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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位于今日上海衡山路历史风貌保护区内、占地2000多平方米、楼高三层的老式花园洋房，应该在1920年前，席德柄一家人就住在里面了。因为根据他儿子席与文的回忆，自己是1919年5月在这里出生的。
这一年，席德柄才27岁左右，离他开创自己人生的大事业，还有一段岁月的距离。他此时能住在这里，完全是祖辈的庇荫。
席德柄有个很牛的爷爷——席正甫，是晚清四大买办之一。除了席正甫，“四大买办”其他几位分别是唐廷枢、徐润，还有那位写《盛世危言》的郑观应。
能和这些人物列在一起，足以看出席德柄爷爷的实力。
四大买办，这个名头在今天看起来似乎威武霸气，但了解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买办这个身份，说起来并不风光。一方面，它并不是植根于中国古老的大地，而是一个“舶来品”，让人不容易亲近。另一方面，买办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而产生的。所谓买办，从本质上讲就是经纪人，是我国经纪人和经纪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阶层。单从字面上来说，它其实是葡萄牙文Comprador（康白度）的意译，原意是采办人员，中文翻译为买办。
再通俗一些说，当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之后，他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而是为了和中国人民做生意，发中国的国难财。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在各类条约中逼迫清政府开放通商口岸的原因之所在。可是，跑到神秘的东方来做生意，难免会人生地不熟，往往会水土不服。尽管他们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但还是需要中国人充当帮手，为他们或采购或管事，也就是说，为他们在中国做生意充当“二传手”，否则他们就会处处碰壁。于是，“康白度”就这样出现了。
严信厚的宁波前辈穆炳元就是靠当买办发了大财。他原是清军的一个小头目，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定海战役中，成为了英军的俘虏。英国人没有杀他，却把他征集到英舰上打杂，并有心栽培，教其贸易方法。随着英国人在上海大举登岸，为其充当翻译和总务的穆炳元便派上了大用场，承担并包揽了中英在上海的一切外贸交易。姚公鹤的《上海闲话》载：“无论何人有大宗交易，必央穆为之居间。”穆炳元也充分利用自己这一优势，在华洋交易中巧取豪夺，积攒成巨富，一跃成为上海的头号闻人。
这种经历难免让人艳羡。看上去，给洋商当买办是一件很风光的事情，就像今天很多白领都梦寐以求的外企高薪职位。但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面对外敌入侵，民族情绪也一直在反弹的过程中。所以，那时为洋商打工实在是一个“高风险”的工作，很容易就会被贴上一个一辈子都洗不脱的标签：汉奸。这个标签似乎成了买办们的“原罪”。骂他们汉奸，不仅仅是仇富行为，而且已经成了当时社会的意识形态。加上他们帮助洋行贩卖鸦片，这更让买办的身份和地位染上了负面色彩。曾国藩曾不无嘲讽地称买办为“奉洋若神者”。除此之外，“极而言之者将买办、通事、娼妓、流氓列为一类，属社会败类，最卑鄙无耻之徒。章太炎论‘革命之道德’，按社会职业分道德人品高下，将洋行之‘雇译’归入末位，贬之为‘白人之外嬖’”。（王俞现：《中国商帮600年》，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175页。）
