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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鸟竟然会下‘金蛋’？”
在休息了几个月后，老大刘永言又开始上门来撺掇自己的二弟刘永行。
当时，刘永言从报纸上看到这样一则消息：当时的朝鲜领导人金日成送给中国政府领导人一批鹌鹑。有“动物人参”之称的鹌鹑不但营养价值高，而且还是一种特别会下蛋的鸟，经济效益很高。
刘永言对刘永行说：“既然咱们养鸡失败了，不妨把良种鸡的孵化场改成鹌鹑养殖场，一起来饲养这种会下‘金蛋’的鸟吧？”
也许是上一次小鸡危机太过伤筋动骨，再加之社会和家庭的非议也太大，兄弟四个在那这后停止了折腾，良种场也停止了业务。那段时间，刘永行给家里买了一台14寸彩色电视机，每天下班回家后，就和妻儿一起吃饭、看电视，全家都沉浸在不折腾的幸福之中。但想不到好景转眼即逝。
简直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刘永行的妻子郑彦初对前来破坏家庭平静的大哥很是埋怨，“你们为什么老让永行折腾呢？平平常常地过日子不是很好吗？”而十分了解自己二弟心理的刘永言则声东击西地回应道：“他是一个男人嘛！没有一个自己的事业，哪叫男人？”
除了激将法，刘永言还为兄弟们算了一笔细帐：“一个鸡蛋卖1角多钱，而只有它1/5大的鹌鹑种蛋，一个就值2角。而小鹌鹑孵出后，40天就能下蛋。一对鹌鹑一年可以抱5窝小仔，值100多元。相比较养育鸡蛋而言，养育鹌鹑蛋确实是一个更加‘短平快’的项目。”
对鱼最好的诱惑是鱼饵。刘永言知道多说无益，自己又马上跑到灌县（现在的都江堰市）购回了50只大鹌鹑和200只种蛋。为了能多买一些鹌鹑，他甚至连回家的路费都不够了，只得用背筐背着这些鹌鹑走回了成都。
兄弟们见大哥如此坚决，自然应声而动。当晚，陈育新便连夜租人力三轮车从成都把这些鹌鹑运回到新津县。兄弟们把大鹌鹑交给了自己的母亲喂养，种蛋则放进孵化室，随小鸡一起孵化。
第二次创业，兄弟们决定按个人资金投入的数量确定股份。刘永行打算多投几股，于是回去游说自己的妻子，不但要把家里所有的资金都投进去，甚至还要把新买的彩电也卖掉。儿子一听就“哇”地一声哭起来，因为好不容易才买的一台彩色电视机，还没看过“瘾”就又要“不翼而飞”了。而当时，妻子郑彦初的心绪也在随着正在热播的巴西电视连续剧《女奴》的情节而跌荡起伏，所以对刘永行的行为心里是十二个不情愿。但她没办法，因为知道自己拦不住他，只得由他而去。
因为母亲没有任何经验，所以那50只大鹌鹑越喂越少。母亲很生气，说：“难怪说下金蛋，原来这么难养，这种鸟不能喂！”最后把剩下的3只大鹌鹑甩给了刘永行。
后来，那些种蛋也开始孵化出幼鹑来了。但让人头痛的是，这些幼鹑刚出孵房一个小时，就开始死亡，于是刘永行把这些幼鹑带回家里自己来喂养。
为了解决鹌鹑死亡率高的问题，刘永行买回了一堆鹌鹑养殖的书。但让人懊恼的是，这些书上的介绍不太全面，也不适合四川地区。他按书上讲的照本宣科，结果鹌鹑仍然在不断死亡。他很着急，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给鹌鹑加料、加水，一旦空闲下来就在鹌鹑笼前观察分析，甚至拿死鹌鹑作解剖分析，一次又一次改变和设计新的喂养方案。
一切没有先例可以依循。于是刘永行边摸索边总结，有了很多小发明：
他把自家的竹书架搬了出来，在书架的前面插上一排可开可关的竹篾片，改装成了鹌鹑的“楼房”；
他到小地摊上买来旧的罐头玻璃瓶，用它装满水倒扣在小盘子里，做成“自动饮水器”，既省钱、又好用；
鹌鹑怕冷，寒夜里需要加温，他就将煤油灯进行了改装，给鹌鹑用来取暖；
鹌鹑很娇嫩，环境必须卫生，不然容易生病死亡，所以当时如何省时省力省钱地清理鹌鹑的粪便，成为一个特别头痛的问题。刘永行至少尝试了废报纸、塑料膜、油纸等30种不同的材料，最后他发现了四川居民盖房用的一种沥清纸（当地人叫它“牛毛毡”）经济耐用，是非常理想的可反复使用的垫粪材料。这种材料，吸水性既好，又不会被鹌鹑轻易抓破，而且价格十分低廉……
通过不断地摸索和总结，最后鹌鹑虽然只成活了80多只，但刘永行却从中总结了一套适用于本地情况的鹌鹑养殖技术。这些实用而省钱的技术他都毫无保留地教给了别人，直到新津县成为全世界最大的鹌鹑养殖基地时，人们普遍采用的也还是他初期试验时用的那些方法。
