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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每一种灾难都是祸，早临的逆境往往是福。”西方哲人夏普曾如此劝勉世人。这一点也在刘家四兄弟身上得到了强有力的应证。
1964年，没有如愿以偿考上北大的刘永言，最终被分配到成都电机厂工作。他并没有因此一蹶不振，反而更加好学上进。进厂后不久，他不但学会了磨工、电加工等，还通过自己的试验摸索，对机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从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工人在机床上的劳动强度，提高了工作效率。
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成为技术骨干后的刘永言，信心百倍、聚精会神地开始准备攻克厂里的一些技术难题。当时，厂里一直有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就是高频炉加热无法适度控温的问题。这个难题，让厂里生产出了不少次品、废品，带来了不小的损失。
极爱思索的刘永言，在工余时间经过无数次实验，终于找到了一种适合高频炉用的控温材料——铁磁，利用它的某种温度恒定的原理来控温。这项发明在全厂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被迅速地推广到全厂生产第一线。
1972年，已经停止招生多年的大学，以政治推荐和书面考试结合的方式开始恢复招生，但只“选拔具有二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入学”。
正是因为刘永言那种勤奋上进、勇于钻研的精神，1973年他终于被选送到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深造，开始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大学生涯。
在读书期间，刘永言有一次被学校派到湖南计算机厂实习。当时的计算机体积庞大，单是晶体管就是数万个，动辄需要用上百平米的屋子来盛放。每次在开机使用前，都要进行晶体管测试，每次晶体管测试均用手工一个个把着测，费时耗力并且无法做到精确无误。
为此，刘永言研究出了一种测试仪，测试晶体管时只需将晶体管导入该仪器内，合格或不合格立时得知。这项测试技术在当时迅速被各地拥有计算机的厂家运用起来。
大学生活结束了，刘永言又回到成都电机厂。从起点再到起点，已经“物是人非”——此时的他却已不再是一个磨床学徒工，而是一位佳绩不断、深受业内人士尊敬的工程技术人员了。
大哥刘永言是光荣的工人阶级的一员，三弟陈育新在乡下务农，四弟刘永好也作为知青下乡了，而老二刘永行因为腿伤的原因，只能留在了新津县城。幸好从小爱好无线电，所以在镇办的一家无线电维修厂谋得一份工作。在很长的时间内，他微薄的工资连自己的肚子都不能填饱。但凭着聪明和好学，刘永行很快成为新津县首屈一指的修理师傅。
幸运的是，还没等这颗不平凡的心老死于尘埃之中，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轰然降临。1976年是天翻地覆的一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相继逝世，又爆发了唐山大地震。但值得庆幸的是，“四人帮”终于被粉碎，结束了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
中国开始步入正常的发展轨道。
1977年，是改变很多中国年轻人命运的一年。
这一年7月，邓小平甫一复出就自告奋勇主管教育科技的工作。8月，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会上，众多教育界代表强烈要求对现行招生制度进行改革。
邓小平当机立断：“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此后的1977年8月13日至9月25日，第二次高等学校招生会在北京召开。
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城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考生要具备高中毕业或与之相当的文化水平；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高考制度恢复了。
据统计，当时报名要求参加高考的青年多达1160万人，最终参加这届高考的考生共有570多万，最后共录取的新生有27.3万人。
惊喜若狂的刘永行抓住了这次机会，参加了1977年冬天举行的高考。仅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来复习，刘永行便一举成为当年新津县高考1800名考生中的理科状元。
当时，雄心勃勃的刘永行报考的是北京大学，但让他很受伤的是，他却迟迟没有等到那张大学录取通知书。虽然事前有关部门称，出身不再作为衡量录取的标准，但在第一次恢复高考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录取人员还是一时摆脱不了僵化的思想。
幸亏了邓小平的一次谈话，让无数像刘永行这样年轻人的命运柳暗花明。
在那一年的某一次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说：“现在高校录取工作中的一些现象是不正常的，虽然现在有一些学生的家庭出身不太好，但是他们个人都是很优秀的学生，大学生招生把他们排除在大门外，不仅对社会来说是一种不公平的现象，更重要的是对国家来说也是一种损失。”
不久后，新津县教育局的同志便来到刘家，对刘永行的成绩进行了复核，并进行了一番安慰。但最后的结果还是让刘永行大失所望——录取他的不是梦想中的北大，而是成都师范专科学校，而且专业是他根本没有填的数学。最后，在父亲的极力劝说下，他才勉强踏进了成都师范专科学校的校门。
