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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未来在希望的田野上/人们在明媚的阳光下生活/生活在人们的劳动中变样……”
1982年的春节文艺晚会上，当时年仅20岁的歌手彭丽媛演唱了一曲后来红遍大江南北的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
这首歌的词作者晓光，1981年去安徽小岗村深入生活，在那儿深切体会到改革开放给中国大地带来的新活力，于是仅用了半天时间就写出了这首充满激情和活力的歌词。这首歌深深感染着即将从四川农业大学毕业的陈育新，他当时就冒出了毕业后要回乡当农民搞养殖业的念头。
人如其名——陈育新确实是一个不甘于现状、敢于冒险、敢于创新的人。即使在当农民的十几年时间里，他也在不断折腾着，尽自己最大的可能企图改变着平庸的命运：
他在冬天种青椒，成为市面上的抢手货；
他在墙上种红苕，比地里种的块头大得多；
他用自己的体温给蔬菜种子催芽，上市的时间总比别人早一些；
他利用当地丰富的竹子资源发展副业，设计制作了不少竹书架出售；
他几乎天天挑灯夜战，学习种田养殖的科学技术……
即使在四川农学院读书期间，陈育新也一直密切地关注着中国农村的变化。当时，报纸上对长途贩运等行为斥之为“投机倒把”，1983年牟其中便是因为在重庆做了一万个仿制的“555”牌座钟倒卖到上海去，被四川省万县以“投机倒把罪”收押。
陈育新和同学们慨然联名致信《四川日报》，反对以“投机倒把”的罪名打击贩运者，提出长途贩运可以搞活流通、促进生产。这在当时无疑是振聋发聩之声。
毕业后，他分配到了新津县农业局当了一名技术员，但这位满脑子猪仔鸡娃、化肥农药的农技员，对日复一日的贫困现状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
1982年12月4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这部新修改的《宪法》“总纲”第十一条中说：“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通过行政管理，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体经济。”
个体经济第一次写入了国家宪法，使得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获得了稳定的法律支持，也无异于给蠢蠢欲动的陈育新一剂强心针。他马上做出决定：停薪留职，回到古家村开始创业！
于是，在1983年2月除夕夜的前几天，四川省新津县顺江乡古家村一间泥砖墙、茅草顶的小屋里，召开了一次将决定整个家族命运的方桌会议，会议的主角是刘家的四个同胞兄弟。
越无产，越革命！四兄弟中家庭条件最差的老三陈育新，企图改变命运的心情最为迫切，他决定孤注一掷：“我爱人是农民，我也当过12年农民，就让我先辞职回家试验，砸了锅也还能靠两亩承包田过日子。”
其他几个兄弟也热情拥护老三的做法。老四刘永好紧握着拳头说：
“我情愿冒风险背‘农皮’，也不愿安安稳稳地当一辈子穷教师。人生不过几十年，年轻不闯几时闯？农村正在进行改变，我们这些从农村出来的人应该投身到这场改革中去，趁着我们还有一股子拼劲，有不算笨的脑子，大干一场吧！可不能错过了这个千年不遇的大好机会啊！”
激情之后，更多的是理智的分析。
为什么四兄弟要选择古家村这样偏僻贫困的农村去创业搞养殖业呢？
首先，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率先成为改革开放的试水区，经过几年的时间，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粮食大量增产，人们对生活的要求开始升级，已经不再单纯满足于吃满肚子了，而是对肉食、禽蛋等农产品有了更丰富的需求。1980年1月18日，国家商业部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各大城市敞开供应猪肉。而类似的文件国家不厌其烦地下发了10多年；
其次，当时虽然在各个城镇都开始有了个体户，但多少还是会受歧视，但在当年的农村里，因为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的深入推广，农民们几乎每个人都成了个体户，所以不存在着歧视的问题；
再者，国家在1982年提出了“科技兴农”的号召，而四川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省，刘氏兄弟作为从农村出身的知识分子，自然有一般人难以比拟的优势；
另外，四兄弟的母亲曾在农村当过很长时间的小学老师，作为新津县第一任农业局局长的父亲在当地也颇有知名度，而兄弟几个不是在古家村出生、就是在古家村成家、甚至在古家村插过队，刘家和古家村的村民充满了难以割舍的感情。
创业做什么呢？
陈育新想起来，曾在什么地方看到有一种叫红育的良种鸡可以推广。他认为，推广这种鸡，可以改变农民的养鸡模式，让农民多赚钱，自己也可以得到收益。陈育新建议，建一个良种鸡场，把外地的鸡种引进来，孵化成小鸡卖给农民，然后再回购本地农民的种蛋，再孵化成小鸡出售。以此为契机，可以把贫困的新津县变成一个良种鸡的养殖县。