当年毛主席搞革命时，运用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方法。而在推广鹌鹑养殖时，刘永行反其道而行之，使用的是“城市影响农村”的方法。刘永行认为，这种鸟的饲养方法技术性含量比较高，再加之鹌鹑在当时还是一个新鲜事件，要让农民在短时间内接受它有一定难度。如果想要得大面积地迅速推广，就必须要让有文化的人先接受它，所以他把推广和销售的重点放在县城。
1984年初，城里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鹌鹑养殖技术，喂养鹌鹑的人不断增加，刘永行只要有一点空余时间就忙着去作指导。他的热心有时达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当时，电教队给刘永行分了一套新房，但为了推广鹌鹑，他便把这套房子腾了出来，全家又搬回到幼儿园住。
还有一次，有个人很想养鹌鹑，到他家来了解情况后却很为难，说是没有笼具，因为市场上根本没有卖的。想不到的是，刘永行竟答应很爽快地把自己用书架改制好的笼具送给了他。一百个不愿意的妻子却拗不过自己的丈夫，只好帮着他一起抬着笼具穿过几条街给人家送去。刘永行的这种热情让妻子郑彦初很难接受，但他却说：“诚心诚意地帮助别人，自己才能致富。”
在刘永行的热情推广下，鹌鹑养殖很快在新津县城形成了一个热潮。新津县城很小，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七大姑八大姨之类的亲戚在农村，农民朋友们一看自己县城里的亲戚都饲养了鹌鹑，于是争先恐后纷纷加入了养殖大军。
就在他们准备大规模饲养鹌鹑时，却正值成都地区“鹌鹑热”急剧降温，因为喂养的成本太高，死亡率也太高，许多原先养鹌鹑的专业户纷纷收摊不再养了。有人也劝他们不要再搞下去了：“连养鹌鹑的专业户都没有了，你们把这些小鹌鹑孵出来谁来养？”
但兄弟们觉得，这正好是他们的机会，关键是如何把饲养成本降下来？为了把成本降到每只鹌鹑蛋只要三、四分钱，他们就大量地查阅资料，开动脑筋，找出最佳的养殖方法。
如果说在创业初期，兄弟四人作为知识分子的优势还没有完全凸现的话，那在养殖鹌鹑的过程中，他们所具备的科技知识优势淋漓尽致地展示出“知识就是财富”这句话的分量。
他们把电子计算机应用于饲料调配和育种选样，很快就摸索出一个有别于其他国家的独特的立体养殖方式——用鹌鹑粪养猪，猪粪养鱼，鱼粉养鹌鹑。这是一种新型的生态循环饲养法，由于这样的方法使得成本大大减少，鹌鹑蛋的成本就降到了与鸡蛋一样了，于是很快就赢得了市场。
大批量的鹌鹑蛋要运销到外地去，如何才能防止蛋壳破碎？刘永行和陈育新做了一个木盒框，框上打上孔，里面用塑料绳纵横穿紧，每个盒能装90个蛋。想不到这种偶然之举，到后来成为了这个行业的标准，即使到了今天，新津县运往全国各地的鹌鹑蛋还是90个一盒、1350个一箱。
在养殖鹌鹑这项事业上，四兄弟是齐心协力但又各有分工。在创业早期还不太突出的老四刘永好，这时开始充分表现出他的才能，性格外向、擅长交际的他承担起销售的重任。
记得第一次被迫在成都农贸市场叫卖积压的小鸡时，在成都当地做老师的刘永好多少还有一点不好意思，但经历过第一次创业危机的历练后，他已经变得成熟很多。
每次在成都的集市上叫卖，刘永好不再害怕碰到自己的学生，而是大大方方的跟每一个人打招呼。一次在他挑着担子去市场卖鹌鹑的路上，笼子突然破裂了，成百只鹌鹑从笼中逃脱，刘永好只得一边顾着担子，一边跑到马路边到处去抓鹌鹑，情形虽然有些狼狈，但刘永好已经能毫不羞涩的从容应对了。
由于刘永好人缘好、点子多、善于开拓，鹌鹑蛋的销售很快打开新局面。他先是在成都青石桥开了一个鹌鹑蛋批发门市部，后来生意越做越大，又在成都最大的东风农贸市场开了一家奇大无比的店，这些店里每天都堆放着数十万只蛋。而他们的订单，近的来自重庆、西安，远的则有新疆、北京，甚至还有来自国外的订单！刘永好的店面成为全国鹌鹑蛋的批发中心。
“当时所有的鹌鹑和蛋几乎都是我卖出去的。”刘永好后来曾十分得意地提起这段经历。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1984年在险遭灭顶之灾后，兄弟四人的事业开始一帆风顺。到了当年年底，育新良种场孵鸡30万只、孵鹌鹑100万只。这意味着，刘家兄弟的育新良种场已经成功地把主要业务从孵鸡转型到孵鹌鹑，这是创业后的第一次重大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