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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最崇尚什么样的人？”
1984年5月，一家青年报对深圳市20多个企业单位的青年进行了一项抽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崇尚企业家的人占57.5%，高居第一；工程技术人员占20%；社会活动家占12.5%；政府官员和文化人均占5%。
在同一年，有人在北京对年轻女性进行过一次调查，发现她们心目中的如意郎君已经由干部、大学生悄悄地向企业家转移。
1985年初，欧洲货币基金会主办了一次规模宏大的关于世界经济变革的讨论会。会上，700多名政治家、实业家、银行家巨头济济一堂、畅所欲言。尽管大家在很多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但达成了一个共识：世界正处在一个新时代的开端，这个时代可称之为企业家时代，企业家将由此开辟景象更为繁荣的道路。
刘家四兄弟有幸赶上了这个伟大的“企业家时代”。1984年12月1日，作为刘家四兄弟的代表，陈育新以全县第一的身份出席了新津县第四届专业户代表大会。
两个月后的1985年1月4日，新津县政府正式批准陈育新辞职。但事业发展得实在是太快了，陈育新每天都是超负荷地工作。这时，刘永行不得不考虑自己站出来承担更多的责任，于是，他在这一年也向教育局递交请“备案除名”的辞职报告。他回家对妻子说：“三弟已经率先承担起风险，自己也应该承担责任。如果失败，我就和老三一起另找出路。”
那时辞职还真是件大事，尽管刘永行要求“备案除名”，单位仍迟迟不愿批复他的辞职报告。但刘永行还是毅然地走出来了。从此，他便在新成立的饲料厂度过了他9年的企业内部管理生涯。
此时，育新良种场进入了它的黄金发展期。当时，鹌鹑饲养之风在新津县越刮越厉害，全县差不多有七成的人都参与其中。因为鹌鹑的繁殖周期确实太短了，而鹌鹑市场的发展又确实太快了，一转眼新津县城就成了一个“鹌鹑王国”。
当时人们车上拉的、手上拿的，几乎全是鹌鹑用具；拉纸箱的、运饲料的、卖煤油灯的、卖罐头玻璃瓶的，人们几乎全部都在为“下金蛋的鸟”忙碌。
一业旺、百业兴！养殖业还带动了相关的服务业，比如鹌鹑笼架、取暖灯、装蛋的木盒框等都有专业户来生产；运输饲料、鹌鹑的三轮车和卡车则繁忙地在城乡之间奔跑；因为外地的客商越来越多，当地的饭店、旅馆都开始生意兴隆……
因为刘永行兄弟把饲养技术都毫无保留地教给了别人，自己在这方面已经没有任何优势可言。他们知道，今天排队在门口抢购种蛋和幼鹑的人，明天就可以像他们一样向别人提供种蛋和幼鹑。他们决定马上进行第二次转型，那就是从卖种蛋和幼鹑转向卖饲养鹌鹑的饲料。
其实在养鹌鹑的初期，因为县城里还买不到鹌鹑饲料，刘永行就萌发了自己配饲料的想法，并对动物营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买了饲料配方和动物营养学方面的书，如饥似渴、没日没夜地学习国内外有关动物营养学的知识。
他开始探索饲料配方原理，研究饲料的营养、成分、含量和添加剂的作用等难题，在动物营养学领域不倦地摸索经验，搞起动物营养研究来。而正是刘永行所钻研的这些知识，最后将刘氏兄弟卷入到中国饲料工业的浪潮之中。
当时，在成都周围只有一家国营饲料厂，而体制决定了他们无法对这种瞬息万变的市场变化做出及时适当的反应。刘永行兄弟继续向上游环节拓展，成立了鹌鹑饲料厂，刘永行出任厂长。
果然不出所料，市场又一次沸腾了——因为他们是饲养鹌鹑出身，对鹌鹑的特性和养殖农户的需求了解指掌，因此生产出来的饲料供不应求。
在那段时间里，每天来抢购饲料的人挤满了从育新良种场到古家村的大路。很快，饲料厂门口装的木门被挤垮了，刘永行让人临时装上了铁门，结果没多久也被挤垮了。后来怕出事，就想出了一个发号子买饲料的办法，公安局甚至还派来了警察维持秩序。但仍然不起作用，因为人们又把发号子的木亭子给挤垮了。
夸张的一幕出现了：刘永行让人在门口连夜赶修了一个水泥碉堡，发号子的人通过碉堡的开口向人们发号，这样就不用再担心被挤垮了。但让刘永行深感意外的是，第二天，拿不到号子的人们，为了泄愤就向碉堡里丢石头，负责发号的办公室主任被打得头破血流地逃了出来。
发展到后来，开始出现了一大群来排队领号然后转手出卖的号贩子。实在没有辙再可想，刘永行决定用市场经济中常用的手段来应付，那就是提高售价并建立经销商体系，买饲料难的问题才得到彻底解决。
市场超常发展，作为饲料加工厂厂长的刘永行，他对鹌鹑饲料严重供不应求的局面不是惊喜若狂，而是分外忧虑——如果养殖鹌鹑的农户不断攀升，市场容量总有一天会达到饱和，到时候，养殖鹌鹑的农户将承受巨大的损失。他意识到，必须提醒人们降温才行。
其实，作为当时新津县鹌鹑养殖的种源地和饲料供应地，育新养殖场本可以利用这次机会大发一笔横财，至于以后农户可能遭受的损失，实在与他们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四兄弟想到了父母对他们反复的教导：做人要有良心。当初创业时，如果没有新津县农民的热情支持和鼓励，他们走不到今天。
