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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群传说中的人们。他们低调、冷静、圆润，像一枚枚形状迥异却功能相近的金币。他们都不可思议地富有，在绝大多数人看来，那些财富只有用想像的方式才可能被消费掉。
他们是一个国家中最富的那个人，这个人，整个国家只有一个。在这个商业主导一切的社会中，这已不仅仅是一个金钱数字的概念，而更带有象征和寓言的色彩。于是，对这一族群的解读，便超出商业经略的范畴，而更带有生命审视的意味。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我和我的助手以《福布斯》最新公布的2005年全球富豪榜为依据，对30个国家和地区的首富进行了一次“故事整理”，我们所得出的一些印象和结论，可能在很多人读来会感到一点点的意外。
美国作家爱伦堡在评论俄罗斯女诗人茨维塔耶娃时说：“她尽一切努力使自己默默无闻。”这句话用在很多首富的身上似乎更加合适。
有时候，首富们的低调甚至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2004年，德国的阿尔布莱希特兄弟资产总和达到411亿美元，其中哥哥卡尔以230亿美元跃居全球第三富豪。而人们发现，关于两兄弟的最近一次采访是在1953年，而最近刊登过他们照片的报纸是在16年前出版的。唯一被大家知道的是：他们中哥哥卡尔如今已83岁，弟弟特奥也已经81岁。
西班牙首富阿曼西奥·奥尔特加·高纳是另一个把自己装在套子里的欧洲老头。这位铁路工人和家庭妇女的儿子现在已经成了世界时装界财富总值第二的有钱人，他所经营的时装连锁店开在全球最繁华的都市大道上，可是在几乎所有的西班牙报纸上都没有一条关于他的新闻，他也从不在媒体露面。有人好不容易找到他的两张照片，其中一张是2003年关于他旗下的一家公司上市的一个报道，另外一张是关于这家公司股票上市之后的报道配图，而更有趣的是，这两张照片上胖胖的奥尔特加穿的竟然是同一件衣服。
在亚洲的日本，曾经以775亿美元的股票市值超过比尔·盖茨当过一天“全球首富”的软银总裁孙正义如今已风光不再，他的资产缩水98％，目前仅为15亿美元，而替代他的却是一位55岁才接上班、从来不在媒体抛头露面的茶酒商——三得利集团的总裁佐治信忠。即便在日本，他也算不上是一个公众人物。
导读：“首富”的物种起源在绝大多数的现任首富中——特别是在欧洲大陆，低调似乎是他们共同的性格特质。跟很多人的想像完全不同的是，他们往往不是定居在伦敦、巴黎这样的大都市，而是常年生活在一些不知名的小乡村和小城市里。他们几乎从不参加群星闪耀的派对或嘉年华活动，尽管这些奢侈光鲜的活动很多是由他们的公司组织或出钱主办的。他们也很少出现在诸如“财富论坛”、达沃斯企业领袖年会这样的商业盛会中，世界很少听到他们宣讲自己的财富智慧，或为自己著书立说——“不着文字”似乎是一条不成文的“首富传统”，20世纪初的美国首富洛克菲勒便在遗嘱中严厉禁止后人为他写传记。他们只是默默无闻地一天一天把自己的财富数字累积上去，让那些金光闪闪的金钱挡住任何投向他们的好奇的视线。
与低调相伴的是生活的简单和节俭。一度被认为财富很可能超过了比尔·盖茨的瑞典首富坎普拉德是宜家的创办者。这位农场主的儿子、第二代德裔移民用一生的时间打造出一个令人生畏的家具连锁帝国。人们对他的描述是这样的：坎普拉德从来缺乏光鲜的外表，他没有时髦的服饰、昂贵的手表和豪华的轿车，出门旅行总是坐经济舱。如果公司为他预订了昂贵的东西，他会非常恼火。在宜家总部吃工作午餐，他会从自己的钱包里掏出钞票付账。他喜欢喝酒，但不一定要昂贵的，一瓶廉价的威士忌能让他更加愉快。他会开着老式的沃尔沃汽车到处乱窜，或坐着公交车去菜场淘廉价蔬菜……
