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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大事情的时候到了！”1984年1月24日，王石还像往常一样，骑着自行车在深圳的大街小巷四处倒卖玉米，当他经过深圳国贸大厦时，突然发现了好多警车和警察，通过打听得知，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当天正在该大厦的顶层俯瞰深圳这片新兴的特区全貌，听到这个信息，王石在心底兴奋地狂叫起来。
“有心栽花花难活，无心插柳柳成荫。”改革初期，被邓小平等领导人寄以重望的国有企业改造并未能焕发出蓬勃的生机，而一度令政府十分谨慎的私营经济却如雨后春笋般疯长起来。
当时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发展，引起了很多人的不安，很多老干部参观完特区回家后不禁放声痛哭：“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邓小平1984年南巡时，写下了“珠海经济特区好”等题词，算是为特区经济一锤定音。很显然，摸着石头过河的邓小平，在引进外资和改造国企等种种努力遭遇阻力后，极需新的改革思路和实验田。
随即，中央宣布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中国出现了壮观的“孔雀东南飞”景象，大批青年奔向了南方的热土。躁热的情绪迅速发酵，最终导致了“全民经商”浪潮的来临。
这一年后来也被视为“中国公司元年”：
王石在“偶遇”邓小平四个月后，创办了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它便是万科公司的前身；
柳传志不甘心做一个平庸的科研人员，于是在北京中科院计算机研究所简陋的传达室内创办了联想公司；
史玉柱毅然告别了安徽省统计局办公室的机关生活，跑到深圳兜售自己编写的软件；
军医大学教授赵新先，带着自己研制的“三九胃泰”跑到偏避的深圳笔架山下创办了三九集团；
华南理工大学毕业生李东生，在惠州一个破败的农机仓库开始生产录音磁带；
李书福和几个兄弟成立了冰箱配件厂；
而张瑞敏、潘宁等知名企业家都在这一年当上了国营工厂的厂长……
前一年因“投机倒把罪”第二次入狱的牟其中，也在这一年出狱，并迅速开了一堆公司。在狱中时，他每天都在如痴如醉地为设想中的“中德实业开发总公司”勾画蓝图，制定了一系列的《计划意见书》、《工作条例》。他甚至迫不及待地为未来的总公司的职工们写了一篇长文《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学说和我们的使命》。文章中，牟其中以一贯的激情呼喊：“十年浩劫的坚冰已经敲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航道已经打开，中华民族的黄金时代已经来临。我们——十年浩劫中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幸存者，有理想、有抱负、有学识的、横跨两个世纪的炎黄子孙，历史的幸运儿——没有理由徘徊！”
失败是激情和幼稚的情人！就在创业的第一年，柳传志便因头脑发热，拿着社科院计算机所给的20万元开办费加入了“倒爷”行列，结果第一次倒卖彩电就给骗走了14万元。而对刘永行兄弟而言，这一年也差点成为他们“灭顶之灾”的一年。
1984年4月的某一天，育新良种场来了一个大户——一位叫尹志国的养鸡专业户一出手就下了10万只“北京白”鸡苗的订单。对刘家兄弟来说，这可是他们创业以来最大的一笔买卖。喜悦顿时弥漫了头脑中的每一个细胞。为了买种蛋，陈育新经由村里做担保，向银行贷了一笔钱，并向附近的农民兄弟和一些单位赊欠了许多种蛋。
尹志国带来一张信汇单，当天就从良种场拉走了2万只雏鸡。但过了好几天也不见款到，刘永行马上赶到所属信用社询问，才知道尹志国那天带来的是一张假汇票。
刘永行很气愤，立马杀奔尹家而去。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呈现在他眼前的是一片凄凉景象：满屋子臭哄哄的死鸡和到处乱飞的苍蝇。
尹志国的妻子哭诉道：她的丈夫把鸡拉回家时，半路上下起了大雨，对养鸡没什么经验的尹志国用塑料薄膜把车全盖起来，结果因温度过高，在途中就闷死了一半的小鸡。也许是上天在报应他昧着良心的欺骗行为，回到家后不久，又是一场大火，剩下的鸡苗连同房子一起化为灰烬。尹志国那几天急得几次想上吊自杀，最后一个人逃出了家门。
望着跪在地上不断哀求的尹志国的老婆和他只有几岁的惊恐万状的儿子，刘永行于心不忍。他知道，就算把尹志国送进牢房并把他一家逼死，也挽回不了自己的损失。刘永行只得带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尹家。
真是晴天霹雳！为这10万只小鸡，刘永行兄弟把全部家当都押上去了。眼看着借的钱马上要还，剩下的8万只小鸡也陆续就要孵化出来了，每天光买饲料就要上百元，差不多抵得上他们兄弟四个一个月工资的总和了。听着那揪心的小鸡叫，兄弟们如热锅上的蚂蚁般焦急不安。