这也是唐廷枢、徐润愿意放弃自己在洋行的高薪工作，在李鸿章的召唤下，于1873年到轮船招商局主持工作的重要原因。此前，唐廷枢正帮怡和洋行代理经营长江一带的业务，主要任务就是替该行推销进口货物以及到内地收购蚕丝和茶叶。他的存在，简直成了怡和洋行获得华商支持的保证。与此同时，徐润也在宝顺洋行混得风生水起。他们从洋行跳槽，绝不是从“外企高管”到“国企经理人”那样简单，里面无疑充满了民族感情的考量。这种感情在唐廷枢的就职宣言中显露无遗，他这样大声疾呼：沿海之间的运输贸易之利全归中国自身所有，岂非更为优越？
然而，不是所有人都能像唐廷枢、徐润这样有民族正义感。当然，也不能说当买办的人就没有民族正义感。客观上来说，买办也是中西方贸易交流的需要。当资本主义商业文明以一种强势的面目介入中国人的生活，并将中国纳入世界商业轨道之后，简单的排斥不仅没有效果，反而让自己显得“粗暴”和“盲目”。
事实上，唐廷枢、徐润在轮船招商局的成功，也得益于他们在洋行的锻炼。更多的人也因此把当买办看成是“借洋鸡生蛋”的过程。等自己有了本钱，再跳出去单干，不失为一种很好的选择。他们在摆脱洋雇主之后，努力发展自己的老本行，最后成为洋商的主要竞争对手，乃至成为巨商。这些大买办在各个通商口岸的鸦片、丝茶、洋货、钱庄以及船运等许多领域保有庞大势力，有些地区的征税大权也落入了买办之手。
就在唐廷枢离开怡和洋行之后一年，同样在上海的席正甫，凭借自身努力和借助亲戚之力，终于成了汇丰银行的第二任买办。这两种相反的选择，并没有影响两人的名声。在唐廷枢盛名日隆之时，席正甫也开启了属于自己的传奇。
这段传奇不仅关系个人，也关乎其整个家族。更重要的是，它也关乎整个“苏州洞庭帮”。
洞庭帮中的“洞庭”不是指湖南洞庭，而是江苏苏州的洞庭，它是太湖七十二峰的组成部分，分为东山和西山。所有面积加起来，只有不到200平方千米的地方。想象一下，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山区，耕地稀少，若想活路，不去经商，又能如何？事实上，当年的徽商也是这样被逼出来的，其“六山三水一分田”的生存环境，让很多徽州人“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丢出去干吗？只能经商！
洞庭人也同样如此。
“较早把洞庭商人当作一个群体看待的是明代著名文学家冯梦龙，‘话说两山之人，善于货殖，八方四路，去为商为贾。所以江湖上有个口号，叫作钻天洞庭’。算来，有这一称法，当不迟于十七世纪前期（明代天启年间）。”（马学强：《一个传统商帮的近代变迁——苏州洞庭帮在上海》，《史林》1996年第3期。）尽管其只是中国地域最小的一个商帮，但洞庭帮在商业上的影响力还是让人们愿意拿其与徽商并称。
而在这钻天洞庭之中，生意做得很好很出色的就有王、翁、许、席几家。此“席”，便是席正甫、席德柄家族，故称“洞庭席氏”，又因为主要是在东山，又称“东山席氏”。不过早期的他们，做的还是传统生意——经商、贩运等；主要商品是粮食丝棉、茶木典盐，这也是洞庭帮以及与之齐名的徽商共同的经营范围。帝国的朝代已更替了几个轮回，中国传统的商业文明几乎还是停滞不前。而中国的商人们，同样秉持着简单初级的勤劳勤奋的文化观念，小心翼翼地活着。
说起来，这都是因为这一切根植于中国深厚的农业文明。有人曾不屑一顾地将中国传统的商业文明视为农业文化这个小伙子发育成熟后长出的那几颗热情的青春痘。青春痘不是胡须，“所以不是第二性症。青春痘也有点像鸡肋，挤掉可惜，弄不好会伤脸，不挤又横竖感觉不对。怎么办？挺过去再说。真正长成大男人了，自然就没了”（李雅璐、沈山：《徐志频：商帮文化不只是青春痘》，《华夏时报》2011年12月5日，A36版。）。只是，大男人又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一方面，要担负起责任。不要再像中国传统的商业文明那样，深受权力的挤压，反过来又容易对权力献媚。得有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另一方面，要明白商业讲究的是商品交换，各取所需，产权明晰，因此讨价还价、产权归属和契约信用要成为商业社会的核心，所以要懂得遵从商业的自由、平等天性。
