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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夏季，中国大地上存在三足鼎立的三个政府：奉系军阀的北京政府；蒋记国民党南京政府；汪记国民党武汉政府。它们个个都自称为合法政府，各自为政，称霸一方，互相争雄。这时，中国的新旧军阀恣意横行，官僚政客四处钻营。而帝国主义则到处插手，推波助澜。南京、武汉两个国民党反动政府都放弃了北伐奉系军阀张作霖，忙于争夺国民党“正统”的较量。
汪精卫反共之后，曾向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吁请和平，希望以反共为条件同宁方合流，保住领袖地位。但是，蒋介石攻击汪精卫为勾结共产党的祸首，拒不与他进行合作。这时，蒋介石的目的是要把汪精卫置于被告席上，排斥于国民党中央之外，由蒋介石自己继承国民党的正统。
宁、汉合流，但却不能合作。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汪精卫就都不得不利用各自所掌握的力量，较量一番了。双方先是文电往返，吵来骂去，喋喋不休，给对方罗织一大堆罪名。汉方称他们反对南京的斗争是“党权运动”，而宁方则自称反对武汉是为了“维护国民党”。他们争吵的焦点，是两个都叛变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中央，到底由谁来统一，由谁占有国民党中央名号，即谁是正统。
矛盾发展不久就白热化，结果双方不仅“文攻”，“武斗”也开始了。汪精卫集团以唐生智为总司令东征讨蒋，向江西省增兵。蒋介石急调李宗仁在安徽布防，长江中下游厉兵秣马，严阵以待。风雨欲来事，大战一触即发。
这时，在北方的冯玉祥急了，他担心北伐就此终结，急忙出面调停，同时给宁、汉双方发电，力入“内讧妨害对外”，主张在开封举行“停止征调，共商和平”的会议。
在电报中，冯玉祥要求各方领袖在会议上解决争端，对于双方公认应当负疚之人，要自动下野。蒋介石和汪精卫在“文攻”中列举出对方大量的危害党国，反对革命的罪名，其中许多真是事实。这样，蒋、汪都成了“应当负疚之人”，而要“自动下野”了。此会如果在开封召开，冯玉祥成了东道主，蒋、汪既然应同时下野，冯玉祥自然就成了国民党的中心人物。宁、汉双方岂能接受这样的建议！
中国的局势引起了各帝国主义的关注，他们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提出各种不同的主张。日本帝国主义希望蒋介石集团联合阎锡山、张作霖，进攻汪精卫和冯玉祥；英美帝国主义希望宁汉联合，进攻张作霖。
但是，蒋介石坚决反对宁汉联合，他认为汪精卫是他争夺国民党最高统治权的强敌。7月29日，蒋介石派何成浚为代表到北京，与奉系军阀代表杨宇霆谈判，谋求与张作霖休战以便集中兵力对付武汉。
在谈判中杨宇霆提出休战可以，但是条件是奉、蒋、阎联合攻打汪精卫，还应包括冯玉祥。因为张作霖不可能傻等着蒋介石消灭了汪精卫之后，再联合冯玉祥来打他。蒋介石对奉张的条件犹豫不决。因为蒋如果联奉，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利，却违背了英、美帝国主义的意愿，从而危害了江浙财团的利益。然而，让他与武汉合作，他又绝不情愿把权力分一半给汪精卫集团。
同时，蒋介石也害怕冯玉祥倒向武汉方面来打他，因此，他除了每月给冯玉祥的部队二百万元厚饷外，还派孔祥熙在冯玉祥处当联络代表，以密切蒋、冯关系。蒋又邀请冯的亲信张之江、鹿钟麟来南京当军事委员会委员。冯玉祥从宁方得到高官厚禄，又见蒋介石没与奉张结成联盟来对付他，对蒋介石就产生了好感，愿意替他出力了。于是，冯玉祥派孙连仲屯兵武胜关，以扼制汉方唐生智、张发奎的军队。冯玉祥还明确电告汪精卫和唐生智，如武汉继续东进讨蒋，他将向武汉进军。
这样，在奉系、汪记和蒋记争执中，蒋介石暂时占据了上风。
【点悟】权利之争从来都是硝烟弥漫，你死我活。
蒋介石虽然狡诈过人，但是，也有陷入困境的时候，然而，他却有脱身之术，见势不妙，以退为进，宣布下野以脱窘境。在处事中，聪明才智之士，能上能下，能进能退，在处于劣势时，低下高贵的头，委曲求全，以图将来东山再起。因为，若以仅存的一点微薄的力量，义无反顾，破釜沉舟，不看形势，不分场合地做最后的拼搏，并非智者的行为。蒋介石所以委曲求全，忍辱称臣，又有两重意义：一则是为了个人的安危荣辱之计；二则是为了事业成败之计。他的这一处事之术是老狐狸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