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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哪个城市的人，对梧桐的感情有上海人这般深厚。它遍植于上海的大街小巷，浓荫对接，叶密成盖，在烈日炽热的夏天，给人们一路绿荫；到了岁寒之际，又早早地摇下一树的落叶，让阳光在枝干之间穿行，温暖着这个城市的冬天。没有其他种树比它更适合做南方城市的行道树了。这也是法国人当初将它从欧洲大陆引进上海的原因。说起来，它们出现在上海的街头，业已百年有余。
它们一开始扎根的，还是乡土中国。在它们的脚下的土地，原先叫芦家湾，叫淡井村，叫顾家宅。这些名字每次读起来，总会使人眼前浮现出一派淳美的田园风光，泥香四溢，鸡犬相闻，人们在这块土地上生生死死，时间如凝固了一般，数代都不曾改变。然而，随着西方列强的到来，这一切都被彻底毁掉了。
一纸《南京条约》，使上海成了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它的命运，开始不再由自己主导。英国人从它身上勒索了一大片租界之后，美国人又跟着递上了《望厦条约》。法国人当然也不会错过分蛋糕的好时机，1844年趁着清政府被英、美搞得头昏脑胀之际，在停泊于广州黄埔的一艘法国兵舰上，逼迫清政府签下了《黄埔条约》。据此，法国不仅轻易取得了英、美已然得到的诸如“五口通商”、“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及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特权，还得到了一些新的好处。如：法国人于通商口岸租赁房屋或租地建屋，“其房屋间数、地段宽广，不必议立限制”。这为法国后来扩大租界埋下了祸根。
正是在这一年，盛宣怀在他的常州老家出生。这个时候的他，肯定还不明白法国人一系列“不友好”的举动对他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
转眼到了1849年的4月，法国人如愿以偿地获得了自己在上海的第一块租界。这块租界位于英租界和上海县城之间，占地约986亩。当年的上海县城，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老城厢，在今天的上海南边，其知名的景点有老城隍庙和豫园。在上海县城的北门外，原先有一条护城河（即今天的人民路），从此成了上海县城和法租界的“分界线”。再往北，有条洋泾浜，则是英、法租界的“分界线”。这条洋泾浜东西向，东头连着的便是黄浦江，它将外滩一分为二，一段属英，一段归法。如今，这条洋泾浜在上海的造城运动中早已不知去向，不了解内情的人，根本不知道它的踪迹。
今天的延安东路，便是洋泾浜的后身。
然而，勒索租界成功的法国人，并不甘心只在这个遥远的东方闷声发大财，他们扩张租界的欲望不断膨胀，其扩张行动也就从来没有停息过。
十几年后，《黄埔条约》所留下的后遗症开始显现。他们在上海不停地通过越界筑路的方式，并巧妙利用统治当局的软弱、恐惧和需要，分别于1860年、1900年以及1914年，实现了三次租界大扩张。尤其是1914年，法租界净增的面积为13015亩。在这三次大扩张之中，1860年的扩张主要是向东，虽然收获不小，但这不符合他们在上海的经营战略，他们主要的收获是后两次的扩张，目标是向西，再向西。“法租界当局其时的意图越来越明显：它要尽力地将自己的版图由东向西大举推进，最终目的是要与徐家汇衔接起来。因为法国天主教早在那里建立了江南教会中心，这是法国在华开辟的一个重要基地。”（郑祖安：《近代上海花园洋房区的形成及其历史特色》，《社会科学》2004年第10期。）
今天的淮海中路、淮海西路就是法国人越界筑路的结果。淮海中路在法租界时期叫作宝昌路，后来又叫作霞飞路。“宝昌”的名字很中国，“霞飞”的名字很古典，总能让人联想起“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但事实上这两个名字都和中国没有关系，它们均取自两位法国大佬的名号。
英国人喜欢拿中国著名城市为自己租界里的道路命名，比如说英租界中为纪念《南京条约》而命名的“南京路”。和英国人不一样的是，法国人喜欢拿自己国家“优秀人才”的人名作为地名，是为纪念，也为炫耀自己的民族自豪感。
说起这位宝昌，他是法租界公董局的重要人物，从1881年到1907年曾17次入选公董局董事会，其中还担任了六届的总董。可以说，法租界的市政建设基本上由他操控。而霞飞则是一位法国将军，他曾在欧洲战场上屡建战功。当他荣升为法国东路军总司令之后，法租界公董局里的诸位大佬们立即想起，这位将军早在1885年就来过上海。尽管当时他还只是个年轻的法国工兵士官，到上海也只是游玩，但这并不影响大佬们将他和上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于是决定，从1915年开始，将宝昌路改名为霞飞路。这一叫，就是几十年。
霞飞路初筑时，大概是在1900年，一开始均为泥石路面，后来陆续铺设块石。路筑好，总需要行道树作为绿化。于是，1902年，梧桐被法国人选中，成了行道树的主要品种。自此，它们大规模地在上海落地生根。
正是法国人将它们引入上海，所以它们一开始被称作法国梧桐，简称法梧。
事实上，梧桐在中国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中国有句古语叫作“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庄子见惠子时就说：“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雏，子知之乎？夫宛鹓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此鹓雏，即凤凰的一种。庄子的意思是，凤凰从南海飞到北海，只有遇到梧桐，它才愿意落下。除了梧桐，送它金山银山也无法让它动心。
庄子所说的梧桐，高大笔直，碧叶青干，所以才有吸引凤凰的高贵和祥瑞。而且叶、花、根、种子均可入药。而上海这些作为行道树的法国梧桐，树干高大，却不太直；它们的叶子很娇艳，下落时却变成了黄土似的褐黄；它们的果实也无法食用。两者之所以能混淆世人眼球，除了身形近似，也因为它们都长着手掌般的叶片。
如果本着认真的态度追根溯源，法梧只是悬铃木的一种，学名叫“二球悬铃木”。其实它应叫作“英国梧桐”，因为它是英国牛津人拿一球悬铃木与三球悬铃木杂交形成的品种。这种英国梧桐因为是杂交，所以没有原产地，但在欧洲却得到了广泛的培植。
所以这些梧桐被称作法梧还是梧桐，都是名不正言不顺。但在中国，它们强占了梧桐的身份，而且理直气壮，毫不嘴软。与此同时，真正的梧桐却在忍辱求全，为了作区分，退而求其次，改名为“中国梧桐”。中国古诗词中的那些梧桐：“梧桐相待老，鸳鸯会双死”（孟郊《烈女操》）、“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李煜《相见欢》）、“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温庭筠《更漏子》），如今都成了“中国梧桐”。
这不是单纯的将错就错，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弱者从来就没有太多的话语权。从名字的此消彼长上面，可以看出帝国农业文明和西方工业文明的力量对比已然失衡。不言而喻，这种此消彼长其实就是一个“告示贴”，上面白纸黑字地写着：
上海乃至中国已被清晰地纳入了西方时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