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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近一年半的时间里，周恩来有失落，也有收获。官费学校的大门在向他慢慢关闭，恰在此时，传来了南开学校决定创办大学部的消息。他决定回南开上大学。
海风还是那样柔和，海水还是那样碧蓝。
周恩来站在船头，向海的西面望去，那儿有他的祖国。
船到大连时，二弟恩寿在码头接他。想不到弟弟已经长大了。周恩来的东西不多，一手提着箱子，一手牵着弟弟，坐车回到沈阳伯父家里。
伯父拿出绍兴黄酒，与受了一年多“洋罪”的侄儿对酌起来。
周恩来很想在沈阳多呆些日子，伯父视他如同己出，弟弟也好久未见面了。但他不能南开学校在呼唤着他。
周恩来4月底回到了南开学校，激动得差点流出泪来。那熟悉的校园，引起他许多美好的回忆。
然而，校园不复有往日的宁静。
1919年 5 月4日，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了。
这场运动是由巴黎和会引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曾对德宣战，本来是“战胜国”之一。但在1919年上半年的巴黎和会上，列强不但不把德国过去从中国山东攫取的权益归还中国，反而转交给了日本。并逼中国代表在和约上签字。
消息传来，立即遭到全体中国人民最强烈的反对。5 月4日，北京学生集会游行，提出“收回山东主权”、“废除二十一条”、“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并火烧当年亲手签订卖国密约“二十一条”的段祺瑞政府的交通总长、卖国贼曹汝霖的住宅，痛打当年的驻日公使章宗祥，要求严惩曹、章、陆（即陆宗舆，曾任驻日公使，中国汇业银行总办，多次做北洋政府向日本借款的经手人）。反动的北洋政府不但不支持学生的正义之举，反而派出大批军警残酷镇压，逮捕学生30余人。
一石激起千重浪。全国上下群情鼎沸，许多大中城市相继开展罢课、罢市、罢工活动，五四运动席卷了全国。
天津紧邻北京，响应十分迅速。5 月4日，许多学生不顾保安队的阻挠、威胁，在南开学校大操场集会，然后上街游行讲演、散发传单。接着，学生们成立了天津学生联合会、女界爱国同志会等学运组织。
周恩来立即投入了战斗。在那段极不平静的日子里，他天天去南开学校。
5 月10日，他出席学校的一次晚会，受到学运领袖、回族学友马骏，学校国文系助理主任马千里等的热烈欢迎。
周恩来利用各种场合，各种机会，了解、关注五四运动的发展情况。有一个消息令他十分震惊：南开学校校方将要聘请曹汝霖任校董。
曹汝霖不就是被学生烧掉了住宅的卖国贼吗？让他当校董，真乃南开之耻！周恩来即去找校长张伯苓。
“恩来，什么时候回来的？”张伯苓示意周恩来坐下。
“我是上月底回来的。老师，听说学校拟请曹汝霖作校董，果有其事？”周恩来问。
“是啊。”因为师生关系较融洽，张伯苓吐出苦衷：“南开学校办大学部，需要大笔资金，一时无法筹措。如让曹任校董，可拉来大笔捐助。”
“他可是国人皆曰可杀的卖国贼呀！”
张伯苓两手一摊：“学校方面也是出于无奈。”
证实确有其事后，周恩来回到住所，连夜起草了一封给留日南开同学的信。他要联络海外的校友向张伯苓施加压力。
信上说：“南开的事体……实在是危险的很。校长也许别有肺腑，不过我总看不出，不止我，所有知道校长的人，都这样说。……倘要接近卖国贼（指曹汝霖——引者），从着他抢政府里的钱、人民的钱，实在是羞耻极了，哪能谈到为社会的事。……校长近来人心大变，总是拿中国式的政治手腕办教育。‘新’的一线生机仅仅在于学生。校长方面是天天讲民主，可是样样事武断，闹的人心都离体了。”
留日南开同学收到这封信，为南开的发展前景深为忧虑，对校长的不智之举表示愤慨他们不但自己传阅此信，还于 5 月21日将信节录，抄寄留美南开同学会。
在校内校外同学的一致反对下，张伯苓不得不改变态度。曹汝霖的图谋没有得逞。周恩来回国后参与的第一次政治斗争获得胜利。
6月3日后，五四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工人阶级走到了运动的前列。北洋政府害怕烈火焚身，使出了各种花招。在天津，省教育局在7月初召开各校校长会议，决定提前让各学校放暑假，让学生分散。
这一招十分阴险恶毒。显然，反动当局想釜底抽薪。
这时，曹、章、陆已被免职，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没有签字，五四运动的直接目的差不多已经达到。运动进行了两个多月，天气越来越热，大家的情绪慢慢松懈。加上学校要求家长约束学生不许参加运动，不少家长来学校接孩子回去。于是，学生们纷纷离校。
这个动向为学运领袖们所关注。
6月下旬，天津学生联合会的正副会长谌志笃、马骏等人，为了把学运引向深入，决定主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简称《会报》。
