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泥木工人闹翻身

毛泽东不但重视产业工人，而且也十分重视遍布城乡的手工业工人。几乎在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的同时，湖南省城长沙也动荡不止。

1922 年 10 月，毛泽东亲自领导了长沙泥木工人为争取营业自由而进行的罢工斗争。

长沙城里有五六千名泥木工人，是手工业者，大部分从事建筑业。

泥木工人白天在建筑工地上日晒雨淋，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十分辛苦，晚上却有很多人自愿到工人夜校上课。因为那里有毛泽东讲述劳动创造一切，劳工神圣的道理。

这些字眼听来都长志气。

走下讲台，毛泽东立即改掉书生模样。他第一次去安源，还脚穿布鞋，文质彬彬，这时习惯的装束则是头戴草帽，脚穿草鞋。

泥木工人住地很分散，做工时又很集中，毛泽东利用这个特点，尽可能地多交工人朋友。泥木工人任树德曾在船山学校自修大学做零活，毛泽东一有机会就与他称兄道弟地攀谈起来，讲穷人只有团结战斗才有出头之日，任树德阶级觉悟提高很快，在泥木工人中第一个被吸收入党。

任树德为人诚实，在工人中较有威望，他的入党对其他工人兄弟影响很大。不多久，便有一些苦命的工人举起右手向党宣誓。

毛泽东有自己的一套发动群众的独特方式，工人中有了一些党团员与积极分子后，就要把他们组织起来。用妇孺皆知的话说，就是“拧成一股绳”。

起初，无政府主义在工人中有些影响，他们诽谤马克思主义，诽谤共产党。和任树德同住北门外的两个很要好的泥木工友知道他是“马克思主义”后，一度与之疏远。他便想办法带着两位工友接近毛泽东、何叔衡等人，两位工友目睹了无数事实，认识到共产党人才是真正体现工人利益的。

在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的名单中，迅速出现了任树德、仇寿松、张汉藩、杨福涛、朱有富、袁福清、舒玉林等人的名字。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名单不断增大。

为泥木工人组织工会的时机愈来愈成熟。毛泽东以十人团为基层组织。不出三个月，就组织了一百零八个团。

1922 年 9 月 5 日，长沙泥木工会正式成立，出席会议的代表有七十余人，来宾二十余人。刘少奇、李立三这些很有名气的工运领袖都是来宾。会议选举任树德为总务股主任（即会长），党派易礼容任工会秘书。

工会庄严宣告：“我们是生产者，是创造世界的主人，应该是世界的主宰……”

这又是一个让统治者心惊肉跳的组织。

工会成立后，立即发动了改订工价的斗争。

工人的工资是 1919 年张敬尧政府规定的，泥木工人每天的工钱是铜元四十二枚（四百二十文），当时政府声称这工钱永不再有增加。

四百二十文，当时约合银元三角（一银元折合一千四百多文）；到 1922 年约合银元两角（一银元折合二千一百多文）。这还是官价，黑市上，一银元可换三千多文，工人的工资只能换一角五分还不到的银元。

在工资的含金量递减的同时，工人生活也每况愈下。1922 年夏，湘、资、沅、澧同时发大水，灾情严重，物价飞涨。工人家庭的餐桌上日益寒酸。

张敬尧早被毛泽东领导的驱张运动轰出了湖南，工资真的就不能增加？

在工会成立之前，工人就已展开了小规模的斗争。长沙南区有个“十人团”要求老板将每天工价提高到三角四分，被老板拒绝。当时这个老板正在包建二十八栋公馆，施工时，工人们便有意把几根房梁柱子锯短了七、八分，使整个屋架合不拢，弄得老板赔了三百多块银洋。这时工会发动改订工价的斗争有了广泛的基础。毛泽东尽其所能地动员各种力量为改订工价呼喊。“中华总工会”及其所属的工会俱乐部，以及自治励进会等上层团体中，许多人本来不满赵恒惕政府，他们完全支持工人的正当要求。

李立三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质问长沙县知事周瀛干：如果拿早已逃之夭夭的张敬尧的话当法律，将来有一天每银元换到上万文时，也不改变，岂不让长沙城的六千多泥木工人活活饿死？