在今天的首富群体中，像上世纪60年代的世界首富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那样的人物已经被雨打风吹去了。这位“世界船王”在1968年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后，十分轰动地迎娶了他的遗孀杰奎琳，而在地中海小国著名赌城摩纳哥遇到财政困难时，奥纳西斯甚至试图吞并摩纳哥，更是让世界哗然。
今天，那些传媒眼中的传奇人物，在首富这个部落中已是另类。很显然，过分的招摇、明星的气质、对公共事务的热衷对于财富的累积往往是一些负数。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是首富中少有的政治明星，据他说，自他步入政坛，司法界已经对他的商业活动展开了数十项调查，起草了87份针对他和他的商业利益的法律文件，司法官员为此造访其家族企业的办公室达470多次，仅是关于他的法庭听证会就举行了1500多场。
印度尼西亚的华裔首富林绍良是另外一个例子。他早年与当时的总统苏哈托关系密切，取得种种专营权利，时称举世无双的红顶商人。林氏资产一度高达160亿美元，号称“世界第八富豪”。然而，苏哈托下台后，林绍良日渐失势，再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重创，林氏集团风雨飘摇，目前尽管仍是印尼首富，其资产却已缩水至10.3亿美元。
“公司从优秀到卓越，跟从事的行业是否在潮流之中没有关系，事实上，即使是一个从事传统行业的企业，即使它最初默默无闻，最后也可能迈向卓越。”基姆·柯林斯在《从优秀到卓越》中发现的这条公司定律在对首富们的观察中仍然有效。
从首富们所从事的行业来看，他们似乎并不如想像中的那么特别受到上天的眷顾。他们所进入的行业，并不存在太高的门槛。在30个首富中，有4个是开连锁店的，3个是做传媒的，2个是卖啤酒的。如果说有什么经营秘诀的话，“专业背景下的全球化”、“渠道为王”和“核心资源垄断”是造就今日首富的三个谜底。
在一百乃至数十年前，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土地曾经是诞生巨富的最大温床。在每一个商业国家和地区崛起的初期，土地价值的成倍飙升，都催生过一位又一位不可一世的首富。香港的李嘉诚、马来西亚的郭鹤年家族、新加坡的郭令明家族都是这一模式的产物。即便在老牌的商业帝国英国，在伦敦市中心拥有几百亩土地的威斯敏斯特公爵也曾长期盘踞在首富的宝座上，直到两年前才被转入英国国籍的俄罗斯神奇小子罗曼·阿布拉莫维奇超过。在1990年，从事房地产业的日本西武集团创始人堤义明以160亿美元的身价赫然成为世界首富，这位出身卑微的“妾生子”在20年里先后购买了六分之一的日本土地，集团资产市值1650亿美元。当时，正是日本经济如日中天之际，东京及周边三个地区的土地价值，竟超过了美国所有国土的市场总值加上纽约证券交易所全部美国上市公司的市值总和。
而今天，因土地增值而资产陡增的创富神话，在那些商业成熟国家和地区已经成明日黄花。在2005年度的欧美首富中，没有一个是以房地产为主业的。在亚洲地区，显赫一时的堤义明在年过七旬之后因财务诈骗案锒铛入狱。而华人富豪中，除了菲律宾首富陈永栽的发迹与房地产关联不大外，其余均与地产渊源颇深。时至今日，那些转型较好的如李嘉诚，算得上与时俱进，财富增长势头不减，其他的都豪气不比当年，资产长期徘徊在20亿美元上下，难有长进。这些华人首富的年龄也普遍比欧美地区的偏大，如果没有特别的机遇或者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其被其他新贵超越似乎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
