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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蒋介石在日本进行了一系列政治交易之后，于同年11月10日，踌躇满志地从日本返回上海。这时宁、粤斗争刚刚开始，汪精卫、张继与李宗仁、黄绍竑为争夺两广，正在明枪暗箭地进行着争斗。他回上海，表面上装出不介入各派斗争的超然姿态，暗中却施展各种诡计，在派别斗争中火上加油，从中取利。
此时，特别委员会是蒋介石复职的根本障碍。因为特委会里的西山会议派大都是比蒋介石资历深的国民党元老，特委会等于临时中央，加之桂系的军事力量，成为当时最占优势的派别。
特委会是蒋介石下野后，宁、汉、沪三方矛盾激化的产物，是桂系与西山会议派以及汉方的谭延闿、孙科、程潜（这三人因与汪、唐有矛盾，已秘密转向宁方）等人事先策划的一个圈套，用的是偷梁换柱法。特委会成为临时中央，汪记中央的“正统”地位被打破。三十二个特委委员中，汪派占少数，大权已转移到桂系和西山派手里。这样，汪精卫的“合法”领袖地位也被剥夺，被迫于9月13日通电下野，自责“防范共产党过于迟缓，请求处分”。但是，汪精卫不甘心失败。9月21日，他返回武汉，与唐生智计议，正式成立了武汉政府政治分会，推举唐生智、顾孟余、陈公博为常任委员，管辖两湖与江西三省。这实际是支持唐生智拥兵割据。南京特委会以统一为名，责令武汉取消政治分会。汪、唐置之不理。唐生智还派遣刘兴的三十六军东进至当涂，并与李宗仁和第七军在芜湖发生了前哨战。这样，宁、汉不但没有合流，反而关系变得更为紧张了。不久，以桂系和西山会议派组成的南京政府，由于把程潜的第六军和朱培德的第三军拉到了自己一边，很快就打败了武汉唐生智的军队，唐军全部撤回湖南。在蒋介石回到上海的第二天，唐生智以休息为名下野，11月11日，乘日本兵舰东渡日本。11月15日，南京政府占领了武汉。
汪精卫不甘心在武汉的失败，他伙同陈公博等汉方委员，极力拉拢住了张发奎、黄琪翔的第四军。然后，他跑到广州，于11月1日召开了由汪精卫、李济深、陈树人主持的广州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成立大会，同时宣布“国民政府在广州再行设置”。宁、汉对立刚刚武力解决，宁、粤对立的局面又出现了。
蒋介石从日本到沪后当天，就电请汪精卫由粤赴沪，讨论党政统一问题。11月11日，汪精卫在黄埔军校发表演说，表示愿与蒋介石合作。南京政府方面怕蒋、汪联合对付他们，又听到蒋介石挟有帝国主义赐予巨资回国，便又想拉拢蒋介石，于是急忙插足进来，建议宁、粤、蒋三方在上海举行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
11月16日，汪精卫从广州启程赴沪参加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启程时，他一定要拉着李济深同行。汪精卫与李济深同乘的轮船正行驶在赴沪的途中，11月17日，广州就发生了张发奎、黄琪翔的第四军政变。
第四军在广州政变，是汪精卫和张发奎早有预谋的。汪精卫和第四军回到广东之后，留守广州掌握军政大权的李济深，感到汪派在粤，总是祸根，他曾想由桂系黄绍竑出面，把汪派及张发奎的第四军赶走。但汪精卫和张发奎回广州时就想把李济深、黄绍竑赶走，占据两广。
11月18日，李济深到了上海，听到第四军在广州政变，才知中了汪精卫的调虎离山之计，他愤怒不已。宁、沪两方抓着广州政变，联合攻击汪精卫是联合共产党在广州策动武装叛变。
蒋介石面对这种混乱局面非常高兴，因为国民党各派都向他求援。蒋介石如今已处于超然地位，可以“公正者”姿态出面，坐收渔利了。西北的冯玉祥、阎锡山也向蒋介石伸手呼救，通电请蒋复职。因为蒋介石下野后，张作霖乘国民党内产生混乱之机，大举向冯、阎进攻，冯、阎顶不住北京的压力了。