平时驯服可欺的泥木工人们全然不是往日的作派。长沙县署预感到事情不妙，加之确实理屈，便在 9 月下旬贴出告示，规定泥木工人工价甲工二角六分七厘，乙工二角一分六厘，按银元折算稍加了几分钱。

这显然是不够的。

该是工人显示力量的时候了。毛泽东决定提出罢工的口号，工会骨干们同意立即宣布罢工。10 月 5 日，长沙全城的泥木工人正式罢工。转眼间，所有建筑工地冷冷清清，见不到一个泥木工人的影子。正在施工的省长公署、第一师司令部、外交署等庆祝“双十节”的牌楼也扎不成了。

当工人们像牛马一样地干活儿的时候，在统治者的眼里，他们渺小得有如沙粒微尘。但这一天，则到处可以看到，缺少他们将意味着什么。

几十名泥木工人纠察队员臂戴红袖章，领围五彩线，高举“坚持罢工”、“请求各界援助”的横幅，在大街小巷巡逻，以防止个别坏人趁机捣乱，为反动政府诬蔑工人“无组织”、“盲动”提供借口。

过路行人纷纷驻足，用欣喜而敬佩的眼神向罢工工人投去支持的目光。

城内外，到处都贴有标语，撒有传单。随处可闻的，是罢工工人们宣读罢工宣言的激昂声音：

“我们劳力工人，一天的工作，硬是把一天的阳寿和精力来换几个钱去养家赡眷，并非坐食冤枉。试看他们商家，不上几天又把价码一涨，为什么又没有人反对呢？独于我们工人的整天汗力得来几个工钱，还要惨受这种推残……现在我们采取唯一的方法是：冒得甲工三角四分和乙工二角六分一天的工价，我们全体工人，决定不做！”

这一切令人想起马克思 1868 年组织日内瓦泥木建筑工人大罢工的壮丽场面。

毛泽东在发动和领导泥木工人罢工斗争的同时，积极为争取社会同情和支援而奔走，并且向全国发出通电，发动全国各地工人声援长沙泥木工人罢工。

罢工进至第五天，有很多学校、机关、商店、公私住宅纷纷来信要求复工，表示只要工人去做工，一定按照工人提出的调整工价发给工钱。罢工斗争越持续下去，承认调整工价的单位也越来越多。

这时，有少数生活负担较重的工人，向罢工委员会提出，是否可以到那些愿意接受调整工价的雇主那里去上工。

毛泽东及时帮助泥木工人认识到：这场罢工斗争，不光是为增加几个工钱的经济斗争，而是一场政治斗争。现在长沙县署并未收回成命，仍不承认工人有营业和工作的自由权利。如果部分工人上工，势必影响整个斗争的胜利。他号召工人群众斗争到底。

10 月 16 日，长沙县署仍未接受罢工条件，采取拖延战术，以图用时间去瓦解工人。

罢工委员会对这看得清清楚楚，当日向周瀛干发出通牒：如 10 月 17 日尚无解决希望，即将于 19 日举行游行示威。

接到通牒后，周瀛干心慌起来，于是软硬兼施：一方面派出所谓“公正绅商”出面“调停”，要工人们谅解政府，不要游行请愿；还以一种貌似同情实为恫吓的口吻说，“倘他日酿成变故，则工人之苦尤甚。”另一方面，周瀛干又抛出一篇“奉劝泥木工人”的信，公开在长沙的《大公报》上发表，并在四城张贴，说什么“切莫听那些少数人的搬弄是非”，图谋破坏工人的团结；同时还威胁说，罢工工人被少数不良分子所利用，扰乱社会秩序，可能要遭到法律制裁。

面对周的恫吓威胁，有人心存怯意，不敢与官府对抗，而对调停存在幻想。19 日，游行未能如期举行。

泥木工会让这些“调停”人表演了两天。工人们终于看清了，所谓“调停”，不过是这些人互相之间请了几桌酒席，与官方达成折衷方案，把工钱改为每天三角钱而已。工人们不能答应。10 月 21 日下午，泥木工会召集二千多工人在教育会坪开会征集意见，商讨如何对付长沙县署。有个调停人要工人再捐钱与省府交涉加工钱事宜，被愚弄了的愤怒的工人喊一声“打”，那人被吓跑了。