除了亚洲地区之外，在当今欧美各国的首富中，几乎没有一家是多元化的财团。相反，专业背景下的全球化是一个流行的趋势。
在过去20多年里，全球化的策略使得一些并不出众的传统公司一跃而让人望尘莫及。
喜力啤酒原本是一家濒临破产的荷兰公司，1971年，弗雷迪·海涅根出任公司总裁，他富有远见地预见到了欧洲统一市场即将出现，喜力啤酒走出荷兰，成为第一个实施跨国发展战略的欧洲啤酒公司。今天，喜力已经是世界上最多不同国家的人在共同享用的啤酒。
与喜力公司相似，瑞典的宜家、法国的欧莱雅、西班牙的Zara、日本的三得利，包括韩国的三星，正是因为及时而长久地坚持了跨国战略，成就了公司的一代霸业。据称，在欧莱雅公司中，其员工来自45个民族，4.8万名员工中，3.6万在法国以外；在400名高层管理人员中，有40个西班牙人、70个意大利人、40个德国人和35个英国人；在8000名经理人中，有2000人享有股票期权。这就不难理解，为何欧莱雅的人员流动率相当低：员工平均服务时间为14年。
与全球化特征相关的是，那些专注于提高渠道能力的公司正散发出前所未见的财富魅力。“渠道为王”的生存和扩张理念，在商业世界中已经一再地被证明。
如果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公司的创始人山姆·沃尔顿能活到今天，他的资产将是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两倍。在今年《福布斯》的全球富豪榜上，沃尔玛家族占去了从第十到第十四共五个席位。瑞典首富、宜家创始人英格瓦·坎普拉德排名第六，德国首富、阿尔迪连锁超市创始人卡尔·阿尔布莱希特排名第八。在这个富豪榜上，前20名顶级富豪中有9名是连锁零售商，其比例之高，堪称赫然。而在30个各国首富中，则有5位连锁零售商，其中包括中国内地的新任首富——鹏润国美的黄光裕。在过去的一年中，仅英格瓦·坎普拉德一人的资产便增多了45亿美元，而这个数字超过了当今商界风头无人可比的韩国首富李健熙的所有资产，后者领导的三星集团已经是全球成长性最好的综合性电子企业。
这些连锁零售商所具备的不可匹敌的竞争能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是现代连锁商业所产生的规模效应，第二则是快速应变的创新能力。西班牙首富阿曼西奥·奥尔特加·高纳创办的Zara服装公司从来不为自己的连锁店投放一分钱的广告，但他却聘用了200名设计师，每年推出的时装款式多达2万余种。
“垄断是暴利唯一的源泉”，这条犹太商法迄今似乎仍未失效，而稍有进步的是，垄断的意义正更为广泛化和“商业化”。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无数巨商通过与政权的联姻或交易，强权拥有矿山、铁路、航船及主要农产品的专营权，从而血腥地完成了原始积累，并成为一国之首富。而随着国家制度的健全及商业文明的进步，这条暴富路径越来越变得不可能。在当今所有的首富中，唯一与资源型垄断有关的大概就只剩下两个，一个是南非的奥本海默家族，他们控制了全球钻石资源的70％；另一个则是中国澳门地区的何鸿燊，他掌控了当地的赌博业。
而其他的各国首富则无一例外地通过完全市场竞争的手段，在各自的主营行业中保持着绝对优势的市场份额，形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垄断效益。美国首富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基本上完全控制了全世界电脑的桌面系统，意大利首富掌握着全国商业电视80%的市场份额，澳大利亚首富控制了全国80％的杂志市场，加拿大首富垄断了报刊市场的70％以上，新任印度首富则拥有世界年钢铁产量的6%。
