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志出乡关

少年毛泽东在韶山故乡的怀抱里劳动、读书，身体一天天发育起来，心灵也受到了教益和启迪，救国救民的志向在他的脑海中萌发着，滋长着。

在私塾里，毛泽东开始接触时事，读了一些时务论策文章和进步书籍。十三岁到十五岁，辍学在家劳动时，他又阅读了清末改良主义者郑观应的名著《盛世危言》。在这本书里，作者指出中国积弱不振的原因，在于缺乏西方的器械，提出中国也应有铁路、电话、电报、轮船。他批评当时的顽固派泥古不化，保守愚昧，受制于人；指责当时的洋务派只学习西方技术而不从事本国的政治改革，是“还其体而求其用”。他主张变革，以抵御外侮，要求设立议院，广办学校，发展工商业，与外国资本主义进行商战，以抵制侵略，挽回权利。与此同时，毛泽东还读了冯桂芬的《校庐抗议》等。这些书都提倡变法，对外国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表示不满，提出了一些富国强兵的主张。书中所迸发出来的拯救中国、改造中国、振兴中国的思想火花，深深地吸引着毛泽东。毛泽东十分喜欢这种书。他觉得这比“四书五经”现实得多，有用得多。

当时，韶山有一位刚从外地回来的教师，名叫李维清，是个“维新派”，他反对迷信，提倡搬掉佛像，兴办学校，把庙宇改成学堂，把庙产用作学校的经费。在封建意识浓厚、交通闭塞落后的韶山，李维清的倡议遭到了激烈的责难。乡人们都猛烈地抨击他，反对他。但毛泽东却十分钦佩他，赞成他的主张。毛泽东经常去找他谈论时事，听他讲述维新救国的道理和爱国志士的事迹，同他建立了亲密的师友关系。

就在这时，毛泽东读了一本《论中国有瓜分之危险》的小册子。这本书里讲到日本侵占朝鲜、台湾和法国侵占越南、缅甸的经过和情况，揭示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狼子野心。读了这本书，少年毛泽东心情沉重，深深地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而担忧。他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本小册子的第一句话——“呜呼，中国其云亡矣！”深深地刻在了他幼小的心灵上，几十年都不曾淡忘。他开始把自己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

这时候，父亲打算把十六岁的毛泽东送到湘潭县城一家米店当学徒，指望他能继承家业，发家致富。但是，此时毛泽东的志向已不在于田地和金钱，他的眼界也不仅囿于小小的韶山冲，他已经具备了初步的爱国思想，他要进一步用知识武装自己，去干更大的事业。恰在这时，毛泽东的表兄告诉他，湘乡县有一所新式学校，叫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在那里可以学到新的知识。毛泽东听说后，十分高兴，决心前去求学。为了说服父亲，他和母亲商定，邀请舅舅、表兄和同族长老以及私塾老师来家劝说，终于使父亲改变了主意，答应了他的要求。

1910 年秋，十六岁的毛泽东自己背着行李，离开生他养他的故乡韶山，徒步跋涉到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去求学。

临行前，毛泽东心潮翻滚，思绪万千，想着就要离开费尽千辛万苦抚养自己长大成人的父母，就要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韶山冲，心中激动不已，便挥笔写了一首言志诗：

孩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这首诗是根据日本著名僧人月性的《题壁》诗改写而成的。原诗为：

男儿立志出乡关，

学若无成不复还，

埋骨何须坟墓地，

人间到处有青山。

毛泽东改写的诗，比原诗气魄更加宏大，意蕴更加深刻，抒发了这个有志少年发愤图强的远大抱负和四海为家的广阔胸怀，同时也表达了他对故乡韶山的美好感情和对父老乡亲的一片赤诚。

毛泽东把改写好的诗，夹在父亲的账簿里，就挑着行李担子上路了。启程时，父亲带着全家人——母亲文氏和弟弟泽民、泽覃和妹妹泽健，一直把毛泽东送到塘岸上，毛泽东辞别了父母弟妹，离开了故乡韶山，一路上翻山越岭、涉溪过河，经过了五十多里路，在日落时分，终于来到了湘乡县城。他从湘乡县“望春门”出城，走下石梯，坐上渡船，过了涟水河，沿着高低不平的鹅卵石路前行，就看见右前方有一座树木葱茏、风景秀丽的小山，这就是闻名遐迩的东台山。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就坐落在山麓附近。整洁高雅的房屋，青砖砌成的圆形围墙，两道厚重的双扇黑漆大门，给人们以离垢脱俗之感。

掌灯时分，毛泽东挑着行李担子来到了学校的大门口。他放下行李，轻轻地叩响了大门上的铜环。看门人是一位老者。他斯斯文文地出门来，问明了毛泽东来意之后，非常遗憾地叹了口气，摇摇头摊开两手说：“孩子，你来晚了，入学考试已在两天前结束了。”

毛泽东急忙说：“老先生，请你帮忙想个办法，我是湘潭的，为了投考，走了五十多里路，请你无论如何给想个办法。”