工人纷纷上台讲话，表示与其父母妻子一同饿死，不如誓死再干一场。全体工人选出任树德等十六位请愿代表，并给周瀛干发出最后通牒：如在 22 日下午 9 点以前不承认罢工工人的要求，即于 23 日推举代表一千人前往县署向周当面质问。若再不决，则于 24 日动员全体六千余人齐集县署请发衣食，以御饥寒。

次日，长沙县署发布布告：禁止请愿，否则依法惩办。并将任树德等十六位工人代表的名字写上，指明工人中有“暴徒”分子。

与此同时，官方混在泥木工人中的爪牙乘机造谣生事，威胁工人说：“你们要跟任树德他们跑，政府就会把这帮暴徒抓起来。”

这种事，官方并非做不出来。1 月 17 日，也是在长沙，黄爱、庞人铨不就被杀害了吗？有些工人担心再次出现流血事件，有所犹豫。

毛泽东洞若观火，如果让这种情绪滋长，会对明天的行动不利。他连夜与任树德、仇寿松等人商谈，揭穿周瀛干的种种花招和虚伪本质，并向他们分析面临的形势。

毛泽东鼓励大家说：“只要斗争到底，完全有胜利把握。游行时我们都来，外面援助的事有专人管；你们放心大胆与周瀛干干到底！”

10 月 23 日上午 8 时，乌云笼罩着古城长沙。六千多名泥木工人早早地集合在省教育会坪。任树德报告了这次示威请愿的目的。

9 点整，激愤的工人开始游行。一百多个纠察队员负责疏通道路、维持秩序。队伍前头高高举起的横幅上写着：“硬要三角四分，不达目的不出衙门。”

在潮湿的马路上，窄窄的巷道里，游行队伍缓缓地向县署衙门行进。工人们沿途大呼口号场面非常壮观。

毛泽东穿一件对襟衣，行走在游行队伍中间，带着口哨，指挥周围的人呼喊口号。

这样声势浩大的工人请愿斗争，在长沙还是第一次，何况还是与政府的禁令公开对着干。这是毛泽东所希望的，他很兴奋。

县署门口，正门中间的方桌上，放着两条长凳，上面插着纸套杀人“大令”。正门由一排兵守卫，不让工人进去，刀枪林立，戒备森严。

工人们人多势众，对此毫不惧怕。游行途中一度下起大雨，游行群众衣服被淋得透湿，但谁也顾不上换衣服，全体工人齐集县署前坪。大门派总纠察八人，纠察员四十人把守，不准闲人进出。

易礼容、任树德等十六位代表分两批进入衙门与周瀛干等人谈判。

周瀛干态度强硬：“各公团商绅不同意调整工价，本知事不便参加。”看到代表们不理会这些，就蛮横地说：“你们的工钱够吃。”

代表们正要论理，一个腰挂东洋刀的军官把县长拉往里屋，然后朝外吼道：“不要理会这些人，他们胡闹，押起来！”

代表们齐声质问：“好，你打算把我们押在哪里？我们自己进去。”

外面群众听见衙内的争吵声，猛呼口号，吓得周瀛干躲进内堂不敢出来。

第一批代表交涉没有结果，第二批代表又进去了。

时已中午，仍无消息。

在外面指挥群众的毛泽东心急如焚，跳到坪中一个花坛上向工人们说：“……如果等一会儿再没有消息，我们大家就一起到衙门里面去找周瀛干讲理。”说完，领着工人喊口号：“硬要三角四分，不达目的不出衙门！”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里面仍无动静。工人们喊着口号，一齐往衙门里冲。守卫的士兵用刺刀对准工人，被工人夺下两枝枪。为了不为难士兵，工人们后来把枪还给了他们，一齐蹲下来等谈判结果。

因门口士兵与工人们发生了冲突，下午四五点，周瀛干请赵恒惕的总司令部派来一连士兵将工人们团团围住，只准进，不准出。气氛十分紧张。

毛泽东在队伍中要大家坚持下去，用口哨领导工人喊口号，他吹一声，工人们喊一句，连吹连喊。很多人一天没有吃饭了，可精神一直十分饱满。事后有家报纸说：“工人们口号一喊，长沙县的瓦都起飞。”