近10年来，IT产业的勃兴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产业革命，它正以令人目眩的速度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但是，让人惊奇的是，在30个国家和地区的首富中，只有三位半是以IT为主业的，一个是最著名的比尔·盖茨；另一个是印度维普罗公司的创始人阿齐姆·哈沙姆·普雷姆吉，虽然在今年，他的财富被同胞米塔尔超越，但他的公司仍然是印度最知名的软件公司，他的服务客户名单上拥有包括数十家全球500强企业在内的众多公司；还有一个是中国台湾的郭台铭，他领导的鸿海集团是全球赢利第一的电子专业制造服务厂商，在“房产大王”兼“保险大王”蔡万霖去世后，他的资产已超过王永庆而居全岛之首；那半个则是墨西哥的首富卡洛斯·萨利姆，这位65岁的黎巴嫩移民在10多年前用1760万美元买进了墨西哥电话公司，IT业的发展带动了电信产业的勃兴，如今这家公司已经戏剧性地增值到200亿美元，占据墨西哥证券交易所总资本的40％。
在21世纪的今天，首富对国家经济的实质性影响已非当年可比。在1901年，当时的美国首富是安德鲁·卡内基，他所领导的美国钢铁公司资本达到14亿美元，相当于彼时美国流通货币的三分之二。在今天，除了某些极端贫困的国家，那种能够一手垄断国家经济命脉的“绝对富豪”已经很难出现了。在过去的几年里，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以霍多尔科夫斯基为首的“七寡头”之间的搏命角斗，便是一个商业制度雏形初现的国家政权对此的一种本能式抵拒。
成为一位首富大概需要多少时间？这是很多人所关心的。
我们研究了30个国家和地区首富后得出的结论，是足以让所有人都充满信心的：这30个人的父辈没有一个是首富！三代以上的豪门世家不到两成，其家族产业为钻石、啤酒、服装、媒体；两成左右是第二代创业，父辈完成了公司的原始积累，传到子女手中则攀上了事业的顶峰；另外，中产阶级出身的占到了四成左右，他们是个人奋斗的典范；而还有两成则是出身极其卑微，如矿工、小店职员、移民、不名一文的“穷王子”，甚至走私贩子。
也就是说，如果机缘凑巧、天纵奇才，任何人从现在开始都有可能成为一个国家的首富。
往往是在一些发展中或转型期国家，容易发生一些戏剧性的财富暴增事件。第一个被印上中国内地首富标识的牟其中在某种意义上便是一个游走在法律边缘的贸易贩子，他把四川的滞销罐头贩卖到俄罗斯，换回几架后来一一掉下来的飞机。但在当时，只有像他这样的灰色商业活动才有可能在中国迅速地聚敛起相当的个人财富。
如今已是英国首富的阿布在并不遥远的1989年，还是莫斯科机场的一个走私贩子，“他的包里装满了万宝路香烟、香奈尔香水等违禁品，为了把这些东西带上飞机，他可真没少费劲儿，铤而走险地跟警察和安检人员斗了大半天智力才闯关成功”。
这样的故事太过粗劣，但是却发生在所有的体制转型国家中。这些首富的出没，为年龄普遍偏高的首富榜注入了一股异样的气息。
而事实上，在2005年的《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上，除了俄罗斯的年轻寡头们之外，还冒出了一些新的面孔。他们的出现似乎预示着新的财富理念正隐隐生成，新的创富通道正悄然打开。
在欧洲，没有哪个富豪比40岁的瑞士首富埃内斯托·贝尔塔雷利更迷人了。
他出生于豪富世家，祖父的公司在20世纪初创办，并且早早成为了欧洲最有声誉的生物制药企业；他10岁开始跟随其父亲接触商界，被周围的人认为前途无限，17岁时帮助公司制作年度预算，31岁时正式接替父亲成为整个家族企业的国际公司的CEO；他不仅富有，而且拥有才华，年轻，英俊，风度翩翩，先后取得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和波士顿大学理学士学位，一份欧洲华尔街期刊把他称为“瑞士产业王朝的皇储”；他第一次率领内陆国家的帆船队参加世界上最知名的美洲杯帆船比赛就赢得冠军，不仅让该项赛事在150多年后第一次重返欧洲，还把它从吞噬金钱的无底洞里拉了出来，改造成一场赢利丰厚的赛事……
