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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1月3日，蒋介石在南昌给武汉国民党中央打电报，要求迁都南昌，以把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置于他个人的控制之下，并扣留了经过南昌的中央委员，不让他们前往武汉。面对蒋介石这一阴谋，邓演达立场坚定，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成为当时反对蒋介石进武汉的国民党左派的领导者。
1月26日，邓演达为了劝说被扣留在南昌的中央委员来武汉，也来到了庐山。在山上，邓演达和蒋介石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晓以革命大义，阐明解放农民、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性。蒋介石一点也听不进去，反而提出驱逐鲍罗廷的问题，邓演达当即坚决反对。
面对蒋介石这种反对继续联俄政策的态度，邓演达极为忧虑。他只好打电话给在南昌管着行营政治部和整个江西方面的政治工作的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让他到庐山见面。
郭沫若上山后，邓和郭两人在旅馆一间小房里谈到深夜，最后，约好第二天一早，两人一同去南昌。
2月1日清早，邓演达和郭沫若要下山，这时张静江和褚民谊也一同下山，临上路时，张静江被蒋介石留下，说有事要商量。晚上，邓演达到南昌时，蒋介石竟摆出一场“兵变”来。邓演达差点在这场“兵变”中遭了蒋介石的暗算。
当时，邓演达一行人从牛行车站渡过辛江，天已经黑了，一上岸，便有三五成群的乱兵，携着武器，胡乱开枪。他们探问了一下，晓得是第三军的士兵。邓演达是个军事家，一看情形不对，便叫郭沫若、褚民谊要小心，大家挽着手臂走。当走到南昌城门口的时候，竟有机关枪架在那儿。有兵盘问他们，他们只说是自己人，是第三军的，便把他们放过了。进了城，沿街都关门闭户，依然是三五成群的士兵不时地胡乱放枪。当经过县衙门的时候，在昏暗中，他们又看见有机关枪架在那儿，听见有扳机关枪的声音。有人高声地盘问：“谁呀？”邓演达又说，自己人，第三军的。这样便顺利地回到了总司令部，邓演达他们幸好没有被乱枪打死。邓演达来到总司令部过夜，这一夜他没有合眼。他想起下山时蒋介石把张静江留下来，又有昨晚的那一幕，这时他明白蒋介石已有意除掉自己了。
第二天一大早，邓演达打电话把郭沫若找去，跟郭沫若说，他要立刻离开南昌，在九江上游有一隐蔽着的小火轮，不愁没法回武汉。邓演达和郭沫若分离时，眼泪都流了出来。同时说，他和蒋介石共事多年，如今不得不分手了，他很惋惜。就在邓演达离开南昌的那一天蒋介石也从庐山回来了，一回来就打电话把郭沫若找去，见面头一句话就问：“择生呢？”蒋介石如此关心邓演达是因为他没有要了邓演达的命，便急着向郭沫若要人了。
由于邓演达对蒋介石实行军事独裁坚决反对，蒋介石很是着急。在南昌没能除掉邓演达，蒋介石又耍起新的花招，极尽诱惑拉拢之能事，拉邓演达上他自己的船了。在3月17日蒋介石派黄埔同学会秘书曾广清、宣传科长余洒度到武昌找邓演达。在谈话中，他们请求邓演达和蒋介石合作，佯装说请邓演达和蒋介石共同领导黄埔同学，完成北伐大业，以不负孙中山先生创办黄埔军校的苦心。最后，他们代表蒋介石“欢迎”邓演达到南昌就任总司令部总参谋长，去为国家大计出谋划策。邓演达当即表示：“个人（指蒋介石）并无他意，但是他的做法违反三大政策。他这样做是永远不会成功的。只有贯彻执行三大政策，严整革命阵营，才能取得胜利。他要采纳我的主张，我接受他的领导，当不当参谋长无足轻重。”曾广清要求邓演达写信给蒋介石说明上述意见，邓演达拒绝了。因为邓演达知道，蒋介石已下了背叛革命的决心，所谓“合作”和“欢迎”他任总参谋长，不过是妄图消除他对蒋介石的反对，施耍调虎离山的缓兵之计罢了。
果然不出邓演达所料。蒋介石从南昌到安庆，从安庆到上海，最后完成了他同帝国主义和国内各军阀势力的结合，觉得半壁东南已归他所有，进行政变的时机已经成熟。4月12日，在上海举起屠刀，向共产党人开始了血腥的大屠杀。
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中央党部和国民党政府，公然同武汉国民党中央政府分庭抗礼。
