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912年秋，盛宣怀刚搬到淮海中路1517号时，这条路还叫作宝昌路。盛宣怀所效劳和服务了近一辈子的大清国，在他来此之前已经宣告终结——这年的2月12日，清朝最后一任皇帝爱新觉罗·溥仪颁布了退位诏书。而在之前的1月1日，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郑重宣布，中华民国成立。这一天也成了民国元年的第一天。
选择在公历的元旦开始，无疑表示了新政权追求西方文明的意向，“而建元的做法，又带有传统的痕迹，有点类似过去的改朝换代，改换纪年，表示万象更始。用诗人胡风的一句诗来表示就是，时间开始了。”（张鸣：《民国元年的第一天》，财经网·名家博客，http://blog.caijing.com.cn/expert_article.151368.32471.shtml，2012年2月2日。）
只是，这对盛宣怀来说，怎么算都算不得是个好的开始。
做不了清朝臣民，业已成明日黄花的他，连民国新民都当不成。
他只有窝在租界里当遗老。
对于这样一个结局，也许在晚清政府上层摸爬滚打了几十年，遇到过各种风浪的盛宣怀看来，并不为过。但回首往事，如果时间能回到几十年前，他也许更愿意做个读书人。他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父亲盛康和祖父盛隆是道光年间的进士和嘉庆庚午年的举人。按照家族给他设定的人生路线，他应该是努力学习儒家经典，通过各级考试，学而优则仕，然后像李鸿藻、张之洞一样做个清流，力求改革弊政、肃整纲纪和兴修水利，并对敌强硬，反对妥协。当个清流派虽可能失于好为空言、不识时务、纸上谈兵，但好歹能为自己博得个好名声，不至于到最后沦落到被清流党指责有误国之罪。在辛亥革命后大清国资政院的一次决议上，盛宣怀甚至还被100多人以投票表决的方式要求“明正典刑”。为了保身，他不得已逃亡日本。
盛宣怀的人生轨迹并未向着家庭为其规划好的道路行进，命运先推着他从了商。在传统中国，商排在士农工商的最末，是为“末业”，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从商。不过，他的家乡以常州学派闻名，而常州学派“经世致用”的思想，显然深刻地影响了盛宣怀乃至盛家。当屡屡应试却总是无法突破时，他也顺其自然地为这个家族打理起钱庄的生意，直到1870年李鸿章率军前往陕西征剿回民起义军时，他在机缘巧合之下进入李鸿章幕府当起了文书。
也许这是命运对他的一次有意历练，之前打理钱庄的经历培养出他务实、精干的作风，加上对“经世致用”的理解，在李鸿章的手下，倍受重用。其时，由曾国藩、李鸿章等汉族大员领衔的洋务运动，正在中国轰轰烈烈地展开。这次运动符合李鸿章的洋务强国宏图，更是大清朝在被动挨打后的一次自我救赎。所以，与其说是李鸿章看中了盛宣怀，不如说是这个时代的变革选择了他。
但盛宣怀一开始并没有作好心理准备。即使是在李鸿章的府上，他也未曾完全放弃科举入仕之路，再次参加了乡试。当应试这条路看上去被完全堵死之后，他才决意科举而专心洋务，把它当成自己新的晋身之阶。
这也就意味着在很长时间内，盛宣怀并不是为了洋务而洋务，而是把洋务当成了一个“致仕”之途，为了追求政治前途。他的洋务目的并不“纯”。
正是对权力的追求，让他在创办轮船招商局的过程中，通过手段，相继将“晚清四大买办”之二的唐廷枢、徐润驱赶出局，不仅让他得以独霸轮船招商局，更坐实了洋务运动中“官督商办”这一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官督”要远远大于“商办”，官府对经济的干预较强。然而，在政府的公信力和权威在急速丧失的年代，这种模式既对市场造成了伤害，也让人对“官督”很不信任，难免会左右不讨好。说起来，只有在唐廷枢、徐润的手上，轮船招商局的“招商”二字才实至名归。洋行买办出身的唐、徐二人，更重视商贾的力量，希望轮船招商局在商业上做得更纯粹一点，所以大胆地引进了股份制。这让轮船招商局甚至实现了“逆袭”，美国旗昌洋行旗下的轮船公司也不得不把全部轮船、码头、资产卖给了它，打破了洋人在中国航运上一统天下的局面，成为与英商怡和、太古并驾齐驱的大型企业。