两个便衣看出毛泽东是领头的，悄悄跟踪他，以便趁其不备时下手。毛泽东从靠墙的几棵树间穿过去，跑到工人队伍中间去了。便衣无从下手。

天色渐暗。大家饥肠辘辘，仍互相鼓励。工会派人买来几箩筐饼子充饥。

这时，造印厂、电灯公司及缝纫、织造、理发等业工人纷纷派代表送来茶水、点心。有人还送来灯笼、草纸、油布等物，以备泥木工人露宿之用。

第二批代表静坐在谈判室里，逼迫周瀛干接受条件。

周瀛干实在无计可施了，打电话给赵恒惕，请示可否将为首的代表抓起来，并且很自信地说，只要枪毙为首的，工人就会吓散的。

组织起来的工人不好惹呀，他们决不是乌合之众，有了杀害黄爱、庞人铨的教训，赵恒惕深知这是险着。

代表们见周给赵打电话，知道不会是干什么好事，正告周：“省长、吴佩孚我们都不怕，还怕你们长沙县吓人！”

晚上 8 点多，赵恒惕派手下的参谋长来“调停”。这个参谋长说：“省长答应三天内解决，你们暂且回去吧。”

工人们不答应。三天内解决，谁能肯定这不是骗局！

半夜过后，省政务厅厅长吴景鸿打来电话，答应第二天下午 2 点召集公团会议，请工人代表出席，一定会有结果。

参加由各行业的老板出席的公团会议，对解决问题有利。工人们熬了一天一夜，也很疲惫。毛泽东同代表们商量，暂时同意了这个办法。全体工人整队出来，分头回鲁班庙和吕祖殿歇宿。此时已经是 24 日凌晨 3 点了。

10 月 24 日，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呱呱坠地，来到了人间。

但为了事业毛泽东匆匆告别产后的妻子、襁褓中的婴儿，奔向罢工指挥部。

上午 10 点，全体工人聚集在教育会坪开会，商讨下午的对策。决定，如果今天公团会议仍无结果，便将斗争升级，直接到省长公署请愿。

下午 2 点，任树德、仇寿松、朱有富等十二位代表到政务厅坐催公团会议。与此同时，几千名工人在教育会坪集结完毕，他们作为谈判代表的后盾，在等待代表们的谈判结果。

毛泽东与平时的打扮不同，今天完全是一副工人的装束。昨天周瀛干曾有意加害为首的工人代表，为使工人弟兄不受伤害，毛泽东决定亲自上阵，担任今天的首席代表。

毛泽东肩头的担子很重。为了取得斗争的彻底胜利，毛泽东已指示改变斗争的目标，由要求增加工资明确转为争取泥木工人的营业自由。

政务厅门口站满士兵。有位代表向士兵打听开会地点，士兵粗声吼道：“上楼去！”代表们心里想：昨天没有出事，今天大概要逮捕了吧？

会议室里，一张长桌上放着点心、茶杯等。周瀛干静坐一隅，两手放在膝盖上，对代表们恭恭敬敬。

一会儿，政务厅长吴景鸿与卫戍司令周某进来。众人落座，谈判开始。

吴景鸿首先说话，他一开口，便指责罢工工人违犯县署关于禁止游行示威的布告。

毛泽东作为首席代表讲话。他翻开随身带来的“省宪法”，利用官方粉饰门面的民主招牌，据理指出：“‘省宪法’第十七条明文规定：‘人民对于政府有上书请愿及请求救恤灾难之权’。如今物价飞涨，生活困难，工人拼一天阳寿还养不活老小，六千名泥木工人和两万多名家属就要饿死，提出增加工价，这犯了什么法呢？”

吴景鸿打起官腔，称涨价之事各街团绅商有理由慎重考虑。

任树德立即反驳：“他们增加房租，抬高米价，经过我们百姓考虑过没有？”

吴只是重复说：你们应听从县署的指令。

毛泽东与代表们交换了一下眼色，从容相讥：“既然涨价不涨价都要听从官厅，那么请问，商家涨价莫非受了官厅的怂恿？”