刘家的家庭会议开了三天三夜，越开越明朗、越开越兴奋。最后大家通过了一项特别决议：“脱公服”当专业户，共同谱写一曲属于他们自己的“希望之歌”！陈育新先行动起来，其他几个兄弟再伺机跟进。此时，陈育新大学毕业后工作还不到半年的时间。
这个决议在小小的新津县城掀起了一阵波澜——刘大镛的四个儿子中，有三个大学生、一个中专生，毕业之后又分别进入成都906厂计算机所、新津县教育局、新津县农业局和四川省机械工业管理干部学校，好不容易从农村爬出去并且每人都捧上了一只令人艳羡的“铁饭碗”，却想不到他们竟然要抛弃这一切又回到“原地”！
当时甚至连他们的母亲都难以理解，她这样责问陈育新：“农村太苦，你当了10 多年农民，还没当够？”但创业的激情在四兄弟心中激荡，他们已经不顾一切了。
因为政治问题，父亲及其整个家族都受到了牵累，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都倍受磨难，所以兄弟几个在创业之前，无形中把政治的正确与否作为重要的考量因素。而他们准备创业的1982年，正好碰上了国家对经济进行了一场整肃运动，到年底共立案各种经济犯罪16.4万件，判刑3万人。
为了确保自己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没有“拉社会主义后腿”，1983年3月，陈育新跑到县里找到当时的新津县委书记钟光林，问他辞职回乡创业“要不要得？”
“没啥子问题嘛！”县委书记钟光林很开明，但紧跟着提了一个条件：“你们要带起10户专业户。”
虽然有了县委书记的支持，但一个大学毕业后要辞职去干个体户，这在当时是非常反常的，县里都没办法批准。直到1983年10月16日，陈育新停薪留职的报告才被四川省政府批准了。而陈育新正式辞职，则是在1985年1月4日。
对于当时月工资只有三、四十元的四兄弟而言，创业资金成为一大难题。他们首先想到了向银行申请贷款1000元，但结果是当头一盆冷水，银行根本不搭理他们！在当时，国家对私营企业贷款没有先例，相关政策直到10年之后的1992年才出台。
此时，母亲为他们拿出了自己辛辛苦苦积攒的一点积蓄，但这还远远不够。大家决定破釜沉舟，把自己的家当变卖了——刘永言把自己的一块电子手表卖给了厂里一位新来的实习生，腿脚不便的刘永行甚至把自己代步的一辆永久牌自行车也卖了……就这样，好不容易，大家凑足了1000元资本。
这点钱对于创业来说还是捉襟见肘，兄弟们必须小心翼翼地安排这点资金。没有地方，陈育新就把自己的住房改造成了育雏室；没有孵化箱，他们就到货摊上收购废钢材，然后到工厂租用工具自己来做，大年三十的晚上，他们四兄弟竟然在一起敲废铁桶做孵化器；良种场需要用铁丝来做墙体材料，刘永好就跑到成都的一些建筑工地，找了一大抱废铁丝回来；他们甚至连一把剪刀都舍不得买，而是找了两块废钢自己制造；他们用秤称水泥、用斗量砂子来计算建筑材料的比例，尽可能不浪费一点点材料……
后来良种场扩大，需要建造新的厂房，刘永好专门从成都买回一拖拉机的旧砖。由于道路狭窄，拖拉机无法进村，旧砖被卸到了两公里之外。几个农民兄弟来帮忙，大家手抱肩扛，愣是把一车砖给搬了回去。那一天是1983年的12月8日，非常冷的一天。
等育种场建立起来后，种鸡蛋的收购成了一个难题。当时，国家恰好进口了一批良种鸡，分散给成都周边各个县的农贸公司，每个公司大概有十几只，然后又分散到各个农户家里。刘家兄弟听说后，决定找到这些农户，用比市场高一倍的价格收购这些良种鸡孵出的鸡蛋。
收购很辛苦，每天都要骑上自行车，带一个筐子，到方圆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的地方去寻找这些良种鸡蛋。一次，刘永好收购了200多个蛋，回家的时候已经是夜晚10点多了，在途经某处田坎的时候，一只狗突然窜了出来，扑到刘永好脚后跟上狠狠地咬了一口，刘永好疼痛难忍从车上摔了下来，他一天的辛苦成果也全部鸡飞蛋打。等他拿着仅剩的一枚鸡蛋回到家里时，已经是凌晨6点多了。
陈育新在良种场的工作很顺利，孵化出来的小鸡苗供不应求。刘永言又决定，良种场想要大量孵化，必须要用电孵的方法。为了大哥这句话，刘永行在家里忙开了。他自告奋勇地买了些零件回来，又把家里的碗柜做成了孵化器。
为了节省成本，刘永行买的是处理的电子器件，所以第一次试验时，稳压器居然冒起了烟，幸亏及时切断了电源。第二次电孵实验，由于刘永行日夜奔波太过疲倦，在孵化前一晚居然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结果因为夜里电压过高又把继电器烧坏了，马上要出壳的小鸡也被全部烧死。
等刘永行一睁眼，虽然看到的是满眼已经烧死的已有绒毛的小鸡，但他仍然十分高兴，因为他知道自己快成功了。1983年9月，在反复试验和失败后，刘永行设计制作的孵化箱终于成功了。看着第一批电孵小鸡了，35岁的刘永行高兴得像个小孩子一样。
此时，四兄弟把各自的看家本领都用上了。1984年3月，老大刘永言又设计出大型全自动蜂窝煤孵化室并投入运转。
辛苦劳动终于换来了丰硕成果——到1983年底，兄弟们一盘点，这一年育新良种场孵鸡5万只，并带出了11个专业户。他们超额完成了年初县委书记交给他们带领村民共同致富的任务。
在刘永行兄弟开始创业的1982年，在大洋的彼岸，两位叫汤姆·彼得斯和罗伯特·沃特曼的美国人，出版了一本后来风靡全球的管理著作《追求卓越》。在这本书中，作者如此断喝：“如果你不相信我们在开启一个大时代，你一定是一个白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