端谁的饭碗，受谁的管。盛宣怀显然很清晰地知道这一点。不论如何，他以“官督商办”的模式，通过垄断权力，努力做大自己掌控的那些企业，更维护了中央政府那岌岌可危的权威。接下来，他将“官督商办”这一模式运用到其他的产业中。比如电报局，以及在上海督办纺织业，开办华盛纺织总厂。很明显，他成为了一个典型的官僚企业家，亦官亦商。“但是盛宣怀办他的工业企业是次要的，他的主要目标是在官场飞黄腾达。他喜欢搞官场上的权术，甚至不惜牺牲健全合理的商业经营方式。他在那些明显地享受着垄断或者大量官方津贴的企业中无往而不利；而在有竞争的企业中却常常败北。”（费正清、刘广京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22页。）在他为洋务运动四处奔波时，清政府的回报也很“热烈”——1896年，他被清政府授予太常寺少卿官职和专折奏事权；后者意味着他可以直接上书皇帝议论国是。这不仅仅是一个荣誉，而是实实在在的政治影响力。这不能不让人百感交集：以前，他一心想学而优则仕，却没想到居然靠着商业这个“四民之末”而“仕”上了。这一年，他已52岁。
而就在一年前，他才遭遇了一次人生的大危机。这次大危机与李鸿章有关。正是这一年，甲午中日海战打掉了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让洋务运动彻底破产，而《马关条约》的签订更让李鸿章为万夫所指。这让盛宣怀意识到自己所依靠的那棵大树似乎有渐倾的趋势。很多人都在等着看他的笑话，但他却趁机将自己过去在李鸿章保护下掌控的所有工商业企业，逐步转移到了张之洞的保护伞下。此时的张之洞正任湖广总督，大炼钢铁，操办汉阳钢铁厂，急需能源。盛把自己在湖北省大冶县的煤铁矿卖给了张之洞，解了张之洞的燃眉之急，并换来卢汉铁路的督办权。这种做法无疑在1895年洋务运动宣告失败时保护了他。只是，他的这种做法可以说是商业上的结盟，但却很难由此推断他有政治上的派系。除了李鸿章，他甚至和李鸿章的另外一个幕僚——袁世凯都没能成为同一个战壕的“铁杆战友”。此时的袁世凯，同样受李鸿章的牵连，在家闭门不出。但其在朝鲜战场上打下的“知兵”声名，以及日后权力中枢的斗争，让他因祸得福，被举荐到天津小站练兵——北洋系由此肇始。接下来，他在戊戌变法中赌对了慈禧。虽然他在戊戌变法中出卖了康有为、梁启超，但毋庸置疑，袁世凯对立宪的态度并不在康梁之下。不过，这也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人，他巧妙地利用了主流对立宪的追求，来唱自己夺权的大戏。而当袁世凯走到前台时，盛宣怀的坏日子就来了。尤其是他手中掌握的那些巨大利益，如铁路、电报、轮船，更让他成为了袁世凯的眼中钉。因为袁世凯练新军、办洋务、扩张个人势力都需要钱，而铁路、电报、轮船，这些都是肥缺。
在袁世凯的蚕食下，到1908年，盛宣怀掌控的实业只剩下了汉冶萍公司。这还得益于该公司是在张之洞的地盘上，从而受到了保护。他只好到日本“一面考察厂矿，一面就医”。
这次还不算是逃亡。离他最后的逃亡，还有三年。
不可否认，盛宣怀做了不少符合民望的实事。
首先是办学。这也与他在创业的过程中深感人才缺乏有关。1895年，他通过直隶总督王文韶，禀奏光绪皇帝设立新式学堂，经过光绪帝御笔钦准，成立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后更名为北洋大学。此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所官办大学，也是天津大学的前身。次年，他又在上海创办了南洋公学，即交通大学的前身。到了1897年，南洋公学首开师范班，该公学成为中国第一所正规高等师范学堂。如果说，“盛宣怀之一生，总难以洗尽他惟利是图而长袖善舞之恶名”（苏同炳：《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871页。），创办南洋公学和北洋大学则给他加分不少。
其次，他创办了中国通商银行。这是中国第一家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银行。其时，外资银行正随着洋商的进入而纷纷进入中国，以适应西方不断扩展的掠夺性贸易的需要。洋商通过它们操纵中国的金融，从而把控着中国的经济命脉。就在他获得专折奏事权之后，他给皇帝上的第一道奏折就是《条陈自强大计折》。这个“自强大计折”，除了提出练兵、理财和育人是中国的三条自强之路之外，还给出了一些可以具体实施的方案，比如说创办银行。他认为，“非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