老先生答应回去禀报校长。过了一会，他又出来，把毛泽东领进了门房，说：“刚才给校长说了，答应让你补考。”说着又拿出文房四宝和试题，说：“你先看看，考虑考虑，我给你端个灯来。”说着，老先生就扭头走了。

过了一会儿，老先生端着一盏灯回来，对毛泽东说：“灯端来了，你开始做题吧。”只见毛泽东拱了拱手，很有礼貌地说：

“谢谢您！老先生，试题我已做完了。”

老先生一听惊呆了，连忙拿起毛泽东的试卷，不住地赞叹：“奇才，奇才！”转身就直奔校长室去了。

校长李元甫接过毛泽东的试卷，只见毛泽东在试题《言志》答作中，以宏伟的气魄和豪迈的语言，阐明了自己求学救国的志愿。李校长阅后，大加赞赏，高兴地说：“我们学堂里取了一名建国才！”

东山学堂当时实行“新法教育”，教学内容上，西方“新学”较多，教学方法也比较求实、灵活。毛泽东学习刻苦认真，进步很快，学到了不少中外文学、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知识，并能写一手好古文，深得教员们的器重和赏识。他在东山学堂写过《救国图存论》、《宋襄公论》等作文。国文老师阅后批道：“视似君身有仙骨，寰观全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

在东山学堂，毛泽东虽然深得教员们的器重和赏识，但他还是觉得压抑。原来，尽管东山学堂是所新式学校，但在当时贫苦农民的孩子有几个能上得起学？学校里的学生大都是富户人家的子弟。他们穿着当时很阔气的服装，而毛泽东经常穿着青土布的短褂子和裤子，只有一套比较整齐的衣服也是粗布做的。再加上湘潭、湘乡两县虽然交界，但口音不大一样。于是，很多同学都笑毛泽东是个“乡巴佬”。

但是毛泽东对此并未作直接的反驳，因为他有他的志向和抱负。他来这里是为了求学救国而不是和人比穿戴比口音的。他决心更加勤奋学习，发愤图强。为此，他写成《咏蛙》一诗来表达自己的心境：

独坐池塘如虎踞，

绿杨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

哪个虫儿敢作声？

在东山学堂里，毛泽东的视野进一步开阔了，对国家大事也更加关心了。每天早上，学校里都要集合点名。校长经常利用这个机会给学生们训话，有时也讲一些时事，很多内容都是关于中国日益贫弱、遭受列强欺侮的。毛泽东和同学们听了，都很激愤。学校里有几个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教员，也经常讲起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日益富强和它与其他列强对中国的侵略野心。毛泽东听了，更为中国的命运担忧，更加深了对国家大事的思考。

在东山学堂里，毛泽东自学的时间也增多了。他特别喜欢的是中国历史，有时也读外国的历史和地理书籍，通过读这些书，他对古今中外的事情了解得更多了，视野扩大了，思想更深邃了。对于近代人的作品，他特别喜欢改良主义思想家、维新运动的领导人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他读了又读，对于其中的优秀文章，差不多都能背出来。他觉得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和著作切中时弊，谈的都是救中国的问题，而且文笔犀利，一针见血，从内容到文体，都让人感到十分新颖，给人以启迪和教育。从这时起，毛泽东开始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也更为深入地考虑国家的政治体制问题。他在读了《新民丛报》第四号“论说”部分关于国家问题的文章后，在文章旁边批写道：“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也，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这段批注，清楚地反映出毛泽东，这个十六岁的少年已经具备了明确的反对君主专制，反对封建制度的革命思想。

有一天，毛泽东见到一位同学手里拿着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就非常急迫地借过去看。书中拿破仑、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女皇、惠灵顿、格兰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华盛顿和林肯等人的传记深深地吸引了他。这些世界伟人的历史功绩强烈地震撼着他的心，他多么盼望中国也能出现这样的伟人，来改变国家的命运，拯救国家的危亡。读着，读着，他禁不住用墨笔在书上圈画起来。

过了几天，毛泽东找到书的主人，深怀歉意地说：“对不住，我把书弄脏了。”

那个同学打开一看，整册书都用墨笔画了许多圈点，华盛顿、拿破仑、彼得大帝等人的传记画得最密。毛泽东读书时的激动心情跃然纸上。看到毛泽东发愤读书，忧国忧民的样子，这位同学还能说什么呢？

毛泽东无限感慨地说道：“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高丽、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而且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还说：“中国积弱不振，要使它富强、独立起来，要有很长的时间。但是时间长不要紧。你看！华盛顿经过了八年艰苦战争之后，才得到胜利，建立了美国……”

这时候，毛泽东已逐渐地确立了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思想。于是，他在离开东山前，给自己取了一个言志的笔名——子任。 oGNajIwAF7PA7eu93/EDwgWQ2P7p+9s8GqurwDbio0cvlPJlHl3NKNVvlUB1vz/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