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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建国之后，刘大镛担任过新津县人民法院第一任院长、新津县农业局第一任局长，郑康致则成为新津县平冈小学的一名教师。其后的1950年2月和1951年9月，刘永美和刘永好分别出生。
新生的刘永美、刘永好兄弟和重生的中国私营经济，都沐浴在新中国明媚的阳光之中。
就在1950年的最后一天，《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对私营经济颁布的第一个制度性法规，明确提出“在国营经济领导下，鼓励并扶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企业”。
1951年1月17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社论：《私营企业正确发展的道路》，认为新民主主义制度应该容许这种“有限度的剥削”，“应当承认资方有权力获得盈余的大部分，作为他们的合法利润”。
因为这个条例的良性刺激作用，使得1951年成为私营经济的“黄金时代”——当年全国私营企业的户数增加了11%，生产总值增加了39%；私营商业的户数增加了11.9%，批发额和零售额分别增长了35.9%和36.6%；私人企业全年盈余达37亿元，比1950年增长90.8%。
但因为已经持续一年之久的抗美援朝战争，对新生的政权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压力，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增产节约运动于1951年秋开始在全国推进。这继而发展成“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五毒”：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当时，针对少数不良私营企业主违法行为采取的清查工作被扩大化，最后上纲上线到阶级斗争的高度。
1952年2月8日，重庆市民生公司召开了一次专门针对卢作孚进行批判揭露的“五反”运动动员大会。会后回到家，这位一辈子践行“实业救国”的民族资本家只说了七个字：“我累了，我要休息。”就在卧室中自杀了。
中国私营经济也在经历过短暂的复苏期后又陷入了漫长的低潮之中。
国和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国家财经吃紧，千家万户的生活状况自然好不到哪里去。
刘家四兄弟出生的新津县古家村是出了名的穷村，有民谣如此唱道：“肖坝子，古家槽，烂泥杂草长齐腰。锅里无米煮，灶里无柴烧，有女不嫁古家槽。”
对于刘大镛夫妇而言，虽然二人均为公职，但因为实行的是供给制，自然无法抚养五个孩子。为了维持生计，夫妻俩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不得不从事开荒种地、采桑养蚕、帮人洗衣等杂活。后来，母亲郑康致又因体弱多病而辞去工作，刘家的经济状况更是日益艰难。
老大刘永言读初中时，这个国度开始掀起一股大跃进的浪潮，其中影响最大的便是“浮夸风”和“大炼钢铁”。这些做法导致国家大部分的生产资料遭受毁灭性的破坏，树木砍伐、农田荒芜。
在全国范围出现严重饥荒的情况下，1958至1959年，政府仍然持续着往年的大量向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粮食以快速发展军事工业。恶果在1959年至1961年开始突显——据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那时非自然死亡人数达到2158万人，其中主要死因为饿死。
刘永言便是因为饥饿过度，得上了当时流行的水肿病，面临着严重的生命威胁。母亲心如刀绞，不知从什么地方千方百计地弄来了一点米糠，最终帮刘永言捡回了一条小命。
贫穷凶恶到最终要撕裂骨肉亲情。为了不把全家都拖死，在万般无奈之下，刘大镛夫妇只得含泪将老二永行送给了一位布商。
但噩运仍然如恶犬般尾随不去——不久后，刘永行便在这布商家干活时从高凳子上摔下来并摔断了腿，因为没得到及时的救治，整个腿红肿得像水桶一样，人家又把他像商品一样退了回来。
此时，刘永行才两、三岁，而腿伤导致的残疾却要困扰他一生。
“运命惟所遇，循环不可寻。”老三刘永美只能继续二哥的命运。当时新津县的农会主席陈耀云对尚在襁褓中的老三十分喜好，于是决定把他抱养成人。
刘永美过继到新津县顺江乡古家村的陈家后，先改名为陈顺民，后来等到他快要上学时，生父刘大镛又给他改名为陈育新。