毋庸讳言，中国通商银行的开办，给中国传统的以钱庄、票号为主打的金融事业带来了现代化的转型契机。日后，创办银行成了中国金融的一股新风气。正因为盛宣怀在创办中国通商银行中对宁波帮的拉拢和提携，给了宁波帮一个华丽转身的机会。此前，宁波帮在钱庄和航运中表现突出，然而正是得益于这次机会，使得他们日后在金融的争夺战中，将抱残守缺的山西票号远远地甩在了身后，也成就了自己近代第一商帮的美誉。
最后，在盛宣怀被袁世凯弄得很狼狈之时，还响应清政府商部的“号召”，创立了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继中国通商银行之后，主持该所的权力再次被他下放给了宁波帮。宁波帮近代鼻祖严信厚担任总董及第一届总理。1904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改名上海商务总会，是为中国第一商会。
如果说政府成立商部是对商业的政策支持，也是统治者为了挽回败局以及充实中央财政而对商人阶层进行的拉拢，那么，成立商会可以看成民间商人自我的觉醒。这也意味着，以前分散的商人以及行帮性质的各业行会可以团结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近代商人团体，求得一致对外。从此，商业势力得以聚集，成为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公共力量。
在中国现代化的大转型中，盛宣怀自觉不自觉地作出了一些贡献，但他做这些的目的，是为了追求更高的权力，通过洋务运动飞黄腾达。只是这多年的洋务生涯，让他更“专注”于工商业。他的政治影响力也大多限于工商业。当清帝国的开明专制化运动，经过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发展到清末新政，人们对运动的要求已经由经济发展上升到体制改革。因为“专注”于工商业，盛宣怀的政治影响力也急速消退。更要命的是，他面对问题以及解决问题时，多是持以商业思维或者是商人思维。
同样，当时政治局势的诡秘莫测也超出了他的想象。
他的实业虽然被袁世凯蚕食，但袁世凯也很快就被“清算”，被再次打回老家“潜伏”。就在1911年这个中国近代历史上至为重要的一个年份，一月，盛宣怀又坐上了邮传部部长这个早就该属于他的位子，“这个自视甚高又久被压抑的人，终于握上了向往已久的印把子，便以雷霆手段开展工作，刀锋首先指向的便是他所熟悉的铁路”。（雪饵：《凄惶功狗盛宣怀》，《南方都市报》2011年4月6日，历史版。）此时的铁路建设，正在商办的潮流中矛盾重重——当盛宣怀推行“官督商办”时，民间商人指责政府过多地干预经济，可是当铁路交给商办之后，问题却比国有化更严重。商人是逐利的也是投机的，加上各自为政，导致了铁路建设问题变得复杂，有的集了资却毫无进展，甚至到最后资金竟然不翼而飞——川汉铁路四川公司便因为在上海违规炒股而亏损350万两白银。民意对此很是不满，这种不满在不安中发酵成左冲右突的怨气。显然，这已经成为了关乎社会安定的政治问题。然而，盛宣怀依旧去用商业思维来思考应对。他力推“铁路国有”，一方面，让铁路回归到中央的“宏观调控”，希望使建设变得更有效；另一方面，他还身兼汉阳铁厂的总经理，他需要一个统一的市场，保证铁厂生产的铁轨能顺利销售出去。只要铁路回归国有——实际上也就是回归他有，那么铁厂的销路问题就能够轻松解决。
这一政策给他带来了灾难。曾几何时，他也反对铁路国有化，力陈商办的诸多好处，想必他也懂得逆潮流而动的后果。而如今，他似乎顾不上太多了。
商办后一直找不到发泄方式的民怨，这次得到了宣泄的机会。商办公司的大佬们将这些民怨转嫁到了政策上，更直接转移到了盛宣怀身上。
一场让大清帝国走上颠覆之路的“保路运动”就此开始。当湖北的新军被调入四川进行镇压之际，辛亥革命终于在武力相对空虚的武昌打响了第一枪。
