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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环境优美，居住安心，这块面积只有2.68平方千米的地方在那段时期，迎接并容纳了形形色色的人。这些人在当时差不多都算得上是社会精英，这也让这个小地方，成为了卧虎藏龙之地。
和中国现代化转型基本同步的天平，又因为这些精英名流的出现，与中国现代化转型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果对照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六个阶段，我们就会发现，这些精英在每个阶段都未曾缺席，都有人加入，而且遍布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等领域。
金融业有昔日“中央造币厂”厂长的席德柄——他有个更出名的爷爷，即晚清四大买办之一的席正甫，跟盛宣怀算得上是铁哥们。政治上有中国近代有名的蒋、宋、孔，可惜缺少了陈，不然四大家族就在这里全部聚首了；商帮中有宁波帮的周宗良、董浩云。宁波人在上海出了很多“大王”，像叶澄衷就是“五金大王”。居于此的周宗良就是“颜料大王”，董浩云的名号更响，叫“世界船王”。除了宁波帮这些“大王”，这里还有来自江苏无锡的沈瑞洲和荣德生，一个是“桐油大王”，一个是“面粉大王”、“棉纱大王”。如果加上同样出身于“苏州洞庭帮”的席德柄，这里江苏商帮的实力和宁波帮不分伯仲。这里也居住了一帮文化名流，有萧军和萧红夫妇，还有田汉、胡风等左翼文化的“沪漂族”。而在他们之后还有夏衍、陈宝定和王元化。当然，这里还有那个年代的电影明星：《女篮五号》的主演秦怡，与其比邻而居的刘琼，以及和国民政府上将上官云相的大名仅有一字之差的上官云珠。巧合的是，上官云相也曾住在这个社区，但事实上这两个人并没有什么血缘关系。上官云相是真名，上官云珠则是艺名。
当然，政界中的大腕在此地更是常见，这中间有蒋介石的嫡系俞济时、宣铁吾，有民主人士周煦良、张澜和宋庆龄……当然，还有那位“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汪精卫，但当时的他，已经背负了汉奸的罪名，一来沪就飘忽不定，东躲西藏，将此地当成了其“狡兔三窟”之一窟。讽刺的是，正是他向法国人收回了上海的法租界。只是，这种回收和当初的“出租”，同样透着耻辱。1943年2月23日，汪精卫通过日本人向法国维希政府施压，迫使法国放弃在华租界。在相继收回天津法租界、汉口法租界和广州法租界之后，1943年7月30日，上海法租界也被汪伪政权接管；次日，公共租界亦即英美租界也被收回。
掌握租界后，汪伪政权随后合并周围各县成立扩大了的上海特别市，分辖区为市区、郊区、县区，市区包括原两租界、南市、闸北、沪西等，郊区包括江湾、洋泾、真如、浦东北、浦东南等，县区则为南汇、奉贤、川沙、嘉定、宝山、崇明等。其中法租界被汪伪政权改称为第八区，又叫徐家汇区。它相邻的第七区，则为常熟区。
这个时期的天平社区，以宛平路为界，分属第八区以及第七区并在1943年10月，改姚主教路为天平路，此即“天平社区”名字的由来。之所以要用“天平”替换“姚主教”，则是取材于明末民族英雄、军事家袁崇焕的故里广西天平镇。这就有点反讽的意味了：身为一个汉奸政权，大张旗鼓地拿民族英雄的故里做地名，不知道是蠢过了头，还是自己没搞清楚自己的现状，也不怕玷污了民族英雄。
不过，因为成了租界乃至上海的“新主人”，汪精卫再也不需要在上海东躲西藏了，可以在自己的“兔窟”光明正大地住下。
以此为藏身之地的，还有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以及李白夫妇。这个李白可不是唐朝的那个大诗人，而是《永不消失的电波》中主角的原型。如果说汪精卫是在黑夜中滑向了沉沦，他们就是在黑夜里守候着黎明。
这里还分别住过两位上海的“首任”市长。一个是黄郛，1927年后住进来时，他成了上海特别市的市长。另一个是大名鼎鼎的陈毅，他在1949年5月后住进来时，时任上海市市长。而此时的上海市，已沐浴在新中国的阳光下。
同样，天平社区也迎来了自己的“新生”。不过，虽经过一系列的重组、合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依旧并不“完整”——在徐家汇和常熟两区合并之前，它分属两区。1956年两区合并成一个徐汇区后，它虽然在整体上同处一区，但在1960年，它却以乌鲁木齐南路为界，分属徐汇区天平路街道办事处和永嘉路街道办事处。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94年，永嘉路街道并入天平路街道后，社区终于完整成形，并延续至今。
但不论如何，这块面积不大的社区，注定是个为人津津乐道的传奇之地。上面所列名流，只涉及了这口碧水深潭所卧所藏龙虎的几分之一。他们分属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行业，有着不同的山头，信仰不同的主义，但他们差不多都生在盛宣怀之后，都身不由己地被裹挟在中国现代化大转型的奔流之中。他们愿意面对也好，选择逃避也好，现代化终将推着他们向前走。有些人跟不上时代步伐，有些人则逆流而上，被奔流吞噬。当然，奔流既然是奔流，总不会那么风平浪静、安详怡人，这里除了惊涛骇浪，肯定也有漩涡，有不可知的暗流，更有云山雾罩而让人一时找不到前行的方向……尽管如此，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却不会因此对现代化抱以排斥之心，心甘情愿地停留在那种以不变应万变的大一统的“安分敬制”的年代。他们愿意在这里生活的经历，至少可以证明，哪怕租界的由来是屈辱的，但它们背后的西方现代文明，并不一定就是凶神恶煞。这种经历，让他们在享受西式生活所提供的便利以及时尚的同时，也更近距离地、不出国门就能观察到现代西方社会的组织结构，以及其所形成的现代理念。这既能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他们对现代化的自觉意识，又会让他们在面对西方的资本以及先进技术、文化时，愿意采取开放的姿态，甚至为此制定相应的政策。作为社会精英，日后，他们又很容易地将这种潜移默化的浸染挥洒在古老中国的肌体之上，再经过反复、耐心的打磨，终会让传统守旧的中国焕发出现代的容光。而他们也将因此成为中国现代化大转型的悲壮的推手。同时，活动或生活于天平的他们，也将被历史的“天平”，称出应有的分量。
对应中国现代化转型所经历的六个阶段，他们也从学习西方的“器物”、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转变成“想效仿西方变革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再接着在资产阶级思想启蒙下以及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传播，新文化运动兴起；然后再由新民主主义抵达社会主义”。（王千马：《民主不是万能的》，中国发展出版社2011年版，第233页。）如今恰逢中国第六次现代化大转型之机，他们及他们之后的时代精英也许要将自己的政治选择落脚于：如何让这个国家的躯体保持健康并充满活力，如何让这个国家的人民活得更幸福和更有尊严，如何让这个国家在国际上与他者友好共处，不欺人，也绝不被人欺……
这也让这块面积只有2.68平方千米的地方，在中国现代化大转型的进程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可作为一枚重要的中国现代化转型的上海标本。
从它身上，见微知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