如果精神分析不是将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与以前的经历联系在一起，而是从我们现有人格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角度进行理解，那么我们几乎可以不需要专家的任何帮助就能认识并改变自己。这是这种神经症理论的一个特别的实践意义。当下的情况是人们对精神分析疗法的需求非常广泛，但是可以得到的帮助却非常少，因此，自我分析似乎让人们看到了满足这一需求的一丝希望。在我那本《自我分析》的书中，主要内容都是在对自我分析的可能性、局限性和方法进行讨论。

不过，我并不满足于对个体倾向的描述。当我将各种倾向准确地描述出来后，我仍然担心简单的罗列会使它们显得太过孤立。我能看到，强迫性的谦逊、对情感的病态需求和对“伴侣”的需要都是同一类，但我并未意识到，这些个体倾向结合在一起就代表着对自己和他人的一种基本态度和特殊的生活哲学。这些倾向正是我现在称之为“迎合”型性格结构的核心。

我也发现，神经症患者的野心与对权力和名望的强迫性渴望之间有一些共同点，它们粗略地构成了“对抗他人”的那种类型的组成因素。尽管对完美的追求和被人崇拜的需求都具备神经症的所有特征，而且给患者与他人的关系造成了影响，但它们好像主要涉及患者与自身的关系。还有，利用他人的需求与对情感和权力的需求相比，似乎不那么基础，也不那么广泛，就好像它是从某个大的整体上取下来的一个小碎片，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

后来，我的疑问被证明是有道理的。我的兴趣点在之后的研究中转移到了神经症冲突的作用上。我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中说过，神经症是不同的神经症倾向相互碰撞产生的。神经症倾向不仅会相互强化，还会在相互矛盾的神经症倾向之间制造冲突，尽管它们在开始时只与患者对他人的矛盾态度有关，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最终会将患者对自己的矛盾态度、矛盾的价值观以及矛盾的性格囊括进来。这些，我在《自我分析》一书中已经提到了。

我通过越来越多的现象认识到了冲突的重要性。最初，对我冲击最大的是患者居然完全不知道他们内心存在的矛盾，在我为他们指出这一点时，他们好像对此毫无兴趣，而且还会变得闪烁其词。在反复遇到这样的情况后，我发现，这种“闪烁其词”实际上表达了他们的一种态度，即十分反感如我这般想要帮助他们解决这些矛盾的分析者。最后，他们在清晰地意识到冲突后又显得十分惶恐。患者的这种反应让我知道自己是在玩“炸药”，因为他们害怕这些“炸药”会把他们炸成碎片，所以他们有充足的理由回避这些冲突。

然后我开始意识到，患者试图“解决”这些冲突的努力是收效甚微的，更确切地说，这种努力不仅会否认冲突的存在，还会制造出虚假的和谐表象。为了“解决”冲突，患者会自发地进行以下四种尝试：

第一种尝试是对一部分冲突进行掩盖，使它们的对立面占据主导地位。

第二种尝试是“远离他人”。现在我们重新认识了神经症性疏离，也就是孤独的功能。孤独是一种对待他人时最初的矛盾态度，是基本冲突的一部分，同时，由于在自己和他人之间保持情感距离会让冲突难以发挥作用，所以它还具有尝试解决冲突的意图。

第三种尝试的类型与前两种迥异，神经症患者不是“远离他人”，而是远离自己。对他来说，他整个人的真实自我会显得有些不真实，所以，为了完善真实的自我形象，他会在心中创造一个理想化的自我形象。在这个理想化的自我形象中，冲突不再表现为冲突，它的每个部分都经过了美化，像是一个丰富人格中的不同组成部分。很多之前我们并不了解也无法分析的神经症问题都因这种尝试得到了合理的解释，之前无法归类的两种神经症倾向也因此归了类。力图符合理想化的自我意象是对完美需求的表现；对被人赞美的需求可以视为需要他人肯定自己就是那个理想化意象，这种意象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越大，就越难以满足自己对赞美的需求。因为这种理想化意象对整个人格都有深远的影响，所以在所有解决冲突的尝试中，它可能是最重要的。但因为它能导致新的内在分裂，所以需要进一步修补。