但是，蒋介石知道现在出山还不是时候，仍然待价而沽。
汪精卫到上海后，因广州事变而受到多方攻击，于是又急急地找蒋介石密商，寻找对策。
25日，汪精卫举行各报记者招待会，说明广州事变。但是其目的是反对不合法的南京特委会。在招待会上，他公开声明，反对特委会是他的主张，不过他主张采用和平方法，并且汪精卫谈话中驳斥了李济深对汪派的攻击，同时又把广州事件的罪魁祸首说成是特委会与桂系。蒋介石赞赏汪精卫的辩答能力，然而特委会的要员却气得暴跳如雷。结果，特委会与汪精卫唇枪舌剑，大有闹翻之势，蒋介石暗自高兴，他貌似公允，实际上仍然暗中煽风点火。
在这场混战中，双方都争先讨好蒋介石。汪精卫抢先在12月10日召开的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上提议，请蒋介石复职。汪精卫说：“惟有请预备会议即日催促蒋介石同志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才是解决党务、政务、军事问题的当务之急。”李宗仁看到汪精卫已抢先请蒋介石复职，于是急忙向报界发表声明，称汪精卫拥蒋反蒋反复无常，而他自己则一贯拥蒋。这时，阎、冯促蒋复职的电报也雪片似的飞到了上海。就这样，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预备会议通过了蒋介石复职的决议，并决定于1928年1月1日至15日在南京召集二届四中全会，公推蒋介石负责筹备。汪精卫同时发表声明，四中全会以后他即当引退，以表示他无别图。
蒋介石在这次预备会上，利用各派系矛盾，进退自如，把他复职的第一个障碍特委会搬掉了。
但是，蒋介石决不肯就此罢休。他要把一切争权的对手都搞掉，再次独揽大权，于是他又把目标对准了西山会议派。
西山派一直是蒋介石的政治对手。他们自持是国民党元老，不把蒋介石放在眼里。前一段时间，汪蒋对特委会的攻击虽然已使西山派的士气大挫，但是，他们还有“反共先觉”的政治资本。必须把西山派搞得声名狼藉，蒋介石才会安心。为此，他一手策划了南京“一一·二二血案”，打击西山派。
11月22日，南京举行“庆祝讨唐胜利大会”。在蒋介石的指使下，陈果夫布置喽啰在会场捣乱，发表“打倒西山会议派”演说。会后游行，队伍至复城桥，枪声大作，击毙四人，伤二十余，开枪者逃之夭夭。陈果夫手下的人趁机指控此次惨案是江西省党部常委、西山派分子葛健时一手策划的，要求惩办凶手葛健时。在陈果夫的借题发挥下，全国各地发起了对西山派的“征讨”。
蒋介石利用这一事件马上把西山派推上了受审的地位。西山派忙于应付所受到的控告，气焰顿消，失去了一切发言权。
蒋介石把西山派搞得声名狼藉，再也不能以“反共先觉”的政治资本与他争权了。但是，汪精卫、胡汉民还在位，仍然是蒋介石独揽大权的障碍。有他们存在，召开四中全会推选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时，不一定会对蒋介石有利。蒋介石对待他们的方针是，用得着时拉过来，用不着时推出去。此时蒋介石认为汪、胡对他已经没有多大作用了，赶他们走，更有利于自己独揽大权。所以，他寻机再施连环计，驱汪赶胡。
1927年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乘张发奎、黄琪翔与桂系混战之际，在张太雷、苏兆征、叶挺、叶剑英等人领导下，发动了广州起义。广州起义的消息传到了上海，李济深、李宗仁等立即抓住这一事件，再次向汪精卫发起联合进攻。
李济深和李宗仁等反汪派仍然用扣红帽子的老办法发动反汪的新攻势。他们声称，广州起义是汪精卫和共产党合演的双簧，张发奎、黄琪翔都是共产党，二李还煞有介事地公布了许多所谓张黄“附逆”的罪证。汪精卫遭到反对派疾风暴雨式的袭击，曾经挣扎反扑，但是终于难以招架，最后只好躲进医院，称病谢客。