邓演达随即领导武汉国民党中央政府发表通电，痛斥蒋介石的叛变革命行径，并且准备组织军队对他进行讨伐。邓演达在武汉一系列的活动，妨碍了蒋介石反革命事业的进行，蒋介石对他咬牙切齿，恨之入骨。蒋介石心生一计，诬称邓演达为煽动暴乱的代表人物，下令通缉。接着，蒋介石还以总司令部的名义张贴布告，说邓演达将一些企图破坏国民革命的人塞进总政治部，“以致军事之进步愈速，内部之纠纷愈多，若不严加制止，整个国民革命军，将因受蛊惑而分离，因分离而崩溃。……国民革命军之总政治部几为少数跨党分子及投机少年所占，乃不得不将淆惑军人、背叛主义、违反军纪、分散国民军事力量、破坏革命战线之总政治部下令封闭，并按治其首从。”蒋介石在封闭总政治部上海分部后，又公布文件，斥责邓演达倡导实行列宁的工农武装暴动政策。
为了抓住邓演达，蒋介石不惜用重金悬赏，下令捉住邓演达赏大洋30万元。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在上海愚园路愚园坊20号，在给江西起义干部训练班结业时讲话。由于叛徒的告密，不幸被捕。蒋介石在南京知道抓到了邓演达，马上急令解往南京，在押送邓演达前往南京的途中，押送队长想串演一出“义释曹操”的活剧。这位押送队长认为邓到南京后，一定凶多吉少，于是向邓演达建议，半路逃跑。面对这生死关头的抉择，邓演达却考虑得太天真了。
邓演达认为，蒋介石要杀他是没有法律根据的，要是逃，那就变成了“逃犯”，可以格杀勿论，那才是死得不明不白，不干不净呢！因此，他拒绝了那位押送队长的建议，错过了一次逃生的机会。
邓演达被押到南京后，蒋介石软硬兼施，要他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并许以中央党部秘书长或总参谋长等高官厚禄，甚至他还提出由蒋介石任总司令，邓演达任副总司令，一同在江西“剿共”，或者派他出国考察。这一切都被邓演达一句话挡回去了：“我要为中华民族维护正气！”
当时，上海的一家晚报这样形容蒋介石在邓演达问题上的思想活动：“杀之可惜，纵之可畏。”多次软硬兼施不成，蒋介石只好把邓演达投入了监狱。
“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又来到关押邓演达的狱中找邓谈话，问邓对日本侵略中国有什么感想，希望打个圆场，言归于好。
邓演达义正词严地说：“要说感想嘛，当然有，要不是你叛逆总理的遗教，连年内战，排除异己，民穷财尽，日本敢这样猖狂吗？”
蒋介石受到邓演达连珠炮似的责问，一句话也答不上来，因此对邓演达更加憎恨。这时，戴季陶乘机向蒋介石进言：“今天可怕的敌人，不是汪精卫、陈济棠，真正能动摇政府根基，分散黄埔力量的，只有邓演达一人。”这就更促使蒋介石要杀害邓演达了。
恰巧黄埔军校历届毕业生联名要求蒋介石释放他们的教育长，这使蒋介石大为震惊，感到邓演达对黄埔学生影响太大，对他的威胁太大。蒋介石是靠黄埔军校起家的，军校的学生这样倾向邓演达，他的江山还坐得稳吗？他便决意杀害邓演达了。
1931年11月下旬，广东地方军阀和南京蒋介石政府开了一个分赃会议，蒋介石被迫宣告下野。蒋介石明白，他下野后，最有力量上台的是邓演达。如不乘机把他干掉，那将是放虎归山，将来必定是对他政治和军事上的一个劲敌。于是趁下野前，也就是1931年11月29日夜，蒋介石迫不及待地派他的卫队长王世和带领几名卫士赶到囚禁邓演达的地方，谎称要邓演达移居汤山。把邓演达骗上了车。
当汽车开到南京城东门的麒麟门汉子岗时，刽子手又诡称汽车抛锚，要邓演达下车。邓演达刚走出车门，枪声突起，一代英杰，竟惨死在蒋介石特务枪下，年仅36岁。
邓演达被蒋介石特务杀害的消息，直到12月初，才有风声走漏出来。宋庆龄闻讯后，半信半疑，12月14日，从上海赶到南京质问蒋介石，并一再要求见邓演达，蒋介石一再敷衍，最后实在掩饰不住，才说出一句“这个人见不到了。”宋庆龄听到这句话后，怒斥蒋介石祸国殃民、残害忠良，愤怒之中，一下子把茶桌掀翻，吓得蒋介石急忙躲上了楼。1931年12月20日，《申报》报道邓演达已被“执行枪决”。消息传开，全国震惊，举世骇然。邓演达殉难的消息传出，黄埔同学会成员义愤填膺，无不涕泣。噩耗传到十八军时。陈诚和该军的同学万分悲恸，失声痛哭。陈诚打电报给蒋介石提出辞职，电文有“上无以对总司令，下无以对恩友”等语。国民党的右派分子胡汉民等也在1932年1月登报发起追悼邓演达，称赞邓演达“努力国民革命，艰苦卓绝，任劳任怨，始终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
邓演达殉难后，很多人写诗词文章，以表哀悼。但是，一代英豪毕竟在蒋介石的屠刀下远逝而去了。
【点悟】恩威并用、文武兼施，是领导者必须掌握的方略。驾驭部众如同驾车上山，既需要从前面拉，又需要在后面推。牵引力和推动力结合起来，车子才能顺利前行。蒋介石对此心知肚明，因此，对于异己，他先是对人又拉拢又收买，此计不成，即下毒手，置人于死地。他与邓演达的交往即是如此，先是威逼利诱，不能使他畏服就动杀机，用刀子说话。蒋氏此一处人经，其实就是杀人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