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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或整个中国实现了现代化，究竟谁能买得起十亿人生产的那么多的产品呢？”1980年夏天，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在访问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后，提出了自己的担忧。
这一年，邓小平亲自盛情邀请的一位日本企业家也来到了中国。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里，他给中国的领导人们讲起了自己的经营哲学，比如“要振奋产业报国的精神”、“要有高度的公司使命感，互相帮助”等。
这位日本企业家叫松下幸之助，在日本有“经营之神”的美誉。
而对当时尚在成都师范专科学校读书的刘永行来说，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的担忧无疑是杞人忧天！那年春节前夕，最让他头痛的难题是：家里只剩下了2块多钱，究竟是拿这钱用来开学之后给自己交学费，还是给儿子过年买肉吃？
刘永行的儿子刘相宇当时已经4岁了，因为眼馋邻居家过年都有肉吃，便也嚷嚷着要吃肉。刘永行犹豫再三，最后决定先拿这2元钱到市场上去买一只鹅，让儿子美美地过完年再说。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小孩子爱玩的天性被这只可爱的嘎鹅激发了，刘相宇兴高采烈地抱着它跑到屋外的池塘边玩耍。一时兴起，他松掉了捆着鹅腿的绳子，想一睹它“白毛浮绿水”的风采，谁知道转眼之间，这只鹅便“红掌拔清波”而去了。
到了嘴边的肉竟然飞了！顾不上诗情画意的刘永行夫妻，心急如焚地赶忙四处去寻找那只丢失的鹅。但奇怪的是，他们找遍了整个县城也不见它的踪影。这只鹅，就这样驮着儿子过年吃肉的梦想羽化而去，让刘永行心痛不已。
1980年的中国最流行的是一首《妹妹找哥泪花流》的歌曲，而在那个下午，刘永行的沮丧心情完全可以谱写成一首《哥哥找鹅泪花流》。
望着哭闹的小家伙，心痛心酸的刘永行只得把心一横——从大年初一到初七，别人都在热热闹闹地窜门访亲时，他却哪儿也不去，而是利用自己会修理电视、收音机的本事，在县城幼儿园门口的墙边摆了一个专门修理家电的摊位，并用白纸写了一幅大广告——“修理无线电，又快又好”。
在中国问题专家约翰·罗德里克的眼里，1980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令人兴奋的时代之一”。农民有了自留地，城市职工也开始涨工资并有了奖金，随着收入的提高，人民压抑已久的对物质生活水平的需求一下子迸发出来。
这一年，全国城乡市场商品销售激增，无论是农副产品还是家电产品的销量都在急剧提升，光电视机的销量，1980年上半年就比1979年上半年增加了1.8倍。尤其是广大的农村焕发勃勃生机，在县以下的消费品市场零售额的增长甚至超过了城市。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的姚依林在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中说：“整个经济活起来了。”
对死板的和无效的计划经济的放宽，在整个社会的最细微处体现出来的，是全国大大小小城镇上市容的变化。这些地方开始出现自由市场、流动摊贩及少量的货摊，比如磨刀匠、鞋匠、茶摊、饮食摊、家电修理摊等。1980年是个体户大量涌现的一年，刘永行因为丢了一只鹅，也被迫成为了其中的一员。
也许是春节期间可供选择的对象太少，财神爷只好找到了孤注一掷的刘永行，让他发了一笔多达300元的横财。这让刘永行有点目瞪口呆——在短短的7天时间里，竟然赚到了相当于他当时10个月的工资！这不但解决了儿子过年吃肉的问题，也解决了他自己明年学费的问题，甚至还解决了全家人一年的生活费。
但让刘永行更意想不到的是，这300元虽然安慰好了嘴馋的儿子，却吊起了另外四个人的胃口——那就是大哥刘永言、三弟陈育新、四弟刘永好和自己。大家觉得，既然财神爷如此平易近人，何不索性再和他多走动走动！
其实早在此之前的1978年，老大刘永言就进行过一次市场试水活动。当年，他成功研制出了《BCD数控编程软件》，软件在成都电机厂的试验成功，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
难得可贵的是，刘永言不仅仅是一个科技研究人员，更敢于迈出家门做一个技术推广者。为了把软件推向市场，刘永言咬咬牙扛上他自己研制的设备踏上了到全国各地推销软件之旅。
“你们在生产中有什么难以解决的问题吗？”刘永言上门去的第一句话，并不是向对方推销他的软件如何好，还是先问对方有什么难题。作为一个实用型科学发明家，一般电子机械厂里常遇到的难题对他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手到擒来的事，他借此建立了和诸多厂家的良好信任关系。
先推销自己，再推销产品！刘永言聪明地打开了推销自研软件的大门。时至今日，刘永言的软件仍在很多电机厂使用，国防大学甚至把它引入了教材。
这次脑力加体力的完美结合，让刘永言赚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也为以后希望集团的创业与发展定下了科技兴业、智赢天下的基调。
20世纪80年代初，当商机再现时，四兄弟自然首先想到的是依靠科技创业，办一家电子工厂。
这个想法在刘家当时的资源排列组合中，绝对是一个最优配置——老大刘永言和老四刘永好学的都是计算机和机械，老二刘永行已经搞了8年的无线电维修，老三陈育新也干过电子仪表装配之类的活。
四兄弟都崇拜大发明家爱迪生，既然他创办的公司叫GE，那自己的工厂就叫“新异”好了。
在办电子厂之前，刘永好兄弟决定先做一个音响样品。当时他们分了工：老大刘永言和老四刘永好负责电子元件，刘永行和陈育新负责音箱的木结构和包布。在查阅了大量有关资料并经过反复试验后，兄弟四人最后拿出了样品。为了测试音箱的效果，他们还把这件样品抬到了新津县的百货大楼里（全县城只有那里有音箱卖），和其他的音箱摆在一起播放同样的音乐，想不到竟然招来不少想购买的顾客。
音箱通过了市场的测试取得成功后，紧接着是要找合作者。兄弟几个拿着音响到乡下想和生产队合作，提出由刘家出技术和管理，生产队出钱，一起合作生产。但没有想到的是，此事上报到公社之后，公社书记一句“集体企业不能跟私人合作，不准走资本主义道路”，此事胎死腹中。
后来回忆起这段往事时，刘永好仍感到有些痛心：“我们失去了一次机会，我们的音响只能成为学校校办工厂的一个产品。后来，这个产品为学校创造了一定的价值，居然还被评为省级科技成果。如果当时我们做音响的话，现在我们有可能成为中国的电器大王，说不准的。”
在当时，国家的政策还只是鼓励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却没有明确的政策规定私人可以投资办厂。直到几年之后的1987年1月，中央才做出《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决定，第一次提出允许私营经济存在和发展。当时行走在灰色边缘的先行者们如履薄冰、随时面临可能降临的灭顶之灾，当时的基层干部更不敢轻易越雷池一步。
于是，刘家四兄弟只得把投资办厂的想法收起来，准备先从做一个养殖专业户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