在确定《会报》的主编人选时，大家几乎没有异议，一致认为周恩来最为理想。他过去主编的《敬业》、《校风》，不是很有生气吗？他去日本留学，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不是很新锐吗？
马骏亲自去请周恩来。
周恩来在别的事上可能会有所犹豫，一听说要他出任《会报》主编，不假思索，一口应承下来。他拍着马骏的肩膀，说：“办《会报》是非常必要的，要想学生爱国运动能坚持下去，必须注重爱国教育。”
马骏出门时，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这事全拜托你了。”
周恩来点点头：“我所以回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参加救国斗争。同学们既然需要我编辑学生会报，我愿与大家共同努力，负些责任是义不容辞的。”
《会报》作为天津学生联合会的机关报，肩负着指导学生运动的重大使命，必须尽快出版。但要在短时间内创办一份高质量的报纸，谈何容易！
把办报的事应承下来后，他便离开回到天津后所寄宿的伯母家，住进了南开学校。
办报必须有得力助手。听说以前的南开同学潘世纶从外地回到了天津，周恩来连夜找到他家里，问他：“暑假在津有事没有？”
“没有。”潘世纶说。
周恩来很高兴：“那么，你帮我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吧！”
潘世纶欣然应允。
《会报》租不起房子，承印这份报的荣业大街协成印刷局的一间小屋就成了编辑室。
因为缺少经费，一切只得从简。学报从搜集新闻到撰稿，从编排、划版到校对，甚至卖报，都由周恩来主持，潘世纶从旁协助。为了保证质量，周恩来亲自撰写社论和主要文章。为了打开销路，扩大影响，他还在《南开日刊》上发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刊旨趣》，为《会报》做广告。在辛劳之余，周恩来的生活十分清苦。晚上加班，饿了就买点烤白薯或烧饼吃，从来不下饭馆。当时有电车了，但他和潘世纶坐不起，每天从家步行到办报的地方，半夜后又步行回家。
辛勤的劳动终于换来了成功的喜悦。7月21日，散发着油墨香味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创刊号和读者见面了。
创刊号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周恩来起草的社论《革新、革心》。在这篇社论中，他提出“革新”就是改造中国，改造社会；“革心”就是革除人们思想上的一切旧的传统观念和影响。
果真不同凡响，许多同学争相传阅，觉得社论写出了大家心中的要求。马骏扬起《会报》对天津学联的骨干说：“看！看！这篇社论真带劲哪！这比我们站在几千人面前大喊一阵，可有用得多咧！”
当时在天津较有影响的《少年世界》直率地评价道：“天津学生办的报有点价值的自然要算这报了。”
《会报》起初是三日刊，很快改为一大张对折的日报。发行量也相当大。创刊之时，印数就达两万多份。除在天津销售外，还远销北京、上海、南京、保定等地。
8月初，济南镇守使马良采取屠杀政策，杀害了当地回教救国会的马云亭等三位领导人。马良是个媚日军阀，五四运动爆发后，被北京政府指定为山东戒严总司令，学生早就对他十分反感了。惨案发生后，群情激愤。8月23日清早，北京和天津的学生代表二十五人，到北京北洋政府的总统府门前请愿，抗议山东惨案，要求惩办马良。但请愿的学生代表全部被捕。
马骏把京、津学生代表全部被捕的不幸消息告诉了大家，大家非常愤慨。
周恩来沉着有力地说：“这正是继续加强爱国运动的时机，用不着惊慌紧张，依照计划进行就是了。被捕，只要经得起考验，不算什么！但营救他们，是我们的责任。”
简短的话语，使大家振奋起来。
紧接着，在一间会议室里，天津学生报社联合会召开了临时会议。周恩来向各报代表报告了请愿代表在北京被捕的消息。他提出：“目前应把注意力集中到请愿斗争上来。必须进一步唤起民众，联合斗争。”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随即出版了号外，向社会呼吁：“同胞们！京津的请愿代表都被捕了！我们要群起反对！要营救被捕的代表！”
盛夏的天津，烈日似火，阵阵热浪掠过街巷。
天津沸腾了，群众愤怒声讨卖国政府，纷纷要求参加赴京请愿的斗争。不多久，就有一千多人报名。考虑到交通问题，最后决定去一半人。随即，天津组成了几百人的请愿队伍，由马骏带领，于25 日分批赴京。26日，北京、天津两地学生共三四千人，排着整齐的队伍，向总统府进发。
新华门前，反动军警戒备森严，杀气腾腾。北洋政府拒不接见请愿代表。请愿团在各界群众支持下，不分昼夜地坚持斗争。第三天，北洋政府下了毒手，军警用枪托毒打学生，并且在天安门逮捕了请愿现场指挥马骏。
消息传到天津，再次掀起巨澜。周恩来闻讯后，即和张若名等代表率五六百人赶到北京，营救马骏和全体被捕代表。他们连日在总统府外露宿请愿，并且动员了几千学生，包围了北京的警察厅。
在广大群众汹涌澎湃的爱国运动压力下，北洋政府不得不在8月30日释放了两次逮捕的全部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