陈家人十分善良，虽然抱养了刘家老三，但并没有断绝和刘家的来往，平日里两家还常常互相走动。甚至在后来刘父被打倒、刘母被停止工作后，陈家还经常到刘家来送些东西接济他们。
陈家常常让陈育新挑着一担自家种的瓜果豆角送到刘家去，在全家常常揭不开锅的日子里，这些东西成为全家的救命之物。
而在刘家最小的儿子刘永好的记忆里，贫穷一直是他小时候最忠实的伴侣。当时，每天能吃上红薯拌饭，就是刘永好最大的奢望了。
而母亲告诉他，只要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一周能吃上一次回锅肉、两天吃一次麻婆豆腐。刘永好便开始对共产主义充满极度的渴盼。
刘永好至今还清楚记得，15岁之前穿在他脚上的只有草鞋，身上穿的也是在父亲及三个哥哥之间经过长时间接力赛的旧衣服。
父亲刘大镛曾在土改时从地主家里抄来一件英国进口毛料的呢子长大衣，这成为刘家最宝贵的财物，刘父平时都舍不得穿，只有在出席重大场合时才难得地奢侈一回。每当此时，几个儿子便会用羡慕的眼光注视着气派的父亲。这件呢子长大衣后来成了刘家的传家宝。
大哥刘永言考上大学去读书之前，父亲郑重地亲手将这件呢子大衣送给了他，而刘永言一穿就是四年。等老二刘永行长大成人后，也开始眼红那件呢子大衣，并乘过年的机会向大哥讨要。刘永言虽然不舍，但仍旧毫不迟疑的送给了二弟。
等到老三陈育新穿上它时，气派的呢子大衣已经变得破旧，于是母亲花了两角钱买了一包染料，将这件衣服放在锅里煮，准备彻底翻新一下。但让人懊恼的是，这件被家人视若珍宝的衣服居然缩水了。
但陈育新对它仍然爱护有加，直到1966年才辗转交到了最小的刘永好身上。而这件衣服的年龄，比当时已经15岁的刘永好还大2岁。也就在这一年的深秋，刘永好身穿着这件留有父亲、大哥、二哥、三哥温度和味道的呢子大衣，到北京见到了最敬爱的毛主席。
刘永好北上“朝圣”
为了这次北京之行，母亲还特意花了两角五分钱从旧货摊买来一双已经裂口的解放鞋，洗干净后在昏黄的灯下一针一线缝好，套在了从未穿过鞋子的刘永好的脚上。
在此之前，他从来没穿过鞋——一年中大半的时间是光着脚丫，只是到了寒冬才穿上一双自家编的草鞋。因为常年放踵，以至于他的脚长得特别大，现在穿的是45码的大鞋。
但不幸的是，在见毛主席之前的列队操练时，他这辈子的第一双鞋子，却被后面的同学无情地踩坏了，导致鞋底和鞋帮彻底“分了家”。
沮丧至极的刘永好，只好光着两只脚板走在初冬的十里长街上，步行到天安门广场，作为当年百万红卫兵的一员接受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
让刘永好惊喜的是，在毛主席接见完红卫兵后，天安门广场上遗落了不少被挤踩掉的鞋子，刘永好拣了两只破旧的解放鞋配成对踏上了回乡的路途。谁知道才穿了几天，那鞋帮与鞋底又脱离了，他只好用麻线把它们扎起来，一步一步走回了故里。
一心北上“朝圣”的少年刘永好，对这个国家当时发生的大事其实处于一片懵懂之中，但他却愿意为捍卫自己的领袖毫不犹豫地抛头颅、洒热血。就在他去北京的几个月前，他最敬爱的毛主席以翻天覆地的气魂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而最热烈响应毛泽东号召的，便是像刘永好这样年轻而热血的学生。在毛泽东首次接见百万红卫兵后，全国各地的大、中学校里迅速刮起了“停课闹革命”的浪潮。
在那篇著名的《五一六通知》中，毛泽东亲笔写了一段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
就在这一年，不但刘少奇、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而且包括荣毅仁等大批的企业家都被彻底打倒；也就在这一年，国务院决定公私合营企业全部改为国营企业，市场流通也被全面限制。
历史往往有其吊诡的一面——当年积极响应领袖号召、热血沸腾地参加革命以防止“资产阶级复辟”的刘永好，绝对不会想到，自己会在10年后肩负起为中国私营经济“复辟”而冲锋陷阵的重任，并在20年后成为这个国家新兴的富人阶层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
而文化大革命对刘家也造成了直接而沉重的打击——父亲刘大镛被打成了叛徒、特务、走资派、牛鬼蛇神。他最终不但被停止了工作，还被流放到山上去放牛接受劳动改造。事情的起因，便是30年前那段曾经脱离党组织的历史悬案。
母亲郑康致也受到了牵连。在文化大革命中，她工资被扣发、财产被掠走、并被挂上黑牌游街示众。为了减轻“专政队”的毒打，母亲想了一个笨办法——整天穿着厚厚的棉衣棉裤，用来抵御随时可能降临的狂风暴雨般的打击。
荒唐的岁月，给刘家留下了痛苦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