怎么办？已经是走投无路了！在极度绝望之下，兄弟四个甚至开始商量：究竟是从岷江的桥头跳下去，人死账清、一了百了？还是隐姓埋名远遁新疆，等待下一次的东山再起？那次会议，真有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感觉。
此时，大哥起到了稳定军心的作用——他劝说大家，逃避不是办法，即使他们能逃脱了，但家里的人从此在当地就抬不起头来，整个刘家数十年来积累起来的良好声誉也将毁于一旦。兄弟四个达到一致，觉得这个问题迟早要解决，不妨再放手一搏。
死马当活马医。刘永行兄弟决定争取在尽量短的时间内把这些鸡苗卖掉。兄弟几个连夜劈毛竹、削篾片、编织盛鸡仔的箩筐，第二天凌晨四点钟就起床，带着几筐鸡仔去县城乘早班汽车，到邛崃、大邑、双流等邻县农贸市场叫卖。但当时正值农忙季节，当地的农民在短时间内根本消化不了这么多雏鸡。
在成都做老师的刘永好突然想起来，成都市南门浆洗街有个鸡鸭市场，既然农民不要，就试着把种蛋和小鸡卖给城里人看看，否则只有坐等破产。当时，刘永好正好能休几天的农忙假。于是，他带着几筐鸡仔赶到成都市浆洗街的鸡鸭市场。
但市场上的商贩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彼此寸土不让，初来乍到的刘永好自然难以插足其间。磨蹭了一整天后，刘永好还是没找到安身之处。那天晚上，他向一位好心的大爷借了一个板凳，在原地坐了一宿。第二天，他凭着执着和诚恳打动了别人，终于得到了一块小小的地盘，才把带来的鸡雏卖了出去。
“卖鸡娃哟，一元钱三个！”当刘永好喊出第一声时，整个脸皮刷地一下飞红了。对刘永好而言，其实最难过的是心理这一关——自己放着崇高的教师职业不好好干，却成天在这种嘈杂脏乱的环境中做一名叫卖小鸡的贩子，风里来雨里去不算，还时常得为争一个摊位和其他的贩子怄气、争吵，受尽了白眼。
有一次，刘永好正在市场上守着两筐无人问津的雏鸡发愁时，突然来了好几个年轻人，要买100只雏鸡。刘永好喜出望外，但在收钱时仔细一看，却愣住了——原来这几个买鸡的年轻人是他以前教过的学生！学生们看到原来的老师不辞辛苦来摆摊卖鸡，于是想用这种办法帮一下他。
刘永好在感动之余，也不免有一丝尴尬。
从天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到天底下“最低贱”的职业，刘永好经历了心理上的巨大反差。而这种磨难，是刘永好兄弟们商业生涯上经历的第一次心理历练。自此之后，他们的脸皮变“厚”了，内心也更成熟、更坚强了。
刘永好的农忙假很快结束了。当时，老大刘永言上班不能请假，老三陈育新要照管那些正在出壳的小鸡，卖鸡的艰巨任务只能交给老二刘永行了。刘永行立即找到单位领导，向他讲述了自己的困境，领导非常同情他们的遭遇，同意他请一个月假，再加上其后的两个月暑假，刘永行总共有三个月的“救命”时间。
在这次危机中，刘永行受到了巨大的精神上的煎熬和肉体上的折磨。从小有腿伤的刘永行，每天要把大箱的鸡筐装上公共汽车的顶部，因此他必须一手持筐、一手抓住老式公共汽车背后的那种铁制扶梯，这个动作最主要的受力部位便是腿，这对他的旧伤无疑是雪上加霜。
有时白天小鸡销售得不多，刘永行就会在晚上挑着箩筐继续到居民区吆喝：“买小鸡喽！买良种鸡喽！”从南门走到了东郊、又从东郊走回南门。就这样，他披星戴月、餐风宿露，拖着伤残的腿挑着小鸡筐，凭着惊人的忍耐力走遍了成都的大街小巷。夜深了，就找每晚仅需一块五毛钱的小旅店住下。睡觉时，为了防止老鼠咬伤咬死小鸡，还要把小鸡筐吊在旅馆的房梁上面。
作为一个小摊小贩，沉默肯定不再是金！原来一直不善言语的刘永行，好像无师自通似地学会了吆喝和游说。人家原本打算买2只的，他能说服人家买5只。
当然，他并不是一味死皮赖脸地强行推销，而是总站在别人的角度，帮助他们核算成本，并向大家介绍喂养的方法。比如养几只鸡，除了买鸡的几块钱成本以外，可以用家里原剩饭剩菜去喂养，不需要添加任何多余的成本，这样既可以做到不浪费粮食，又可以有鸡蛋和鸡肉吃。
在这一段时期的销售中，知识再次显示出了它的威力——和他一起去的村民们，因为不懂这些知识，就没有像刘永行一样的说服能力，所以，几个村民每天的总销量还不如他一个人多，他成了销量很高的销售员。到后来，刘永行干脆成了专业销售员，一个人负责卖鸡，而村民则负责给他送鸡。
一副诚实憨厚相的刘永行，出门在外叫卖的这段时期，也受到了不少人的关照。一个家住在市场的阿婆，主动让他把鸡筐放在她家里，免得住店时吵了别人添麻烦。阿婆平时还经常帮他买饭，有时拿出自己家里的饭菜请刘永行吃。
四兄弟在千辛万苦并每个人掉了十几斤肉后，8万只鸡终于卖完了。四兄弟一盘算，销售所得除还清了所有欠款外，每个人还分得了180元钱。真是置之死地而后生！
经过这番折磨，刘永好兄弟明白了坚持的力量。人就是这样，没有逼到分上，谁都不知道自己的潜力有多大。当你坚持到不能再坚持，执著到不能再执著的时候，事情却突然柳暗花明了。
为这180元，兄弟们付出了太多，尤其是陈育新和刘永行。为了事业，陈育新全家把房子都搭上了，分的那点钱还不够把他的房子改回去。而刘永行的腿伤在这一段时期进一步恶化，以至于失去了根治的可能性。直到1999年把自己的公司搬到上海去之后，他还长期靠服用止痛片来止痛。
另外，刘永行还产生了严重的幻听，在家休养一个多月后，幻听还是困扰着他，耳边成天都是“叽叽喳喳”小鸡的叫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