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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在晚年遭受巨大挫折的父亲刘大镛和母亲郑康致，却并没有因此消沉、颓丧。他们这种在逆境中惯有的乐观和向上的积极情绪，也一直感染着自己的五个子女。
在逆境中保持健康的心态，是刘父给他们上的重要一课。
虽然经常受到批斗，但父亲一直很坚强乐观。他总对自己的孩子们说：“我们现在被批斗是自然的事，你们要想得通。我们这样还好，还没挨打，也没有游街，刘少奇、邓小平都被打倒了，我们还有什么想不通的？”
他还鼓励子女们：“我们无法很快改变这个社会，但社会会慢慢进步的。如果你抱怨社会、反对社会，必然自暴自弃。我们能做的就是充实自己，等待时机。”
因为父亲是一个颇具革命热情的知识分子，母亲也是一位从事乡村教育事业的知识女性，这样的家庭教育氛围，自然造就了孩子们追求知识、热爱学习的天性。
极善引导的父亲一向注重启迪和开发孩子们的潜在智力，注重于全面培养他们的各种能力和兴趣。
父亲不但在小学的时候就给他们订报纸，而且经常去书店精心挑选一些好书回来，然后在扉页中写上“送给永言”或是“送给永行”之类的字送给他们。在老大刘永言9岁生日那天，父亲送给他一本《十万个为什么》，上面有收音机原理及制作法、发电机原理、活性炭的制作法等等，这让刘永言爱不释手。
父亲的精力引导和培养，让孩子们养成了勤于动脑、善于动手的好习惯。从小就成绩优异的刘永言，曾作为全校少年儿童优秀代表出席过新津县召开的优秀少先队员代表大会。
在小学时，他就自制了显微镜，并用它来观察蚂蚁和毛毛虫等昆虫；他曾用自制的矿石收音机收到了四川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他学会修理各种各样的电器，甚至连当时很稀罕的电影放映机都不在话下；在成都八中读初中时，在他的倡导下成立了空气电池厂，他被选为了厂长，并通过自己的钻研做出了简易发电机，使实验用小灯泡亮了起来……
老二刘永行和老四刘永好，也在父亲和大哥的引导及影响下，喜欢上了无线电。而这个兴趣爱好，成为刘永好在创业之前唯一谋生的手段。
后来刘永行参加高考，在数千考生中名列第一却因为家庭出身未被录取时，父亲安慰他说：“这是受了我的牵累，不过不要紧，至少证明你行！”
后来，刘永行终于考取了师范学校数学系。但当时刘永行喜欢的是无线电，不想去读枯燥的数学。
在昏暗的灯光下，父亲找刘永行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
父亲问刘永行：“你很满足现在这样的生活吗？”
他回答：“我的手艺好，每个月能赚三十多块，日子比以前好得多了。”
父亲沉默了很长时间，说：“这个世界很大，你现在这个世界太小了。你应该出去看看，大学的生活是不一样的。”
父亲的这一席话，足足影响了刘永行的一生。
母亲对子女们也一直言传身教——一方面，她严格要求儿女，教育他们要爱祖国、爱学习、爱劳动；一方面，她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教书育人的工作，白天讲课、下午放学后经常去做家访、晚上回来接着批改作业，刘家的墙壁上挂满了她得的各种奖状。
同时，她还竭尽所能接济贫困失学的孩子，并且义务办起了成人扫盲夜校，甚至有两次还奋不顾身地救起了失水儿童，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通报嘉奖。
因为饥饿，刘家兄妹曾经在吃饭的时候，跑到学校食堂去守着，幻想着自己能美美地吃上一顿饭。这自然招致了一些老师的厌恶。
母亲知道后很生气，决定自己做饭给孩子们吃。她抱来一些稻草，织成一个笸箩兜，然后和了一点稀泥糊在上面，不一会儿就做成了一个灶，再拿来一口锅开始做饭给孩子们吃。
“逆运不就是性格的磨刀石吗？”文豪巴尔扎克曾如此反问。
刘永行便是从小就在“逆运”这块“磨刀石”上开始狠狠地磨练自己吃苦耐劳的精神。上高中开始一直到结婚之前，刘永行晚上都只睡在一个只铺有一张凉席的门板上，再冷也拼命熬过去。
刘家最小的儿子刘永好，在家里并没有受到太多特殊的恩宠，从小就学会了拣柴、拣煤渣、挑水等农家活。每天早晨五、六点钟天色未明，刘永好就得早早地爬起床，背着一只又大又深的竹篓去公路上捡柴禾。