如果说埃内斯托·贝尔塔雷利的故事太过炫目而缺乏戏剧性，那么沙特阿拉伯的现任首富、48岁的阿勒瓦利德·本·塔拉勒却是另一个十分出人意料的“阿拉伯故事”。
塔拉勒是沙特阿拉伯上千名“酋长王子”中的一个穷小子。当他23岁开始做生意的时候，手头只有1.5万美元的起家费。他先是利用自己的关系和手中不多的资本，做起了贸易代理和承包生意。之后他利用手中积累的资本，陆续建立了几家公司，并与外国公司在沙特搞合资企业。接着，他及时预见到政府依靠石油美元实施的高福利政策，将大大刺激国内的房地产市场，就在首都利雅得买下了两大块地产。这些土地成为他走向地产的开始，而到今天，他已成为沙特阿拉伯首都最大的私有地产拥有人。
29岁那年，接连成功的塔拉勒又把触角伸向金融界，成为连年亏损的沙特阿拉伯联合银行最大的股东，并在几年后使它成为沙特赢利最高的商业银行。他的股份遍及所有商业领域，有他参股的公司包括花旗银行、新闻公司、可口可乐、百事可乐、麦当劳、迪斯尼、苹果、摩托罗拉、美国在线—时代华纳、福特、亚马逊、EBay、柯达、施乐等一系列国际知名企业。目前塔拉勒的资产高达237亿美元，名列2005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的第五位。
今天的塔拉勒除了一身的阿拉伯服饰外，他的身上已经很难嗅出沙漠的气味了。连“股神”巴菲特都在一封信中谦逊地说：“有时候，他们管我叫华尔街的‘塔拉勒’。”
刚刚当上台湾首富的郭台铭则是华人巨富的希望。新的全球富豪榜上，他的资产已经超过87岁的台湾“经营之神”王永庆而一跃登顶。在此之前，华人巨富们的成长有着太多土地炒作、权钱交易、资源垄断的色彩，而郭台铭凭一己之力，在列强环伺的IT领域脱颖而出，使今日台湾成为全球信息科技产品代加工产业的中心。他与沙特阿拉伯的塔拉勒、墨西哥的卡洛斯·萨利姆，当然还包括11年前已经登顶的比尔·盖茨等成为首富群体中的科技和资本新贵。
当财富已经远远超出了个人的消费和享受之后，它的拥有者将如何处置，这是一个比创造这些财富更为艰难的课题。
从来没有人因为富甲一时而长久地被人们怀念，相反，人们常常提起的是他对待财富的态度及相关的细节。当代商业调查公司的奠基者乔治·盖洛普博士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人们对历史上有些人物念念不忘，有时并非由于他们的政绩如何、战功多大、拥有多少财富，而只因为他们的有些性格上的细微特点。”
现在正被我们仰望着的这30个首富，在性格上确实非常像一枚硬币：低调、坚硬、圆润，貌似不近人情。他们中间，只有一位（以色列女首富）有过三次婚姻经历，五位有两次，其余均为一次。家庭的稳定与和谐，看来始终是财富得以循序累进的前提。拥有欧莱雅的法国女首富利利雅娜常对她的朋友们说，维持了50年的美满婚姻才是她一生中最大的财富，相对于财富而言，婚姻对于一个女人才更有意义。“在沉默之外，这个家族所追求的是生活中的朴实无华以及明慧睿智”，这个评论适合利利雅娜，也适合很多首富家庭。
在这30个首富中，没有科学家，没有作家、艺术家，甚至没有出名的艺术鉴赏家。如果一定要算一个的话，就是意大利的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这位少年时在音乐船上卖过唱的富豪兼总统，在2001年曾出过一张他的情歌专辑。首富很少是某一领域的专家，前任英国首富威斯敏斯特公爵便对自己有个“最好的描述”：杂而不精，什么都懂点，什么也不精通。或许，这种杂家的职业姿态使得首富们能够把更多的精力集中于财富本身。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不避讳对文化和品位的轻视。澳大利亚的首富帕克·克里是一位与默多克齐名的传媒大亨，他坦然承认，自己“喜欢电影和体育，藐视艺术性的、高雅的东西。讨厌文学和美术，认为去悉尼歌剧院听场音乐会纯粹是活受罪。从不读书，因为从小就有阅读困难症，书房里放着的是大量的电影录像带”。