仅仅在邮传部部长的位置上待了几个月，盛宣怀就成了落跑的一品大员。大清国资政院义正词严之余准备对他痛下杀手，而革命党也有可能杀他祭旗。他只有匆匆逃亡。10月27日，他藏进了美国驻华使馆，这次逃跑行为，一时间引发了世界舆论的极大关注，迅速成为全球热点。不过，美国驻华使馆还不保险，他需要逃得再远一些。之后，他坐着德国货轮，前往日本神户。彼时，他说不清自己是什么样的心情，也看不到自己的未来。他更不知道，有一艘从日本返回中国的轮船，在辽阔的大海上和他擦肩而过。其时的孙中山，就在这艘轮船之上。盛宣怀抵达日本的当晚，从当地的华文报纸上看到了这样一条新闻：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另外一则消息则是：民国政府宣布没收盛宣怀的财产。相比较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这则消息可谓毫不起眼，但对盛宣怀来说，无疑是一枚轰天雷，在其头顶炸响。
不过，逃亡日本的他，却没有被民国政府遗忘。因财政困难，孙中山曾多次致函盛宣怀，“化敌为友”，向他借款，甚至通过赴日代表向他表示：“民国于盛并无恶感，若肯筹款，自是有功……”他复信说，自己已“债台高筑，有欠无存”。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当时的窘迫。当然，更大的原因还在于他对革命的排斥。相比较孙中山，袁世凯也许更合他心意。尽管在铁路、电报和轮船的争夺上，两人有着巨大的纠葛，但在根本利益上，他相信两人是近乎一致的。于是，辛亥革命的爆发，自然而然地将他重新推向了袁世凯。这种选择同样浸透着屈辱，但随着时局的变化，似乎为他换来了一个幸运的结局：在袁世凯以逼清帝退位为条件，换得南方革命党的妥协，坐上民国大总统的位置之后，他的家产，也在1912年由江苏都督程德全下令发还。
他随后回国，在上海安顿下来。淮海中路1517号，便成了他了却残生之所。
盛宣怀尚可聊以自慰的是，淮海中路1517号是一座大花园洋房。直到今天，也算得上是上海百年来保存最完好的大花园洋房之一。
这座房子建于1900年，是一位德国商人所建，整幢房子共三层楼，属于砖木结构，并分主楼与侧翼，整体建筑面积达1775平方米，豪华气派，具有典型的德国古典主义建筑风格。洋房的大门朝南，门廊的左右两面各立双柱。进门之后就是大厅，厅内和楼上的卧室大多用柚木装修，墙上贴花绸纸。更气派的地方在于，洋房还带有宽大的花园，里面有大理石砌成的喷水池，垒有假山，筑有亭台。新鲜的是，还塑有希腊神像，透出主人的些许西方品位。除此之外，洋房周围的草坪面积达1668平方米，其东南角还辟有网球场和休息室，并于四周筑起高围墙，设双扇镀金雕花大门，形成了一个独家庭院。
在这里，盛宣怀得以继续主持轮船招商局，1913年又复任汉冶萍公司董事长。但此时他却是兴味黯然，将此地当成了养老之所。
他的孙女盛佩玉曾和一位姐妹到这座洋房里玩耍，发现祖父在一间玻璃房子里坐着看书、晒太阳。她不禁感喟，自己的祖父到了年迈体弱之时，居然注意养生之道了。
不过，和另一位中央大员、在两江总督任上被革命党赶下台的张人骏相比，盛宣怀对前清的眷恋之情似乎没那么深厚。张人骏是张爱玲的堂叔，和端方一样都是袁世凯的儿女亲家。但他在袁世凯上台之后，屡屡拒绝袁的征召。尤其是在袁世凯当了洪宪皇帝后，他不但不以为喜，反而痛哭流涕。张爱玲的脑海里也同样留存有这个清朝遗老的形象。日后，张爱玲曾在自己的散文《天才梦》中这样写道：“我三岁时能背诵唐诗。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清朝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着他的泪珠滚下来。”
不管对袁世凯的态度是否一样，面对日本人的拉拢，盛宣怀和张人骏的不屑态度却几乎相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趁德国无力东顾之机侵占青岛，寓居于此的张人骏携眷属转移到天津，正是因为他对日本人没有好印象。而在1915年，日本人也曾试图拉拢盛宣怀，尽管日本曾在他落难时庇护了他，但还是遭到了他的拒绝。
算起来，盛宣怀在这座大花园洋房里，安逸地生活了四年。也许直到那时，他才明白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是多么的幸福。只是，他的逐渐老去，却在整个家族里渐渐成了引发骚动的源泉。他的众多子女，加上杂七杂八的亲友，都盯上了他的家产。虽然他的很多家产被查封过，但大部分股票、地产、房产还在。而对于这些勾心斗角，他也不去管，也许是管不了了。
