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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蒋介石窃取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之后，实行军事独裁的野心日益暴露。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蒋介石的野心日趋膨胀。11月9日，他在南昌成立了总司令部，已决心实行“清党反共”，并开始做积极的准备夺取北伐革命的胜利果实。
为了进行反共策划，他先后从各地招来了盟兄弟及亲信戴季陶、吴铁城、黄郛、张群、张静江、陈果夫等人。这些人麇集南昌，在蒋介石周围形成了一个反动的核心。两湖和江西的土豪劣绅也都逃来南昌，向蒋介石等人哭诉，使南昌成了一个反革命的大本营。
1927年1月20日至25日，蒋介石一伙登上庐山，包下了仙岩旅馆，开始进行密谋策划。密谈数日，主要由黄郛献计，决定如下：第一，必须明示“离俄清党”政策，以安定人心；第二，北伐军要“底定东南，联系绅商”；第三，在外交上要“弃俄联日”；第四，在军事上要联合阎锡山和冯玉祥。
按照在庐山所定的方针，蒋介石立即积极行动起来。他从武汉一回到南昌，就对苏联顾问鲍罗廷展开了攻击，他致电武汉联席会议主席徐谦，说鲍罗廷在武汉当众侮辱了他，要求撤去鲍的顾问职务。1月27日，他又公开提出了驱逐鲍罗廷。2月21日，蒋介石公开叫嚣要制裁共产党，说：“现在有一种谣言，说中正现在对于共产党的同志有不信任疏远，并且有反对他们的倾向，其实并不能这样说的，中正并不会反对共产党，中正向来是扶助共产党的……但是我亦曾附带的有一句话，就是说共产党将来强大起来了，如其党员有跋扈强横的事实发生，那我一定要纠正他，并且一定要制裁他的……现在共产党员事实上有许多对于国民党党员加一种压迫，表示一种强横的态度，并且有排挤国民党员的趋向，使得国民党党员难堪，这样我便不能照从前一样的优待共产党员了，如果还同从前一样的态度那我就不是站在国民党员的地位，我就不能作国民党党员。”又说：“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在革命的地位上说起来，共产党的成败是要我负一份责任的！我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并不仅是国民党一党的领袖，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势力之一部分，所以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
3月3日，在李烈钧就任江西省主席的典礼上，蒋介石再次发表演说，谓共产不过为经济发展之一方法，有数国情形或适用之，但若中国采行共产制，则为大害，徒使中国倾覆与革命耳。
蒋介石的狂言，博得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片喝彩声，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蒋介石已起来反对左派，制裁共产党了。”西山会议派的《江南晚报》更赞扬他说：“到底蒋介石不错，还能起来抑制共产党。”蒋介石的一系列讲话，确实起到了“明示政策”的效果。2月19日，蒋介石曾信誓旦旦地说：“军阀是什么人造成的？直截了当地说，军阀是帝国主义造成功的。如果军人要背后有了帝国主义者，这就算是军阀……中正背后绝没有新的帝国主义，中正自信远不会变成一个军阀，更不会变成一个新军阀。”事实上，他和日本帝国主义早就有了勾结。
3月10日，蒋介石接见了日本政治家山本条太郎。在此之前，1月20日，蒋介石就派吴铁城为代表，秘密去日本，谈判合作问题，并公开宣布“中国人永不反日”。不久，他又派戴季陶去日本，做“转风试探”。1月26日至27日，蒋介石在庐山又接见了日本海相财部彪派来的代表小室敬二郎，此人也是蒋介石的老师，二人进行了长谈。蒋向他强调说：“我想满洲和日本在政治、经济上有重大关系，日本人在日俄战争中流过血，有感情上的问题我认为对满洲问题，必须特殊考虑。”又说：“我欣赏币原外相的演说，如果日本正确评价我们的主义和斗争，我愿意同日本握手。”
1月下旬，蒋介石还会见了日本驻九江总领事江户千太郎，再次表示：他非但不打算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且还要尽可能地尊重现有条件；保证承认外国借款，并如期偿还；外国人投资的企业将受到充分的保护。
2月初，蒋介石派黄郛去武汉，会见了日本驻武汉总领事高尾亨和陆军代表铃木贞一，三人同游了黄鹤楼。铃木去南昌见蒋，向蒋转达了陆相宇垣一成的意见，希望蒋“与共产党分手”，搞“纯正的三民主义运动”。蒋表示“为了保全东亚，中日两国的合作是必要的”，他“打算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一到南京就正式表明态度”。
不久，蒋介石又接见了日本军部的代表永见增辉和松室孝良。此二人带着戴季陶的介绍信来见蒋。蒋更明确地表示：“本总司令决心已下，誓与共产党不共戴天，愿意中日提携，共同防共。”
蒋介石与山本二人会谈后，山本回到北京就向记者宣布，蒋介石是最出色的军事领袖。随后，蒋介石就派黄郛去上海，直接和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联络。他向矢田表示，对“整顿国民政府内部已下决心”。
蒋介石在与日本帝国主义紧密勾结的同时，还通过两条渠道与美国建立了联系。一是通过王正廷去上海与美国联络。王正廷是蒋介石的奉化同乡，又是幼时同学，曾任过参议院副议长，自己办有中美贸易公司和华丰纺织厂，是一个著名的亲美派。1926年年底，上海资产阶级发起筹组苏、浙、皖三省联合会，先后成立了军事、外交两个委员会，王正廷任外交委员。1927年1月26日，王正廷与美国驻沪总领事高思举行了秘密会谈，王告诉美方，国民政府的控制权并未完全落入极左派手中，国民党军不是布尔什维克；汉口事件不会在上海重演；国民党军可以不进驻上海，以免与外国军队发生冲突。他没透露，蒋正设法收买上海的军阀，上海可能不战而易手，届时可成立一个委员会实行统治，必要时用警察和某些“志愿人员”来“维持秩序”。