而这些，是资本主义商业文明的构成要素，与中国传统的商业文明并没有太多的渊源。中国的农业帝国文明，在前资本主义时代虽然可以通过规模效应来形成对前资本主义西方的优势，但在西方进入资本主义商业文明之后，中国传统的商业文明于对抗中就显得弱不禁风。虽然在184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仍是世界第一，但日后却是每况愈下。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席正甫所效力的汇丰银行，1864年才在香港发起成立，次年在上海的分行才开始营业，但其很快就在中国取得了“金融霸权”，让中国的票号、钱庄都臣服于自己的脚下，成为自己的附庸。
将银行与票号、钱庄进行对比可以发现，这个西方的产物具有钱庄和票号所不具备的现代性优势。比如，钱庄和票号在组织上和经营上是以家族关系、乡土关系及帮派关系为联系纽带，以血缘诚信为基础，而银行则是股份制，靠契约关系团结在一起；钱庄和票号靠信誉存活，银行却需要抵押担保。靠信誉虽然能满足中国人的道德至高感，但一旦遇到天灾人祸信誉破产，往往让钱庄或票号陷入泥沼甚至万劫不复。银行需要抵押担保虽然很冷酷无情，却能将自己的风险控制在很小的程度。更重要的是，钱庄和票号往往故步自封，只做汇兑、拆借生意，而银行却尝试将钱借给企业，甚至进行股权投资，让手中的钱变成真正的“资本”。
正是因为看到银行有着不可替代的功效，加上外资银行在中国犹如贪吃蛇游戏中的贪吃蛇似的，不停地吞下豆子，而蛇身不断变长，盛宣怀出于对中国经济命脉的担忧，创办了中国人自己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尽管“用人办事悉以汇丰为准”，但身为汇丰买办的席正甫并没有介入，席家既未投资入股，也无人出任要职。不过这并不影响他和自己的江苏老乡盛宣怀的友好关系。像席正甫这样成功的买办，个个都很精明，他们需要维护好各种关系，处理好各种明里暗里的利益。事实上，他能在汇丰银行站稳脚跟，也正是因为善于经营中洋和官商关系。
1874年，清政府面临沿海防务上的危机，打算向汇丰巨额借款经营海防，数额高达200万两白银之巨，这也是清政府第一次向外国银行借款。时任汇丰买办的王槐山认为此事风险太大，于是要席正甫办理。其时席还只是汇丰银行里的小人物，王槐山此举有拿他“顶雷”的意思。但席正甫意识到，朝廷有求于汇丰，正是汇丰与朝廷建立关系的良机。在他的操作下，汇丰开创了政治贷款的先例，既得到了很高的利息，又搭上了李鸿章的关系，日后还多了位左宗棠。虽然左、李是政治对头，但他一个都不得罪。从此，汇丰等外资银行代替已显颓势的山西票商，成为朝廷的金融合作伙伴。而席本人，也在王槐山因病辞返之后，顺理成章地坐上了第二任买办的位置。从1874年到1890年，清政府共向汇丰银行借款17笔，绝大多数都由他一手经办。同时，在他居中斡旋下，汇丰银行先后经办了沪宁、广九、沪杭甬、津浦、京奉、湖广、浦信等主要铁路干线的贷款，其获利之丰令人吃惊。这也进一步印证并彰显了银行比钱庄和票号更具有优势这一论断。
这样的买办，显然不再是中央官员眼里深恶痛绝的“汉奸”，而是恨不得拼命拉拢的“金主”了。另外，由于席正甫在汇丰握有借款的签字权，上海当时的钱庄要想从汇丰借款以获得流动资金，就必须由席正甫经手，席正甫也因此布下了巨大的关系网。
席正甫能当上汇丰银行的买办，开启自己人生的传奇，其意义并不在于能为洞庭席氏赚下多大的产业，而在于他通过把控汇丰银行，进一步触摸了资本主义商业文明的命脉。也正因为他的存在，洞庭席氏乃至洞庭帮有了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可能，这也是洞庭席氏能在中国金融业显赫百年的基础。日后，依赖垄断权力发迹的，既有以“以布衣交天子”而洋洋自得的盐商江春，也有“红顶商人”胡雪岩这样的徽商，但他们终因权力的翻脸而渐趋式微。更糟糕的是，由于习惯依靠垄断权力获得大把利润，也让徽商早早丧失了进取精神，使得他们在面临大的变化时很难应对。从此，再也不见“钻天洞庭遍地徽”。
