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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0月18日，北伐军进入南昌以后，蒋介石就在那里设下总司令部，并且搞了一个右派中心，和帝国主义眉来眼去。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代表——买办、官僚、政客和流氓头子频繁地出入他的司令部，随即蒋介石独吞革命胜利果实的野心急剧地膨胀起来了。
北伐军攻克武昌、南昌，占据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后，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从中国南端迁到内地中心地区已成为形势发展的必要。1926年11月19日，蒋介石打电报给代理蒋介石任国民党中执委主席的张人杰和任国民政府代主席的谭延闿说：“中央如不速迁武昌，非特政治党务不能发展，即新得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固。”
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在广州召开，做出迁都武汉的正式决定，随后，宋庆龄与国民政府先遣人员陈友仁等五人，随北伐军到达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
12月2日，首批迁都北上的委员宋庆龄、徐谦、陈友仁、吴玉章、王法勤以及苏联顾问鲍罗廷等十余人路经南昌去武汉。
当天晚上，蒋介石在南昌设宴招待各委员。席间，蒋介石向各位委员报告北伐战事情况，说：“这次北伐，其性质不单是中国国民革命，完全是世界革命在东方革命的一个起点。”接着他介绍了军事上取得的胜利，然后说：“观察全国的形势，不由得我们不抱乐观，我们的敌人内部已发生破绽，自相冲突，用不着我们用大队去打，只要用政治手段，就可以解决国民革命，已快将成功，我们的政府，已可统一全国。”
12月7日，抵达南昌的各委员在庐山举行中央会议。
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做出了如下几项决议：一、在军事方面，由于南京和上海尚未收复，孙传芳还残存部分兵力，所以对奉系张作霖采取绥靖政策，以便彻底消灭孙传芳，仍用各个击破战略。二、积极开展农民运动，推动土地革命。三、凡北伐军克复的省份，财政归中央统一管理。四、取消主席制的一长制，改为委员会的合议制。五、电请汪精卫回国复职。蒋介石对以上的决议都表示同意，但是，在会议中，他却突然改变了自己提出迁都武汉的主张，提议迁都南昌，让各位委员留驻南昌，理由是为“政治与军事发展便利起见”，蒋介石强调政治应与军事配合，党政中央应与北伐军总司令部在一起。
但是，武汉的地理位置要比南昌重要得多，优越得多，这是任何人都否认不了的。武昌水陆交通都方便，北上可以指挥京汉线作战，东下长江可指挥宁沪战场。如果说北伐军总司令部应与中央设在一起，蒋介石为何不可将自己司令部迁到武昌呢？所以蒋介石的理由实在不成其为理由，会上被各位委员们质问理屈词穷。会后，12月8日，各委员便下庐山径直往武汉去了。
12月13日，邓演达、宋庆龄、吴玉章等十多名国民党左派领袖和共产党人，在武汉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作为迁都前的临时党政最高权力机关。
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组成之后，蒋介石函电交加，请张人杰、谭延闿及还留在广州的各位中央委员速来南昌。12月31日，蒋介石把国民党中央主席张人杰和国民政府代表谭延闿接到南昌，同时扣留了途经南昌准备去武汉的几位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党政府委员，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于1927年1月3日在南昌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非法决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暂驻南昌”。
【点悟】 蒋介石迁都之意，在于权也。
迁都之争，实质是关系捍卫革命领导权和捍卫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一场严重斗争。当年，西山会议派另立中央，破坏国民党统一时，蒋介石通电全国，严词痛斥西山会议右派分子是“破坏本党，摧残革命”。现在，北伐革命正处于关键时刻，蒋介石这一分裂行为的危害性比西山会议派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蒋介石准备夺取北伐胜利果实，叛变革命的一个信号，他玩弄的就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因为武汉方面李济深的第四军和唐生智的第八军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而南昌却在他的嫡系第一军的控制之下。蒋介石要把他的北伐军总司令部置于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之上，必须使国民政府设在南昌，他才能以军治政。如果国民政府设在武汉，不但受不到蒋介石的总司令部的控制，而且总司令部还要听命于国民政府的节制。这与蒋介石的心愿大不相符，也不利于他夺权。因此，蒋介石要求定都南昌，其实是言在此而意在彼。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是蒋介石的处事经中经常运用的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