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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推手”

正因为环境优美,居住安心,这块面积只有2.68平方千米的地方在那段时期,迎接并容纳了形形色色的人。这些人在当时差不多都算得上是社会精英,这也让这个小地方,成为了卧虎藏龙之地。

和中国现代化转型基本同步的天平,又因为这些精英名流的出现,与中国现代化转型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果对照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六个阶段,我们就会发现,这些精英在每个阶段都未曾缺席,都有人加入,而且遍布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等领域。

金融业有昔日“中央造币厂”厂长的席德柄——他有个更出名的爷爷,即晚清四大买办之一的席正甫,跟盛宣怀算得上是铁哥们。政治上有中国近代有名的蒋、宋、孔,可惜缺少了陈,不然四大家族就在这里全部聚首了;商帮中有宁波帮的周宗良、董浩云。宁波人在上海出了很多“大王”,像叶澄衷就是“五金大王”。居于此的周宗良就是“颜料大王”,董浩云的名号更响,叫“世界船王”。除了宁波帮这些“大王”,这里还有来自江苏无锡的沈瑞洲和荣德生,一个是“桐油大王”,一个是“面粉大王”、“棉纱大王”。如果加上同样出身于“苏州洞庭帮”的席德柄,这里江苏商帮的实力和宁波帮不分伯仲。这里也居住了一帮文化名流,有萧军和萧红夫妇,还有田汉、胡风等左翼文化的“沪漂族”。而在他们之后还有夏衍、陈宝定和王元化。当然,这里还有那个年代的电影明星:《女篮五号》的主演秦怡,与其比邻而居的刘琼,以及和国民政府上将上官云相的大名仅有一字之差的上官云珠。巧合的是,上官云相也曾住在这个社区,但事实上这两个人并没有什么血缘关系。上官云相是真名,上官云珠则是艺名。

当然,政界中的大腕在此地更是常见,这中间有蒋介石的嫡系俞济时、宣铁吾,有民主人士周煦良、张澜和宋庆龄……当然,还有那位“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汪精卫,但当时的他,已经背负了汉奸的罪名,一来沪就飘忽不定,东躲西藏,将此地当成了其“狡兔三窟”之一窟。讽刺的是,正是他向法国人收回了上海的法租界。只是,这种回收和当初的“出租”,同样透着耻辱。1943年2月23日,汪精卫通过日本人向法国维希政府施压,迫使法国放弃在华租界。在相继收回天津法租界、汉口法租界和广州法租界之后,1943年7月30日,上海法租界也被汪伪政权接管;次日,公共租界亦即英美租界也被收回。

掌握租界后,汪伪政权随后合并周围各县成立扩大了的上海特别市,分辖区为市区、郊区、县区,市区包括原两租界、南市、闸北、沪西等,郊区包括江湾、洋泾、真如、浦东北、浦东南等,县区则为南汇、奉贤、川沙、嘉定、宝山、崇明等。其中法租界被汪伪政权改称为第八区,又叫徐家汇区。它相邻的第七区,则为常熟区。

这个时期的天平社区,以宛平路为界,分属第八区以及第七区并在1943年10月,改姚主教路为天平路,此即“天平社区”名字的由来。之所以要用“天平”替换“姚主教”,则是取材于明末民族英雄、军事家袁崇焕的故里广西天平镇。这就有点反讽的意味了:身为一个汉奸政权,大张旗鼓地拿民族英雄的故里做地名,不知道是蠢过了头,还是自己没搞清楚自己的现状,也不怕玷污了民族英雄。

不过,因为成了租界乃至上海的“新主人”,汪精卫再也不需要在上海东躲西藏了,可以在自己的“兔窟”光明正大地住下。

以此为藏身之地的,还有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以及李白夫妇。这个李白可不是唐朝的那个大诗人,而是《永不消失的电波》中主角的原型。如果说汪精卫是在黑夜中滑向了沉沦,他们就是在黑夜里守候着黎明。

这里还分别住过两位上海的“首任”市长。一个是黄郛,1927年后住进来时,他成了上海特别市的市长。另一个是大名鼎鼎的陈毅,他在1949年5月后住进来时,时任上海市市长。而此时的上海市,已沐浴在新中国的阳光下。

同样,天平社区也迎来了自己的“新生”。不过,虽经过一系列的重组、合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依旧并不“完整”——在徐家汇和常熟两区合并之前,它分属两区。1956年两区合并成一个徐汇区后,它虽然在整体上同处一区,但在1960年,它却以乌鲁木齐南路为界,分属徐汇区天平路街道办事处和永嘉路街道办事处。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94年,永嘉路街道并入天平路街道后,社区终于完整成形,并延续至今。

但不论如何,这块面积不大的社区,注定是个为人津津乐道的传奇之地。上面所列名流,只涉及了这口碧水深潭所卧所藏龙虎的几分之一。他们分属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行业,有着不同的山头,信仰不同的主义,但他们差不多都生在盛宣怀之后,都身不由己地被裹挟在中国现代化大转型的奔流之中。他们愿意面对也好,选择逃避也好,现代化终将推着他们向前走。有些人跟不上时代步伐,有些人则逆流而上,被奔流吞噬。当然,奔流既然是奔流,总不会那么风平浪静、安详怡人,这里除了惊涛骇浪,肯定也有漩涡,有不可知的暗流,更有云山雾罩而让人一时找不到前行的方向……尽管如此,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却不会因此对现代化抱以排斥之心,心甘情愿地停留在那种以不变应万变的大一统的“安分敬制”的年代。他们愿意在这里生活的经历,至少可以证明,哪怕租界的由来是屈辱的,但它们背后的西方现代文明,并不一定就是凶神恶煞。这种经历,让他们在享受西式生活所提供的便利以及时尚的同时,也更近距离地、不出国门就能观察到现代西方社会的组织结构,以及其所形成的现代理念。这既能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他们对现代化的自觉意识,又会让他们在面对西方的资本以及先进技术、文化时,愿意采取开放的姿态,甚至为此制定相应的政策。作为社会精英,日后,他们又很容易地将这种潜移默化的浸染挥洒在古老中国的肌体之上,再经过反复、耐心的打磨,终会让传统守旧的中国焕发出现代的容光。而他们也将因此成为中国现代化大转型的悲壮的推手。同时,活动或生活于天平的他们,也将被历史的“天平”,称出应有的分量。

对应中国现代化转型所经历的六个阶段,他们也从学习西方的“器物”、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转变成“想效仿西方变革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再接着在资产阶级思想启蒙下以及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传播,新文化运动兴起;然后再由新民主主义抵达社会主义”。(王千马:《民主不是万能的》,中国发展出版社2011年版,第233页。)如今恰逢中国第六次现代化大转型之机,他们及他们之后的时代精英也许要将自己的政治选择落脚于:如何让这个国家的躯体保持健康并充满活力,如何让这个国家的人民活得更幸福和更有尊严,如何让这个国家在国际上与他者友好共处,不欺人,也绝不被人欺……

这也让这块面积只有2.68平方千米的地方,在中国现代化大转型的进程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可作为一枚重要的中国现代化转型的上海标本。

从它身上,见微知著。 e4KG4YpzAIC8PVylQdbWhWgG/S4xY8CKxy3itxP5FMu6mBeFrsUMb3kQcl/taI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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