这既是中国传统的商业文明的弊病，更是对洞庭席氏乃至洞庭帮的警醒。席正甫游走于各位高官之间，甚至在李鸿章的保举下，接受了二品衔红顶花翎，成了胡雪岩之外的又一个红顶商人。看上去，席正甫也同样不能免俗。
在这样一个家族里成长，是席德柄的幸运。
他出生的1892年，他的爷爷席正甫还在为汇丰银行“拼老命”。1904年席正甫去世，席德柄还有12年左右的光阴和爷爷在一起。他还有个大两岁的“堂兄”席德懋。说是“堂兄”，其实是同胞大哥。他们的亲生父亲是席正甫的三子席裕光（字德辉），不过，席德柄后来被过继给了席正甫的五子席裕安（字燕宜）。席裕安还未结婚就去世了，未能留下子嗣。
和盛宣怀一样，席正甫也是枝繁叶茂，育有六子，除了裕光和裕安外，还有长子裕成（字立功）、二子裕昆（字友于）、四子裕美（字云如）以及六子裕奎（字聚星）。除了通过银行业务往来编织关系网络之外，席正甫还通过联姻，将关系网加深加固。席正甫弟弟席素恒的女儿嫁给了苏州王家老太爷王汉槎的儿子王宪臣，而席裕昆迎娶了王宪臣的姐姐。这种儿女姻亲捆绑起来的不仅是姻缘，更是利益。它们由此长成了盘根错节的参天大树，任谁都很难一口气扳倒。
席正甫还有两个女儿，“长女适东山后山陆巷叶子坚长子叶蕃轩；次女嫁给了安徽吴少山之子吴伯琴”（马学强：《16至20世纪中叶民间文献中有关家族婚姻状况的研究——对江南洞庭席氏家族的考察》，《史林》2006年第5期。）。
这样势力庞大的家族，在住房上肯定不会太低调。尽管不知道席德柄住进东平路1号的确切时间，但这座花园洋房大概是建于1913年。按照席家后人的记忆，席正甫的几房后人一开始是在英美租界居住，后来才到法租界购置物业。从外面观察，这座花园洋房被黑色的雕花铁栅栏围住，衬着奶黄色的墙壁，红色的屋顶，在视觉上十分出挑。洋房内部的装潢非常讲究，还有西洋古典式壁炉。另外，只要是在有木质装饰的地方，就有精美的雕花，精致得让人恨不得取下来，细细把玩。在洋房底层的南边，原有一道漂亮的内廊，从这里望出去，还可见一片宽阔平整的草地。它显然是玩耍的乐园，散置着休闲的遮阳伞、小巧的竹椅竹凳。当时还应有孩子们的玩具。更醒目的是，草地上还有一个网球场，朋友们来了拉上网就可以打球。
给人的印象是，这个来自于东山洞庭的后人，热衷于西式生活。想必他从小就因家人而浸染了“西方”的文化。事实上，包括席德柄在内，席正甫的很多孙辈都被送到国外读书。席德柄曾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并获工科学士学位。席德懋则是在1912年自费赴英国留学，1916年获商科硕士学位后归国。另外，席裕昆的次子席德炯先后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及哥伦比亚大学矿科，分别获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
日后还有席裕成次子席鹿笙的两个儿子与镐、与锠二人先就读于圣约翰大学，后赴美国留学，并定居在美国。应该说，席正甫长子这一支在整个家族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因为在席正甫去世后，是席裕成继承了他在汇丰银行的买办位置；席裕成死后，又由席鹿笙继承，直到1929年12月6日中午，席鹿笙在福建路一品香菜馆给自己的警犬买牛肉，不料被6名绑匪枪杀，这才结束了席家连续三代人担任英国汇丰银行买办长达55年的历史。因为此时的与镐、与锠年岁还小，一个大约8岁，一个7岁，无法接任买办职位，于是“便宜”便落在了汇丰银行副买办龚子渔的身上。
这并不意味着洞庭席氏在金融上的荣耀就此易手。因为此时席德柄和席德懋已经成熟起来，及时地填补了席鹿笙死后留下的空白。
在北京政府财政部秘书、清华学校卫生工程师、江海口内地税务局副局长的位置上转了几圈之后，1931年5月，席德柄出任江海关监督、江汉工程局局长。这个阶段的他已经开始小有名气，而且收入不菲，除了住在花园洋房，家里还有司机、园丁、厨师等五个佣人。他娶的媳妇也同样来头不小，是浙江湖州双林大户的千金黄凤珠。他们婚后生了席与文及七个女儿。这位黄家千金同样不俗，她会阅读外国报刊，会按照美国童星秀兰·邓波儿的穿着，自己编织成衣。她的女儿们每次出门，七个女儿像七仙女似的，美丽时尚，总会让人眼前一亮。