蒋介石还通过孔祥熙与美国驻广州总领事詹金斯建立了联系。孔祥熙是广东省的财政厅长他通过英国人寇罕与詹金斯联系，寇罕曾担任过蒋介石的私人保镖。2月16日，詹金斯和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向国务院报告说：根据寇罕的情报，“如果列强要把俄国人赶出中国，他们应当现在就向蒋将军建立直接的联系”，又说：“蒋恨俄国人，只是因为苏维埃政府给他提供武器弹药，他才勉强与鲍罗廷合作。”“如果英国和其他列强愿做俄国人正在干的事情，蒋将军将立即同鲍罗廷决裂并制止其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暴力活动。”3月初，蒋介石又通过他的美国朋友诺曼，向美国官方作了与上述电文相同的表示。
通过与帝国主义的勾结，取得了帝国主义的支持，更促使蒋介石下定了“清党反共”的决心。为了清党反共，蒋介石还和南北财阀进行了联系，特别是与江浙财阀的联系。江浙财阀有着雄厚的经济实力，蒋介石和他们又有着历史渊源关系，江浙财阀的许多头面人物，都是蒋介石的好友。早在北伐开始之前，蒋介石就命军需处长周佩箴打电报给上海的虞洽卿，邀请他到广州一行。虞洽卿系买办出身，曾任淞沪市政会办、工部局的“华董”，蒋介石在上海交易所时，就同他有密切来往，投机失败时，又得到他的大力帮助，蒋对他十分感激。应蒋介石之邀，虞洽卿派他的女婿盛冠中陪同闸北商会会长王晓籁，到广州去摸情况。他们回到上海后，报告说蒋介石“很讲交情”，“对浙东乡谊看得很重”，虞洽卿等人非常高兴。1927年1月中旬，蒋介石去武汉时，曾在宁波会馆召集江浙资本家和其他工商界的头面人物秘密集会，蒋在会上明确表达了他反对武汉政府财政经济政策和工人运动的立场，得到与会者的赞赏。
蒋介石回到南昌后，虞洽卿也专程到南昌，与蒋介石进行了密谈，双方达成了交易，蒋要江浙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支持他，虞要蒋明确表明反共反人民的立场，并迅速见诸行动，把正在迅猛发展的工人运动压下去。虞洽卿还参加了庐山密谋。回到上海后，江浙资产阶级撇开原有的拥护孙传芳的上海总商会，另组了一个拥护蒋介石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由虞任会长。
3月初，蒋介石又派张静江去上海，加强与江浙资产阶级的联系。这时，江浙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给蒋介石提供了一笔又一笔巨款。首先，由钱新之、陈光甫按蒋介石来信的要求，资助蒋50万元，帮他解决了年关的急需。3月29日，上海商业联合会认捐了500万元4月1日，又垫付了300万元。
3月1日，蒋介石下令组织浙江省临时政治会议，任命张静江、周风歧、陈其采、蔡元培等人为委员，张静江任主席。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组织了上海市临时政府，蒋介石得知后，立即命令何应钦“凡此类机关，应勒令取消”。
在南昌，蒋介石还通过段锡朋、周利生、洪轨、程天放、王镇寰等人，组织了一个秘密的反共团体A.B团。A.B系Anti一BolsheviKl（反布尔什维克）一词的缩写其目的就是要夺取江西各地党部和群众团体的领导权，进行反共活动。3月6日，A.B团分子贺其乐，伙同第一师国民党代表倪弼、土豪刘甲第等人，残杀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3月16日，段锡朋、周利生等人奉蒋介石之命，带人捣毁了南昌市党部和农民协会，通缉市党部的执监委员，封闭了学生会，查封了进步的《贯彻日报》，制造了南昌惨案，带头举起了反共的屠刀。
这时，蒋介石还接待了两位从上海来的客人，一个是陈布雷，一个是潘公展，他们是由虞洽卿介绍来的。蒋介石亲自主持介绍他二人加入了国民党，留陈布雷在身边，命潘公展回上海与黄金荣、杜月笙联系，恢复成立“中华共进会”。同时，蒋介石还任命黄金荣等4人为驻沪特派员。
“中华共进会”成立后，蒋介石拨款50万元做活动经费，并派王柏龄、杨虎、陈群参与其中。共进会组织起流氓武装，通过洋行购买了大批枪支和军火。蒋介石正是依靠这些人为骨干发动了四·一二政变。
同时，蒋介石又派杨虎、陈群与黄金荣、杜月笙联系，采取“以组织对组织，以武装对武装”的策略，由董开福等人出面，组织了一个“上海工界联合总会”，与上海总工会相对抗。
总之，通过庐山密谋，蒋介石不但下定了“清党反共”的决心，并在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上，积极做好了各种准备。此后，蒋介石从南昌出发，一路杀来，先后制造一系列惨案。北伐军占领南京、上海后，终于发动了四·一二政变，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
【点悟】蒋介石要发动夺权政变，并不是冒冒失失地哗啦啦一声地举事。在事前，他在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上积极进行各种准备，从招兵买马、打击对手、争取外援、寻找财阀支持、建立组织等等，每项准备工作详细而确实，十分周全。其中，他不仅注意联络国内各种恶势力，而且还与国外恶势力勾结；不仅准备举事的人马，而且还准备举事后的财政支持所有该做的都做好，当万事俱备后，他才举起屠刀。
在蒋介石处事哲学中，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就是他十分重视先做“准备”，凡要干坏事即早做准备，多做准备，造成“战事”的条件。一旦条件成熟就像蛰伏的野兽一样一跃而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