第四种尝试是外化，这种尝试的出现主要就是为了消除这一内在分裂，尽管它曾无声无息地掩盖了其他冲突。患者通过“外化作用”，会觉得内心的活动是在自我之外发生的。如果理想化意象代表着与真实的自我脱离，那么外化作用则会促使意象与真实的自我更彻底地分离。除此之外，它又制造了新的冲突，更准确地说，是将原有的冲突，特别是自我和外界之间的冲突，无限放大了。

以上内容就是我列举的患者为“解决”冲突而进行的四种尝试，其中一部分似乎常常能在各种神经症中起到不同程度的作用，另一部分则会使人格发生深刻的变化。当然，并非只有这四种方法，只是它们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比如，绝对正确，代表患者想通过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平息内心的疑虑；玩世不恭，代表患者想通过蔑视一切价值来消除与理想有关的冲突；过度自控，代表患者想通过纯粹的意志力强行将已经分裂的内心世界整合起来。

与此同时，我渐渐看清了这些悬而未决的冲突引发的后果，比如，各种各样的恐惧、道德的丧失、精力的浪费以及因感情纠葛而陷入深深的绝望。

但直到我看到了患者彻底丧失希望的状态后，我才开始思考施虐倾向的意义。现在我知道，这些施虐患者是因为对自己丧失了信心才会假装通过替代性生活来尝试解决冲突。我们会在追求施虐快感的人身上看到一种激情，这是施虐者对复仇快感的渴求。因此，我认为，破坏性的剥削欲望是一种非常广泛的行为模式，而不是一种独立的神经症倾向。我们在找到用以称呼这一群体的更准确的术语之前，暂且将其定义为“施虐狂”。

自此，出现了一种关于神经症的理论，迎合他人、对抗他人和远离他人这三种态度之间的基本冲突就是它的动力中心。患者既害怕自己的人格分裂，又要维持自身的完整功能，因此他便开始孤注一掷地尝试解决冲突。虽然他能制造出一种人为的平衡，但是新的冲突也会持续产生，为了消除这些新冲突，他又要不断地寻找新的补救措施。神经症患者会因避免人格分裂、试图进行整合的行为，变得更具敌意、更加恐惧、更加绝望、更加疏离自己和他人，导致病情更加严重，也更加难以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法。最后，患者会陷入绝望，所以就更想在施虐行为中获得补偿，而这样反倒更加重了他的绝望，并产生新的冲突。

这就是神经症的发展和它导致的性格结构的整体状况，令人十分沮丧。那我为什么还要说我的理论是具有建设性的呢？因为它打破了那种认为神经症可以通过非常简单的方式“治愈”的不现实的乐观主义，当然，悲观主义亦然。而我之所以称其具有建设性，是因为虽然它意识到了神经症的复杂性与严重性，但依然提出了积极的、乐观的观点，它不仅对缓和潜在的冲突有所帮助，还能在实践中真正地将这些冲突一一解决，帮助我们为整合人格而努力。神经症冲突无法通过理性解决，而且患者自身的尝试可能不仅会毫无作用，反而会有负面作用。不过，可以通过改变人格中促成冲突的状态来解决这些冲突。因为精神分析有助于一个人缓解敌意、恐惧和绝望等感受，减轻与自身及与他人的疏离程度，所以只要精神分析工作做得恰到好处，就可以改变这些状态。

弗洛伊德之所以对神经症及其治疗持有悲观态度，是因为他深刻怀疑人性善良和人类发展，在他看来，人天生是要受苦和被毁灭的。人只能对驱使人行动的本能加以控制，或者至多使其被“升华”。而我却坚信，人不仅有愿望，还有能力发展自己的潜能，并且会变得更好。不过如果一个人与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不断被干扰，他就可能会丧失这一潜能。我相信，只要人活在世上，就可以改变自我，并且可以持续改变。而且，随着理解的不断加深，我更加坚定了这一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