蒋介石见汪精卫已身陷重围，故意为汪辩解，并指使广东各派军阀合力向起义军反扑，镇压革命。
汪精卫为了摆脱困境，再次提高反共反苏的调门，声称力主与苏联绝交，全面搜捕共产党禁止工农运动等等。蒋介石见状马上又与汪精卫一唱一和，在上海召集报界记者，宣称他主张全面对俄绝交，驱逐各地俄国领事，同时，他又一再催促张发奎反攻广州。不久，在蒋汪一片反革命叫嚣声中，李福林的第五军和第四军主力开回广州，大肆烧夺，广州在反动势力的合围下失陷，陷入了火与血的苦难中。
然而，反汪派并不因为汪精卫疯狂反共而减轻对他的攻击。吴稚晖指斥汪精卫就是共产党。监察委员邓泽如等提出了《查办汪派集团案》。上海当局还派兵搜查了汪精卫及其亲信们的住所。白崇禧甚至找杜月笙及法国领事帮忙，企图秘密杀害汪精卫。杜月笙与法国领事对此表示不合作。白崇禧不死心，又亲自布置，准备将汪精卫暗杀。
在这种情况下，与汪精卫“合作”的蒋介石，认为驱汪的时机已到，便以十分“关切”的姿态劝告汪精卫，为了安全起见，最好还是暂时离开上海避避风。白崇禧的武力相逼，蒋介石的“好意”相劝，这出双簧戏一上演，汪精卫在上海无法立足了，被迫于12月16日秘密离开上海，到达香港后，又偕同黄琪翔赴欧洲去了。
汪精卫走了，胡汉民还在。蒋介石还要继续玩弄他的把戏，再把胡汉民赶走。
汪精卫出走后，以胡汉民为首的右派集团继续攻击汪精卫集团的班底，即粤方中央委员。他们的借口仍是汪精卫集团的粤方委员参与了广州谋叛事件，目的是将汪派排挤出即将召开的二届四中全会。
蒋介石对胡汉民的招式看得很清楚，但是他又明白，他如果支持胡汉民派，把汪派委员排挤出中央，胡派就将在中央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胡派委员一旦不参加即将召开的四中全会，会议就有因人数不足而流产的可能。汪精卫已出走，汪派对蒋介石已不构成威胁拉住汪派，就能凑够法定人数，又能给即将建立的蒋派国民党中央装点门面。于是，蒋介石极力袒护汪派。
12月31日，监委邓泽如、古应芬等，将查办汪派集团的提案报到南京政府。蒋介石有意拖延，袒护汪派。此时，胡汉民派已与汪派势不两立，蒋介石的举动激怒了胡汉民等人。他们认为无法与蒋介石合作，不愿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不久，胡汉民、张群、伍朝枢等三人，以出国考察为名，离开上海去西洋远游。
就是这样，蒋介石靠纵横捭阖之策，不费吹灰之力，赶走了两名强硬的对手，他成了国民党的当然领袖。上海四中全会的预备会正式通过请蒋介石复位总司令职的议案。蒋介石本已有“别人不请我自来”的腹稿，1928年1月9日，在南京正式宣布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点悟】在派别斗争中，蒋介石为了巩固权利，并不是息事宁人，而是火上加油，火中取栗。这成为他击败对手的拿手好戏。
俗话说“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在汉宁相争中，蒋介石采取的是“高明”的手法，隔岸观火。当对岸的两个对手汪、胡等因为各种矛盾而厮杀、火并时，蒋介石在河的这一边袖手旁观，不仅不去劝驾，反而暗中浇油，让他们打得更激烈。结果，双方斗得天昏地暗，两派俱伤而他却毫发未伤。最后他又采取一一击破的手法收拾一个个对手。此番隔岸观火，蒋介石收获颇丰。蒋介石的隔岸观火，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在“观”的过程中，时刻注意寻找最佳时机，一旦对方伤到一定程度，就是自己收获的最佳时机。此是他“精明”的处事之道，也是他黑人死地的流氓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