弟弟混得风生水起，哥哥席德懋自然也不落下风。刚回国，他就和弟弟一起合伙做国际汇兑生意。初试身手之后，席德懋又在1925年受聘为上海华义银行买办；1928年新中央银行成立时，受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之聘，出任该行的发行局副局长，不久兼外汇局局长；1934年3月，任中央银行业务局局长；1935年，又兼交通银行常务董事。这段时间内，他在外汇业务上展现出了过人的能力，打破了以往外资银行对中国国际汇兑市场的垄断局面。此后，在宋子文的支持下，席德懋“跳槽”到改组的中国银行，先是挂名中国银行董事多年，并于1948年5月间出任了总经理。
这个时期的中国金融业也经历了一个从银行井喷到萧条的过程。
自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之后，中国人创办银行的热情由此高涨。官方有1905年成立的户部银行，后改组为大清银行。交通银行也由邮传部在1907年奏设。辛亥革命之后，在孙中山的主持下，有一定基础的大清银行又改为中国银行，以此来扶持新政权。1923年，已成为孙中山秘书的宋子文，奉孙中山大元帅令筹建中央银行，并在1924年8月成为该行行长。
而在民间，先是由“清一色”宁波帮商人合资经营的四明储蓄银行于1908年在上海开业，它是中国首批真正的民营银行之一。日后在宁波帮手中，又不断冒出许多家有特色的民营银行：
刘鸿生创办的银行叫煤业银行，秦润卿创办的叫棉业银行，邬挺生创办的叫上海百货银行，严叔和创办的叫上海女子银行，黄楚九创办的则叫上海日夜银行……
与之相对应的是，“在中央权威缺失的北洋时代，具有独立发展意识和现代经营思想的银行家群体崛起。南京国民政府前期，银行家的黄金时代依然延续。1915—1935年，是银行家大有作为的二十年……然而，从1935年开始，白银风潮和国民政府金融统制政策的双重挤压，使银行业遭受沉重打击，银行家群体节节败退。随着世界经济危机深化、日军侵华不断推进，集权政府下的统制经济，为越来越多的朝野人士所认同。对现代政治有着深刻理解的著名学者蒋廷黻和丁文江，甚至提出了‘新式专制’、‘新式独裁’的概念，期望强有力的集权政府对内加快建设，对外抵抗侵略；向来推崇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宋子文的思想也发生逆转，主张政府实行强有力干预的统制经济政策……在实施金融统制政策下，国民政府一步步加强对银行业的掌控，银行家失去了早期所具有的独立自由的光芒”（刘诗平：《银行家的风流云散》，《财经国家周刊》2012年第26期。）。
这一银行业从井喷到萧条的过程也给洞庭席氏的发展带来了一个“转折”，那就是当买办越来越不吃香了。一方面，中国人自己办的现代银行越来越多，国家和企业对于外国银行的依赖越来越小。另一方面，大量的留学生从国外回国，像宋子文这些财政大员本身就是留学生，他们自己就能够与外资银行直接沟通和协作，不需要买办在其中作为中介了。如此一来，买办也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席德懋进入新中央银行而后入主中国银行的一系列动作，也是对洞庭席氏的发展势头的重新拉升。他是宋子文的得力助手，其与宋子文之间的关系，也为人津津乐道。说起来，宋子文和他弟弟席德柄应该在国外留学时就已认识。两人一个在哈佛学院读书，一个在麻省理工学院读书，两所大学正好在横贯波士顿市中心的马萨诸塞大街的两头。用中国人的话说，这就叫缘分。日后，宋子文回国之后，曾在上海滩到处找事做，也到外国股票公司碰运气。但他运气很不好，经常碰壁，还亏掉不少钱。在困境中，是席德懋的父亲席裕光拉了他一把。这份“投资”显然收到了丰厚的回报，当宋子文当上了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部长后，特意拎着一皮箱美金来到席家，两人从此成为莫逆之交。日后，席德懋又将自己的小女儿席梅英嫁给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两家的关系愈发亲密。