这种无力感一直延续到他的死亡。1916年，他因病去世。在去世之前，他离开了这座大花园，搬到了斜桥弄（吴江路），这所房子由他的五子盛重颐居住并继承。他的死亡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葬礼。商业上的成就，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他的大出殡耗资30万两白银，轰动上海，送葬队伍从斜桥弄一直排到外滩，为此租界当局还专门安排了交通管制。
他的离去更加速了子女间的纷争。和他当年争权逐利、没有清晰的信仰一样，这个家族也陷入了历史循环之中。他们甚至为此闹过一场风波。他的四子盛恩颐，还是慈禧太后给起的名字。盛宣怀曾将自己父亲盛康留下来的祖产——苏州留园，以及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的职位，都留给了盛恩颐。但这个挥霍度日的四子，最后穷困潦倒，死在了留园外的一间小门房里。
儿女之中，只有“外孙邵洵美算是争气的，一生做着诗人、少爷和出版家。他的妻子盛佩玉嫁给他的时候曾经约法三章：不赌钱、不抽鸦片、不玩女人。盛家小姐心里明白，这三样东西毁了盛氏家族。女儿邵绡红一直记得父母对于自己家族的回忆：‘那是一个红楼梦式的家。’”（雷晓宇：《盛宣怀：首席官商》，《中国企业家》2006年第19期。）。
邵洵美和盛佩玉算是近亲结婚，在古时中国人的观念里，是亲上加亲。
这座花园大洋房随后也命运多舛。
1929年，国民政府下令，说盛宣怀任官职时，有侵吞公款之行为，决定没收其遗产，并收回这套已由他儿子居住的花园洋房。从此该房先后成为蒋介石的干将、安徽省政务委员会主席陈调元和“北洋之虎”段祺瑞的住宅。抗战中此房还曾被日本人占用过，并把偌大的花园砍去了一半，建造了现在的上海新村。抗战胜利后，盛重颐通过一系列活动收回了此房，不久因生意失败，又将房子卖给了荣德生家族。
这座老房子也有自己值得记忆的儿女情长。
那是关于盛七小姐谨如与宋子文之间的一段有缘无分的爱情。
在盛宣怀去世后，盛恩颐成了汉冶萍公司的总经理。其时在哈佛大学读书的宋子文刚回国，在汉冶萍公司任英文秘书，遂得以时常出入盛府。他为七小姐的美丽和气质所倾倒，主动担任七小姐的英文教师，并很快赢得了七小姐的芳心。只是当时两家地位悬殊太大，七小姐的母亲不允许这门婚事。因为宋子文的父亲宋耀如曾在盛氏老家常州一带传教，背着手风琴边走边拉，吸引观众，她遂认为，“太保的女儿嫁给吹鼓手的儿子，才叫人笑话呢。”传说宋子文和七小姐约好在盛家后门坐船私奔，宋子文等了三天三夜，情人不至，最后他只好怀着失恋的痛苦去了广州。几年以后，他成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长、蒋介石的经济总管。这一说法让七小姐听上去，像个薄情女。另外一种说法则是，就在七小姐的母亲不同意之时，适值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发动革命，急催宋子文南下，宋子文只得暂时与盛谨如分手。临走前他把七小姐与她的八妹盛方颐约到杭州，手里拿着三张船票，劝两位随他同去参加革命。考虑再三，七小姐没有答应，却表示，等他革命成功，回沪便可成婚，临走还送他一大把金叶子作为路费。然而，革命成功后，宋竟带了张乐怡来到上海，这位张乐怡便是他的夫人。七小姐为此大病一场，直到32岁才结婚。这一说法又让宋子文显得像个负心汉。
转眼又到抗战胜利，盛家兄弟姐妹常到这座花园大洋房聚会。有次七小姐接到电话前去串门，谁知宋子文居然也在场。七小姐见此情景一下愣住了，方才知道这是预先安排好的。也许兄弟姐妹知道他们之间的故事，也知道他们之间没有谁对谁错，所以想安排这么个局，解开大家心底多年的心结。宋子文也本想通过这次见面叙叙旧情，表示内心歉意。只是七小姐似乎并不太想领情，只草草应酬了几句。大家请她共进晚宴，她推说丈夫在等，随后拂袖而去，弄得宋子文好生尴尬。
他所想要叙叙旧情的机会，一直没出现。
就像时代一去，便永不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