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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望集团四川新津基地研究所大院翠绿的草坪上，矗立着一座汉白玉雕像：左边是一位留着短发中年妇女，一件毛衣搭在她腿上，凝望的双眼充满着慈爱、自豪、欣慰与一丝眷恋；右边是一位戴着眼镜的长者，他面容清癯、眼神睿智，手拿着一本书，目光眺望着远方，仿佛对前方的未来有着无尽的期盼……
他们就是中国著名民营企业家刘永行、刘永好等五兄妹的父母：刘大镛和郑康致夫妇。
每当清明或者其他重要节日，兄妹们就会放下手上繁忙的事务赶到这里，为两位老人献上鲜花，并汇报企业最近一段时期的发展情况，以此来缅怀自己的双亲。
刘氏家族本是巴县（今重庆市沙坪坝区）的一个名门望族，只是到清朝末年逐渐衰败了。贫穷既迫使人萎顿，也激发人上进。自幼聪明伶俐的刘大镛，因为家境贫寒，无奈之下只能去私塾为富家子弟做伴读。
谁想到，富家子弟最后不学无术、学业无成，而身为“小书童”的刘大镛却以第一名的优秀成绩考入了邻县中学，后又升入了重庆高等工业学校。
抗日战争爆发后，神州大地再也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即使处于大后方的重庆，也遭受着日军飞机日夜不息的频繁轰炸。据统计，从1939年到1941年，陪都重庆被空袭了268次，几乎平均每周两次。
但从天倾泄的炸弹，却愈发激荡起国人风起云涌的抗日热情。勤奋好学的刘大镛也按捺不住胸中喷发的爱国烈焰，积极投身到各种抗日运动之中。
但刘大镛不久后便遇到了一个大麻烦。当时，由于刘大镛常常抛头露面参加革命活动，所以遭到国民党的追捕，组织上将他转移到成都地政学校，后来又派他打入国民党内部工作。
和刘大镛单线联系的人是当时重庆地下党委书记，但不凑巧的是，这位重庆地下党委书记突然于1941年去世，这使得刘大镛变成了一只失线的风筝，他的这段革命历史也随之悬在了半空中。
后来迫于无奈，他只好辗转以民盟的身份参加革命工作。但这个麻烦却一直如影随形，为他命运多舛的一生埋下了伏笔。
郑康致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封建地主家庭，在八个兄妹中排行老二。
郑康致仅十多岁时，便承担起了抚养弟妹的重担。虽然家道中落，而且当时整个社会还处在崇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时代，但渴求知识的她积极追求新思想、新知识。
后来，她毅然背井离乡只身南下广东，成为黄埔军校第四期战地女护士班的学员，曾受教于宋庆龄、史良等一批优秀的妇女活动家。
北伐战争爆发后，郑康致投入了革命的洪流之中，当了一名护士。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又义无反顾地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参加了抗战救护队。
当时，日军的飞机在陪都重庆上空狂轰滥炸，而每当飞机远去之后，冲在最前面的就是抢救伤员的医生和护士，郑康致就是其中的一位。
另外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一个战士受伤了，她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对伤员进行紧急包扎后，硬是一步一步将该伤员背到了几公里外的安全地带。等到放下伤员后，她因为劳累过度一下子晕了过去。
后来，郑康致转业到成都教书，在那里遇到了才华横溢又志同道合的热血青年刘大镛。两人相互倾慕并最终走到了一起。
在国家存亡的危急关头，像刘大镛、郑康致一样优秀的青年，大多都积极投身到滚滚的抗日洪流中。对他们来说，弃笔从戎比投笔从商是一件重要和有意义得多的人生选择。
自然，当时的私营经济也被推到了极其次要的地位。在1938年搬迁到大后方的私营企业家们，难以重现昔日的风光。比如，曾经曾在上海风云际会一时的商业大亨刘鸿生，到重庆后不得不退化成仰望政府与官商鼻息的小伙计。
据统计，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5月，当初迁到陪都重庆的368家私营企业，有349家倒闭歇业，最后只有3家又迁回到东部。
经济学家杨小凯在《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中惋惜地称，1937年以后的12年，为中国“经济的崩溃时期”——本来发育不良的中国民族资本，在战争中饱受摧残，并被国营资本和官僚资本挤到了旮旯里，中国经济也过早地结束了自由竞争时代而加速步入以国家资本为主体的垄断时代。
1945年12月8日，刘大镛和郑康致夫妇的大儿子——刘永言，在四川省新津县的农村出生了。
而刘永言出生的这一年，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年份——中国长达8年艰苦卓绝的抗战终于取得了胜利。但这场胜利并未给苦难深重的中国带来重生的曙光，随之而来的却是一场更大的浩劫。
首先是东北经受了一场“接收之劫”。