这种依托权力，并将自己与权力紧密捆绑的做法，很有其爷爷席正甫的身影和“风范”。尽管这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商人阶层自身的不安全感，但在权力不安全时，往往又会被权力拿来做替罪羊。席正甫虽然是红顶商人，但他只是利用这个光环为自己的商业铺路，席德懋却主动投身官场，成为职业的金融官僚，丧失了银行家的独立精神。事实上，他的特长是金融汇兑的实际操作，但当时中国银行处在政治的风口浪尖之上，他就任中国银行总经理简直就是为自己找麻烦。1949年8月，他以代理理事名义赴美国，参加国际货币基金及世界复兴建设银行年会，此后即留在美国治病。
1952年1月24日，席德懋在美国纽约逝世，终年60岁。
席德懋对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付出了诸多努力。也有人设想，如果不是后来他投身于官场，他会如其祖辈一样，成为一位不错的职业经理人。
席德柄的人生轨迹虽然没有席德懋那样富有传奇色彩，但他在1937年6月30日，也跻身“中央”的序列，就任中央造币厂厂长。和他哥哥席德懋一样，他以个人之力也难以挽回整个时代的局面——随后没多久爆发的抗战，让他的生活一波三折。造币厂很快就被日军占用了，席德柄只好去了重庆，在财政部重庆复兴贸易公司当总经理，负责从美国进口战略物资。而此时，他的妻子和一群儿女仍留在上海。为子女安全和前途考虑，他先后将儿子席与文和两个女儿老四、老五——席与明和席与萱送去美国读书。此时大小姐已经病逝，老三席与昭也已出嫁。岂料太平洋战争爆发，误传女儿乘的邮轮被炸，妻子黄凤珠受到致命打击，身体大亏，虚弱的身子再加上战时药品紧张，没能得到及时有效医治而去世。一代名门之后就这样撒手而去，留给了席德柄和子女无尽的伤心。等熬到抗战胜利，虽然他在1946年2月20日被免去造币厂长的职务，但回到自己在上海久违的家，还是让席德柄感到很幸福。随后他出任了上海最大的、也是中国第一家面粉厂——阜丰面粉厂的总经理。但在一次外出旅游中，因为车祸，他又痛失幼女席与韵。1948年，他将另两个女儿席与时、席与景送往美国读大学。这样一来，上海除了这座花样大洋房，似乎再也没什么值得他牵挂的了。八年抗战加上几年解放战争，让他乃至整个洞庭席氏都元气大伤。“政局波动，金融行业最容易受到冲击，席家经营的钱庄、典当或任职的银行，几经折腾，大多一落千丈。所以，有人说席家是‘成于金融，败于金融。’”（马学强：《席氏家族与上海》，《中国企业家》2006年第12期。）所以，退休后他也去了美国，和陈立夫等在纽约郊区经营一家小农场，直到1968年去世。
席德柄留下的房子，在今天成了一个叫席家花园的连锁酒店的旗舰店。虽然酒店的名字和席家有关，但经营的人已经和席家毫不相干，做的是本帮菜。其中，水晶虾仁和蟹粉豆腐都是地道的“上海味道”，价格是私房菜的档次。有一次，席与昭、席与明从美国回上海，还曾去那里吃饭。席间发现邻桌也坐着姓席的一家人，父亲席德成，儿子席与文竟与她们的兄弟同名，女儿席蓓莉是徐汇区政协委员、徐汇区中心医院老年科主任医师，在医学界亦小有名气。她们还发现，大门口墙上贴着的关于这栋房子的历史并不准确，上面说房子的主人有两个，一个是席正甫，另一个是“中央银行行长席德懿”。事实上，席德懿是她俩的姑姑，而席家从来没有出过中央银行行长。她们的伯父席德懋倒是做过银行系统的高管，是中国银行的总经理。可是，店家却没有更改的意思，她们也就不再多说。
这两位当年被黄凤珠仔细打扮过的乖乖女，有人曾在外滩十八号见过，姐妹俩说话很轻，跟人保持着不远也不近的距离。每吃完一道菜，姐妹俩就掏出化妆包补妆，口红、唇彩、粉饼，三道程序一道不漏。
时间抹去了风尘，错开了地位，改变了人情，却改变不了席家当年的腔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