饮水当思源。在道德和责任感的双重驱使之下，1986年底的一个晚上，四兄弟商量后，由陈育新执笔写了一份《告全县人民书》。县委县政府在这时也进行了积极配合，《告全县人民书》一写完就让县广播电台马上播放，而且连播了好几天，反复告诉农民兄弟不要继续“炒”鹌鹑，否则将会倾家荡产。
在这篇告示播出的同时，县委县政府又采取了相当强硬的措施，要求全体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带头停止养殖鹌鹑。
但是，贫穷已久的农民对财富的渴望太强烈了，大多数的人把这份告示当成了一个笑话，因为他们的鹌鹑蛋、鹌鹑肉、大鹌鹑、小鹌鹑当时都是抢手货，几乎家家都供不应求。甚至有人讽刺说，刘氏兄弟只是想自己发财，不愿意看到别人也致富。误解、流言一时四起，刘家兄弟陷入苦恼之中。
只得剜肉疗伤！为了平息这些流言，更为了消弭这场由鹌鹑引起的泡沫危机，刘氏四兄弟郑重做出了一个几乎不可理喻的决定：率先将育新养殖场的10万只鹌鹑全部杀死，宣布以后将不再养殖。
刘氏四兄弟的举动在当时无疑具有非常强的震撼力。长期以来，他们是新津人民心目中的英雄、是产业的带头人，在当地农民心目中具有较高的威望。新津的百姓终于明白了刘氏兄弟的良苦用心，经过共同的努力，这座随时都可能爆发的火山终于逐渐熄灭了。
为了平息这次鹌鹑所引发的经济危机，刘氏兄弟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但是，在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过程中，他们用自己的良心赢得宝贵的无形的资产——信誉。良好的信誉打造了企业过硬的品牌，成为他们迅速崛起并长盛不衰的筹码。
从1985年起，育新良种场开始进入稳步、快速的发展轨道——1985年，良种场鹌鹑存栏4万只，产值达27万元；1986年，良种场鹌鹑存栏5万只、产销饲料100吨，产值达40万元。
刘家四兄弟为中国的鹌鹑养殖业的科学技术开发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他们研究出了“鹌鹑红羽、麻羽杂交鉴别雌雄离种体系”，还有整套的饲养鹌鹑技术，当时被国家科委鉴定验收，列入国家级“星火计划”项目。
在那几年里，育新良种场的经济情况大大改善，不仅建起了更为先进的养殖场，更有了用于运输的汽车。另外，为了方便去各地签约谈生意，兄弟们还买了第一辆小轿车。
在创业的过程中，刘永行兄弟开始表现出了企业家的典型气质。
首先是创新。企业家从诞生那一天开始，就是以创新者的面目出现的。创新主要分为三大类：技术创新、市场创新和管理创新。
刘永行兄弟正是利用自己的知识优势，对鹌鹑的养殖和营销等各个环节进行了一系列的技术和市场创新，才让它在一个封闭传统的内陆省份迅速推广开来，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其次是创造市场不均衡性。资本、劳力、资源、技术等生产要素，是进行生产的前提条件，没有生产要素的存在，生产是无法进行的。但生产要素要变成现实的生产力，首先必须要把它们按一定的结构组织起来。所谓组织，就是建立从生产要素投入到产品产出之间的一种函数关系。而建立这种函数关系，正是企业家的本能。
在中国，单个的农户一直因为太松散而形不成巨大的生产势能；在文革中，虽然在形式上把农民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大集体，却因为太过于强调平均主义而让农民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泯灭其中。
刘永行兄弟在改革开放初期这样一个适当的时刻（农民因为农村实施的家庭联产责任制从而从土地里解放出来），紧紧抓住了贫困已久的农民渴望致富的迫切心理，用相对松散却又高度市场化的手段，把这些农民组织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从而迸发出巨大的能量，也就是把各种生产要素组织在一起变成了现实中的生产力。
另外是充当各种生产要素的组织者。从市场作为一个连续的过程来看，企业家不仅在发现不均衡，而且同时在创造不均衡。
刘永行兄弟在一个没有消费鹌鹑和养殖鹌鹑习惯的地方，引发了当地人对它的需求，创造了一种市场的不均衡；但大家一拥而上时，他们又发现了新的不均衡，那就是众多养殖户对种蛋和饲料的需求。而他们发现的鹌鹑市场的这些不均衡，又引发了运输业、纸箱业、竹编业、服务业等各个相关行业的不均衡……
而这些企业家气质，在刘永行兄弟以后的商业生涯中，还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和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