经过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以及后来日本人的长期经营，到1945年为止，东北的工业规模已经超越上海甚至日本本土，成为亚洲第一大的工业基地。据统计，在当年全国的工业总产值中，台湾占10%，连年内战的其他地区只占到区区的5%，而东北地区竟然占到了85%。但在1945年9月到1946年5月的短短7个月内，苏联军队将这一切几乎洗劫一空。
其次是重庆国民政府对沦陷区的接收，更像一场如蝗扑禾般的大灾难。
在中国各个大中小城市，随着日本投降消息的公布，大大小小的“妖魔鬼怪”仿佛一夜之间全部从地下钻了出来。他们通过抢占、偷盗、变卖、转移、藏匿等花样翻新的种种手法，大肆侵吞着日本人移交的资产。
当时，江苏的接收专员因为作风清廉、动作迅速，所以接收汇总的敌产总额有123亿元，而浙江省上报的数字仅为2.88亿元，安徽省的更只有区区的1.33亿元。这说明，那些贪官污吏侵占了绝大部分敌产，而只是从牙缝里挤了一点零头留给了国家。
而最糟糕的，是国民政府在1945年执行的三大政策——货币兑换、外汇开放与产业国营化，更是让私营企业和亿万民众陷入了绝境。
在当时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主持下，一系列国字头企业诞生，大肆接收垄断一切产业，甚至纺织业这个在中国生机勃勃地发展了二百多年的私营企业领域，都最终被彻底国有化。
统计显示，到1948年，国家产业资本占全国产业资本总额的80%以上。
如果以1937年1月-6月的物价指数为基期，1948年8月上海的物价指数上涨了500万倍，五金器材上涨了1100万倍。“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金，金不如汇”，因为市场投机盛行，正当的工商业已经难以维持下去了。
在这一年，近代中国著名的民营企业家范旭东因为复兴工厂借贷无门，最后饮恨辞世。而卢作孚、荣德生等实业家企图在战后东山再起的美梦也迅速被国有化的巨轮辗得粉碎。
德高望重的实业家荣德生，当时曾给国民党政权上书，说了一段至今仍有警醒意义的话：
“若论国家经济，统治者富有四海，只需掌握政权，人民安居乐业，民生优裕，赋税自足……能用民力，不必国营，国用自足。不能使用民力，虽一切皆归官办，亦是无用。”
但70岁的荣德生盼来的不是私营经济的福音，而是一场家族的飞来横祸——他自己遭到绑架勒索，后来查证，幕后指使者竟然是当时负责侦破此案的上海警察局局长毛森；荣德生六子荣纪仁，因企业遭遇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最后心力交瘁、开枪自杀；荣德生三子荣一心，试图扩充海外业务以维持大局，却在飞往香港的飞机上遭遇空难……
工业萧条带来的一个最严重的结果就是失业人口大量增加。国民党政权的支持者原来大多来自于城市，但从那时开始，城市工人也开始站到了它的对立面。而罢工闹事的工人阶层，迅速成为共产党借以支撑崛起的强大力量和基础。
对于私营经济而言，1945年曾经出现过巨大契机，那就是当时并存的两大政权同时发表过十分有利于私营经济良好发展的文件。
一个是国民党政府以翁文灏为首的“博士内阁”拟定过一份《第一个复兴期间经济发展事业总则》的方案，它制订了战后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其基本原则就是推行“混合经济模式”，提倡国营、私营和积极引进外资投入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存。
在同一年4月于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大上，毛泽东作了题为《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引人注目地提到了“两个广大”：中国私人资本要有一个广大的发展；中国需要广大的外国投资。
这两个文件与33年后在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不仅在思路上甚至在文字表述上都有着惊人的一致。但可惜的是，因为各种原因，它们最终受困并堙灭在历史的故纸堆中。
1948年6月，刘家老二刘永行也在四川省新津县出生了。而他睁开眼看到的这个国家，正处在一个最坏的时代——内战正酣、社会混乱、工业窒息、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生凋弊……
死马当成活马医。濒临绝境的国民政府采取了货币改革、产权改革、打击腐败等几大激进的方案。大改革在1948年8月19日正式拉开序幕，但在短短的二个多月后既全面宣告失败。
紧接着而来的秋天，决定国共两党生死成败的“三大战役”全面打响。到第二年1月，国民党军队共被歼俘154.7万人，并丢掉了半壁江山，蒋介石政权大势已去。
在败走台湾之前，蒋介石不但带走了大量黄金和文物，还列出了一份长长的准备带走的重要人物的名单，上面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知名的知识分子和企业家。但很多企业家选择了留下，其中有卢作孚、荣德生和荣毅仁父子、刘鸿生、简玉阶等。
在历经热血、激情、沮丧、焦虑、绝望后，他们开始一起期盼另外一个新中国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