如果一定要为这些富豪寻找一个共同的精神特质的话，那就是他们无一例外地将财富与慈善结合在了一起，无论是发自内心的，还是做给世人看的。
一半以上的首富是他们国家中最大的慈善捐赠人。比尔·盖茨已经宣布，将在身后将名下资产全部捐献给慈善基金，只为三个子女各留一千万元美金。关于他对慈善的皈依则有一个未经考证的小故事：盖茨在40岁成为首富后，要求捐款的信件像雪片般飞来，但盖茨一概不理，这令他父母十分难堪。老盖茨后来回忆说，他母亲和我一直劝告他，作为一个好公民，一定要多为社会做些事。但盖茨听不进去，有时妈妈的唠叨让他不耐烦，他就还嘴：“妈妈，我有一个公司要管理。我为社会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让这个企业成功。”促进盖茨根本转变的是1993年秋天，他和妻子梅琳达等人到非洲旅游，当地人民的极度贫困激起盖茨心灵的震颤。回国后，盖茨马上建立了基金会，开展慈善工作，以前那个被讥为一毛不拔的“吝啬鬼”开始大笔捐赠。
有人曾经用马斯洛的生命需求理论解释富人们的慈善举动。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则认为，在中产阶级仍很落后的国家，都曾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盛行不择手段地通过赚钱牟取私利，这几乎是一个无法超越的阶段。而成熟商业社会的标志则是，人们从物质的追逐中脱离出来，开始去发掘生命中另外一些抽象、形而上的价值。一个国家如此，任何个人也不例外。
在韦伯那本结构并不严密却影响极其巨大的著作中，他第一次揭示了“禁欲主义”新教伦理与商业精神的渊源关系，他论证了为什么很多企业家毕生为积累财富而奋斗，但他们对这笔财富的消费却不感兴趣。韦伯认为，那种源于达尔文宿命学说的生命观念，使得那些人勤俭、自律、诚信、清洁，对单纯娱乐非常厌恶，而对劳动的热爱则成了“上帝感召中的使命感”，他称之为“新教精神”，这正是现代西方经济成功的精神起源。
韦伯的这些论述在这些首富身上得到了最生动和准确的体现。如果要用卡尔·马克思的话来表述，那么，这些首富则用一生实践了他的这句名言：“劳动是人的本质，真正的本质。”事实上，自从工业革命以来，物质世界已经变得越来越丰富和不可思议，而人类在精神层面上的需求则面临越来越急迫和严厉的考问。一百多年来，几乎所有的财富拥有者都被迫直面这样的困扰。
20世纪初的美国首富安德鲁·卡内基由一个纺织女工家的穷小子成长为一代钢铁大王，他在晚年把绝大多数时间都投入到了慈善和宗教事业之中。今天，你在美国到处可以看到卡内基捐建的图书馆、博物馆。与他同时代、一手打造了华尔街的美国金融家J．P．摩根在晚年大量购买艺术品用于捐赠，死后仅留下数千万元美金，当洛克菲勒得知这个数字后说：“摩根都算不上是一个富人。”而洛克菲勒在商场上是一个小气、冷酷无情的人，但在晚年，也捐出了绝大多数的财产，在遗嘱中他说：“死而富有是一种耻辱。”
卡内基、摩根和洛克菲勒是幸运的，他们终身沉迷金钱游戏，享受到了其中的刺激、惊险和快感，然而在临死之前，他们终于找到了游戏的答案。
财富是什么？我们可以用财富去买到什么？生命中有没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
这些问题，横亘在每个人的面前，任何人的一生都绕不过去。在这一点上，你、我和首富，正是处在同一条答题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