毛泽东言语不多，却句句在理。

吴景鸿难于对答，恼羞成怒。他知道这位首席代表不是真正的泥木工人，是外间传说的一伙“过激主义”派来帮助工人闹罢工的，于是老奸巨猾地问：“敢问先生贵姓，是不是工人？”

毛泽东微微一笑：“先生问我的资格，我就是工人代表。如果要审查履历，最好改日再谈。”

然后话锋一转：“今天我以泥木工人代表的资格，要求政府解决工价问题！”

谈判进行了三个小时，还无结果。教育会坪打来电话：“没有结果，只好全体来署请愿。”

这时谈判的条件已不在工价，而是根据“省宪法”争取“营业自由”了。这就是讲，现在要求的工价是三角四分，将来情况如果有变，工人要加工钱，政府也不得干涉。

吴景鸿害怕几千工人真的呼啦啦来省署请愿，又不愿答应工人代表的条件，于是说有人操纵工会，工人内部意见不一，还派人去察看。

黑夜来临。在教育会坪，上千工人都蹲坐在地上，没人散走，秩序很好。政务厅的官员提着灯笼，对此感到意外，他们又问一些工人，关于“营业自由”问题，大家众口一词，毫无争执。

在事实面前，吴景鸿再也无法抵赖。到了晚上 8 点多钟，在工人群众的步步催逼下，吴景鸿才不得不答应：由泥木两行具一呈文，请求营业自由，经由政府批准。

毛泽东为防止吴景鸿耍滑头，当即将吴与代表之间的谈话记录下来。然后将谈话记录让吴过目，吴增加了一句后，代表们把该记录带往教育会坪向工人报告，同时由毛泽东亲自执笔起草“呈省长文”。

“呈省长文”原文较长。为了不使赵恒惕政府钻空子诬蔑工人，在文中特别写明，这次罢工请愿是据赵记“省宪法”第十七条陈诉疾苦，请求长沙县知事取消前发布告，以全生活而举行的。并指出：“现自总司令部以次各机关各学校各住宅，纷纷来函承认三角四分工价，请求开工，独长沙县知事，坚持不决，实属违反‘省宪’，阻抑工情。”

在这里，毛泽东用“省宪法”之矛，攻长沙县署布告之盾，使长沙县署十分狼狈。

10 月 25 日，谈话记录及“呈省长文”一同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以对官方施加舆论压力。

这一天，是整个罢工斗争中十分值得纪念的日子。

上午，毛泽东率领任树德等十二位代表去政务厅，催吴景鸿批准“呈省长文”。

中午，全体泥木工人再次齐集教育会坪。第一纱厂、黑铅炼厂、电灯公司、粤汉铁路及理发、笔业、缝纫、漆业、印刷等行业的工人群众 1 万多人，也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来，分享胜利的喜悦。

工人们唯恐自己的代表在政务厅发生临时变故，唯恐吴景鸿等人突然变卦，近两万人的队伍排成无边的长龙，经又一村、老照壁、八角亭、药王街、小东街、齐集省署坪前，静候全体代表出来报告结果。

门外的工人三倍于前日，吴景鸿恐慌不已。“呈文”不批准看来是不行了，何况这是自己亲口答应的，他于是耍了一个花招，在所加的“批语”中添上一句“其工价尤应随时协定，不得专由该工人等一方面加以限制”。

毛泽东眉头一皱，觉察到所加的这一句包含的真正意图，指出后一句万不可存，一定要删除掉。

吴景鸿万般无奈，自嘲地对代表们说：“营业自由，省宪已经规定，官厅当然不应限制。”

这位政务厅长终于在“呈文”上盖印。

省署坪前，顿时欢声雷动。想想连续经历的几个日日夜夜，想想通过不懈的斗争赢得的胜利，他们怎能不欣喜，怎能不激动！

这可是长沙工人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胜利啊！

阵阵鞭炮声中，“营业自由万岁！”“劳工万岁！”等口号在空中久久回荡、回荡…… vthLFQjCdVQ8UHuNev/kpRj8VCGr1lMNvS32MgktP9nB7d6o3jjF0a536oOeyC+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