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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1913年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在家乡溪口闲居了一阵，为了筹集“三次革命”的经费，在家乡请了一次“财神”。“财神”是被绑票人的代名词。因此，奉化民间自蒋介石干绑票后，至今称绑票为“三次”。
蒋介石绑票的对象叫夏全木，是溪口镇附近畸山人，幼贫，给人帮工，后经商，发迹后在上海、湖州、泗安等市镇开了十余家商行，店名“同昌”，还在畸山开了钱庄，一时名闻遐迩。他在外面赚了大钱以后，就在乡下置田地几百亩，造屋数十间，是奉化出北门的首富，家财有十余万银洋之众，人称“全木格支”。“格支”者，首富也。
蒋介石14岁时，曾在畸山竺景崧开设的皇甫氏学馆就读过，对畸山的人、地皆熟，故对夏全木的名气也十分熟悉。
蒋介石决定绑票夏全木以后，首先与王恩溥密商，取得王的同意后，即召集众弟兄商讨办法。决定不用力劫，而用智取。
一天雨后，天色昏暗。一顶轿子，七八条好汉，从溪口方向直奔畸山，到夏全木家门口停住，为首的持大红请帖，径入内室，恭恭敬敬地对夏全木说：
“溪口某老板有要事请夏老板前往商量。”
夏不疑有诈，便贸然坐轿而去。谁知跳下轿来，不是溪口，而是雪窦山寺，不禁失色道：“这是什么地方？”
当即，王恩溥陪蒋介石出来，向夏全木作了一次开诚布公的长谈。蒋介石从自己去日本留学，参加同盟会，立志推翻帝制，说到袁世凯阴谋复辟，二次革命失败等等，最后他说：“现在革命仍在继续，但经费十分困难，需要各方协力支援，久闻先生资财充裕，有爱国热情，所以登门相请，望能资助大洋一万。”
夏全木心里虽然十分反感，但想到如果不答应，蒋介石翻脸无情，自己就生命难保，只好点头同意。于是蒋介石命王恩溥拿纸笔来，自己口述，叫夏全木写下家书一封：
“请速筹款一万银元，以十日为限，送往来人指定地点，切切！我在此一切均好，请勿挂念。”
夏全木被请“财神”，一下子传开了，家属也惴惴不安，四出打听。第二天，有一陌生人深夜临门，递上夏全木亲笔家书，口述了送款地点。夏妻闻言，知丈夫安全无恙，稍为安心，但要拿出如此一笔巨款，一时实非易事。送走来人后，立即召在湖州的经理夏云寿和在上海的账房夏生耀来家商量。
夏云寿与夏生耀都是畸山人，是夏全木家业的忠实管家，对主人感情很深。他们都说救人要紧，即去湖州、上海、泗安各店筹款。夏生耀并安慰说：“钱财事小，人命事大，请你放心，我一定按时把一万银元凑足，保叔父一家团圆平安。”
经过东奔西走，夏生耀终于凑足一万银元，在上海款项交割。放人前，蒋介石还亲自到奉化与夏全木作了一次长谈，最后说：“我们是好请好放，希望以后成为朋友，更希望你不要报官，我现在是在缉之身，你告与不告都是一样。不告，留条后路，‘三次革命’成功以后，你还可能得到好报。”
夏全木回家以后，权衡利弊，终于没有报官。别人问他有没有看清绑架者的面目，他故意回避，谎称无法看清。
日子久了，夏全木不免吐露真情。直到后来蒋介石当了北伐军的总司令，碍于“蒋总司令”的声誉，夏全木对外界仍守口如瓶。当时参与者甚多，难免有人当作珍闻偷偷传播，故令乡里群众皆知：此次绑架“全木格支”者，实乃溪口蒋瑞元伙同栖霞坑王恩溥等所为也。
夏全木娶妻二人，前妻生一子，续弦生三子。长子夏定善，在湖州主持店务；次子夏定仪乳名玉毛，在家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与蒋介石侍卫长王世和堪称莫逆；三子夏定峰、四子夏定宝。夏定峰，军校毕业，抗战胜利后，在南京由王世和保荐，报考侍从室，当履历表送蒋介石审阅时，蒋一看是夏全木之子，就不假思索，即予批准录用，任少校侍从武官召在身边作跟随侍卫。1949年随蒋去台湾，1986年携子女各一回大陆探亲。数年前死去。
蒋介石重用夏定峰，也可算是报答夏全木之举。
【点悟】此次蒋介石为筹集经费请“财神”的故事，虽然时间过去几十年，但他尚能报答当年夏全木，重用其后，前后一打一拉，虽然蒋介石先做恶人后做好人有特定的历史条件，但是，此处人之道是蒋介石惯用的手法。在几十年的人生和独裁舞台上，蒋介石一直在扮演着此种角色，打了棒子给蜜枣，是蒋介石“精明”的御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