每天早晨，刘永好至少要捡两、三筐树叶后才赶到学校读书，傍晚放学回来后又接着干。就凭着他这样早出晚归的劳作，才将全家人一年烧火做饭用的柴禾全部拾够。
夏天下暴雨的时候，大量的雨水涌入岷江，湍急的河水不时会从上游挟带着树枝或木头漂下来。稍大后的刘永好，常常纵身跳入流激浪高的岷江，在狂澜之中打捞枯树、圆木，一点点堆积成小山，扛回家去晒干后劈成柴禾。留够家用再挑到集市去卖。
刘永好的“第一桶金”就是在这时挣得的——一年夏天，他居然靠从岷江里捞木头卖了3.5元。
当他把这笔“巨款”塞到母亲手里时，母亲很激动，但又十分担忧地对他说：“永好，这可是男人才做的事情啊，你毕竟是孩子。”
刘永好很自豪地回答：“妈妈，我长大了，应该帮家里做点儿事了。”
在父亲被赶上山放牛的那段日子里，刘永好几乎每天都去看他。十几岁的刘永好打着赤脚，提着一个铝饭盒，走上30里地，去给自己的父亲送饭。
每到中午的时候，父亲就会不停地向山下张望，只要一看到儿子身影的出现，他就特别兴奋。父亲把饭盒打开，自己小心翼翼地吃一小半，然后留下一大半给正在长身体的儿子吃。
对青少年时的受苦经历，刘永好后来深情地回忆说：
“如果我的成功能够给他人以启示的话，那么，我认为最大的两个字就是‘吃苦’。我在20岁以前的经历，感受最深的就是吃苦教育。正是那些苦难，给了我一种信念、一种力量、一种雄视任何艰难困苦的毅力和勇气。”
不管处于什么样的困境之中，一家人也能相拥取暖、其乐融融。
刘家当时在四川省新津县武阳路上，庭院的四面是用柳枝编织成的篱笆，篱笆上爬满了豆角秧和喇叭花，密布的藤萝有如一堵疏密有致的墙。
墙外是杨、柳、榆、槐、桑、枣、杜梨树，有几株梅花、英雄花；而墙里的庭院里则种了一棵又一棵的杏树、桃树、金桂树、山植树和花红果子树。
每当初春来临时，整个庭院繁花盛开、花香袭人。在风歇雨停的日子里，兄妹们就喜欢围坐在父母身边，在满院的芬芳中，一起畅谈家事国是。
确实，长达10年的文革，几乎让中国的每一户人家都处于动荡不安中，大家密切地关注着国家重大政策，希望出现一丝新的变化。
“森林里迷路的小小少年”
1973年2月，在江西鹰潭下放劳动的邓小平匆匆踏上了北上的列车。一回到北京，他便被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4个月后，陈云也从江西调回了北京。他们将协助重病在身的周恩来总理，一起拯救这个国家即将濒临崩溃的经济。
两个人复出后，做的最主要的一项经济工作，就是重启“吃穿用计划”。在当时，如何让普通的老百姓吃饱饭、穿暖衣，已经成为一个很迫切的问题。
两人另外一项与之相关的重要工作，就是主持了新中国第二次大规模设备引进。在后来的4年中，共引进了26个成套设备项目，大部分项目和国计民生密切相关。而这次引进工程，被视为1978年对外开放的一次“演习”，也是新中国首次呼应已经来临的全球化浪潮。
但这种呼应显然是无意识的，并充满了政治色彩。围绕着引进设备的问题，当时的“四人帮”极力阻挠，相继搞出了莫须有的“蜗牛事件”、“更新轮事件”、“风庆轮事件”等。
1975年12月，“四人帮”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等人再次被打倒。国家在乍现一丝曙光后，又陷入风雨飘摇之中。
日本的评论家山川晓夫从一些经济数据对比中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从1966年开始到1978年，人民生活水平一点也没有改善。”此时的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日本的1/20，是美国的1/30。1978年中国的恩格尔系数，只相当于日本整整100年以前的水准。他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
于1973年不幸早逝的“功夫之王”李小龙，曾经写过一篇《我是谁》的文章：
“我是人群中的巨人，俯视苍生的豪杰，还是封闭自惑的庸碌之辈？我是功成名就、信心十足的绅士，一呼百应的天生领袖，还是在陌生人前小心翼翼、动辄心惊的弱者？在强装的笑颜后面，是一颗瑟瑟发抖的心，如同在漆黑森林里迷路的小小少年……”
当时，无论是这个国家，还是刘家兄弟这样的年轻人，都好似于“在漆黑森林里迷路的小小少年”——他们在苦苦寻觅和探索一条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