而老三陈育新的早年生活更显得过于平凡。
1966年初中毕业的陈育新，因文革的爆发而不得不离开心爱的校园，回到新津古家村当了一名普通的农民。在随后的12年时间，他结婚、生子，规矩沉默一如新津乡间田头那些朴素无华的农作物。
唯一值得一提的壮举，就是陈育新某次挑菜上街时，创造了挑208斤、5里路不歇一次的纪录。
亲近农作物，远离书本和梦想！只是，在1976年的某天，电影《决裂》来到新津乡下放映，当银幕上龙校长举起江大年满是老茧的手，喊出“这就是上大学的资格”时，陈育新重新有了“触电”的感觉——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手，说：“我比他更有资格上大学。”
眼看着大哥和二哥都相继去读书了，陈育新更是呆不住了。他告诉自己：“我也要考大学。”
一个仅有初中学历，荒废学业已经长达12年之久，而且当时距离1978年高考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了，肩负繁重的农活的陈育新，能考上吗？当时所有的亲戚都充满了疑问。
但陈育新不愿意放弃这个改变命运的一线机会。为了高考，他付出了比别人艰辛得多的代价——每天按时出工挣工分养家，在干完繁重的农活后，才能回到家补习功课。
为了随时随地的复习，他把公式和要记的东西用炭条全写在了墙上，这样就可以一边干活一边复习。为了在劳动过程中能腾出几分钟时间来复习，他选择了最重但相对单一的农活——挑粪。让人惊讶的是，备考的那一年，他在古家村挣到了3000分的全村最高工分。
12年的农民生涯，让陈育新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四川农学院。1978年7月，28岁的陈育新走进了考场。
成功是99%的汗水加1%的机遇。为了方便高考，他住在城里生父家中。每天去新津中学的考场时，都要路过邮电局。在政治考试之前，他经过邮电局时，无意中看见邮电局的墙壁上写着粮食产量××吨，钢产量××吨等4组数字。陈育新是一个有心人，默默在心里记下了这4组数据。奇巧的是，这4组数据便是当年政治考试的4个填空题，每题一分。他无意之意多得了4分。
对陈育新而言，这无疑是宝贵的4分。因为那一年他刚好超过录取线3分，如果没有这4分，他将名落孙山。和陈育新同考室的30个人中，身为2个孩子的父亲的他是唯一一个考上大学的人。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陈育新原来觉得复习的时间太短，打算过一年再考，后来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后来他才知道，1979年的高考开始对年龄有了限制，如果拖到那一年再考，30岁的他将丧失考试的资格。
他差一点与命运之神擦肩而过。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发出了这样的最高指示。几个月后，刘家老四刘永好便积极响应号召，投身于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地方”。
18岁的刘永好对许多事情都似懂非懂，一切都像在做梦似的。在他们下乡的新津县古家村，条件极其艰苦。白天要下地干活，晚上睡在冰冷的坑上，一天三顿只能光吃饭，没有一点菜，连盐也没有。实在忍不住，就跑到老贫农家借点盐，回来化成盐水，大家用盐水就饭吃。
一天，集体户的户长向同学们建议，已经一个月没有吃菜了，不如去山上找野菜改善一顿生活。大家于是跑到山上挖了半天野菜，回来后欢天喜地地美餐了一顿。吃完后，大家觉得很疲劳，于是全躺下睡了一觉。
第二天，贫协主席发现大家没上工，于是过来敲门，才发现大家都躺在炕上、一个个都肿得变了样。原来是他们吃野菜中毒了。多亏这位贫协主席发现得早，马上找来赤脚医生，用当地的一些土办法给大家解了毒。
许多年以后，刘永好在和名牌大学的MBA学员座谈时，曾经回忆过这段做知青的经历：“我当了四年零九个月的知青，我觉得非常荣幸，因为这段经历锻炼了我的意志，锻炼了我的心态，锻炼了我的身体。在农村能够学到很多东西，使我了解了中国的农民，了解了中国的市场，懂得了艰苦创业，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课，是一定要上的。”
在这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刘永好一待就是接近5年。
1973年，刘永好因为表现出色，被推荐到四川德阳机器制造学校上学。这个学校是工科学校，有很多机会去工厂里面实习，因此刘永好学会了很多有关机械的基础和实践知识。1978年毕业时，又因为成绩优异留校任教，成为该校的一名物理教师，专门教机械和电子这两门课。
后来，刘永好所在的四川机械管理干部学院，要经常对一些大型企业的厂长经理们进行短期培训，刘永好担任的课程是计算机在企业管理中的运用。这是一门崭新的课程，为了上好这门课，刘永好还买了一台计算机，为学校建立了计算机室。
1978年，刘家四兄弟和这个国家的命运都发生了转折性的改变。可惜的是，父亲刘大镛却不能看到一个新时代的画卷徐徐展开。晚年，这位老人一直为自己坎坷磨难的一生而郁郁寡欢，他把希望寄托在了下一辈的身上。在去世前，他把所有儿女叫到身边，说：“如果不遇上文化大革命，你们早就上大学了，但是现在也没关系，因为是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希望你们团结一心，干一番大事业，也让父亲安心。”
1979年，父亲刘大镛在无限遗憾中离开人世。就在这一年的3月，《诗刊》发表了一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诗歌《回答》，诗人北岛沉重而深情的笔触，凝聚了当时从国家领导人到10亿普通中国人强烈要求改变贫困现状的热望：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老一辈的30年已怅然去远，新一代的30年正轰然逼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