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狭小的天地里,留下了周恩来过多的不幸。家庭的变故,人情的乖戾,世道的黑暗,是他这样年少的孩子难以忍受的。他的生活中应该有爱,应该有笑声,他应该上正规的学校读书。
周恩来向往外面的世界。会写字后,他就经常跟在奉天府(今辽宁沈阳)做事的伯父周贻庚(字曼青)、在铁岭做事的堂伯父周贻谦(字济渠)通信,表达这种愿望。
1910年,周贻庚在奉天度支司(相当于财政局)升任制用课主稿,生活已比较安定。他是单身在任,夫人当时旅居天津。他们没有子女。周贻庚在侄儿周恩来的来信中,了解了家里发生的一切,也从字里行间发现这个侄儿是可造之材。这年春末,周贻谦回淮安探亲时,周贻庚便托他无论如何要把周恩来接到东北来。
周恩来知道消息后,高兴极了。他一连好几天睡不着觉,常问前来接他的堂伯父:“这是真的吗?是真的吗?”
“是真的,孩子。”堂伯父慈爱地抚摸着他的头。
周恩来曾在宅院里栽了一棵腊梅树。这时,腊梅树花蕊初绽,花影摇曳。
几天后,十二岁的周恩来头戴圆帽,身穿马褂,带着腊梅花一样美丽的憧憬,随堂伯父离开了家乡。生命之舟,向另一方深浅莫测的水域缓缓驶去。
像他这般年龄就离家远走,在同时代伟人中是少有的。毛泽东吟诵“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的诗句离开韶山去长沙时,是个十八岁的翩翩男子(1911年);朱德1906年走出仪陇家乡到南充上学时,则已是二十岁的已婚青年了。
与他们的另一个不同是,周恩来少小离家后,再也没有重返故里淮安,甚至担任总理要职后,也没有“衣锦还乡”。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均有过难忘的故乡之旅。
周恩来是在初夏来到沈阳的。北方的原野这时还难找到南方随处可见的无垠的绿浪、美丽的岸柳,只有稀疏的野花接迎远道而来的小客人。但他喜欢全新的环境,向往陌生的生活。何况,北方的夏天凉爽宜人,蚊虫也少。
周贻庚一直单身在沈阳,很少有天伦之乐。侄儿来了,他总算为家里尽了一点义务,心里感到一些安慰。他喜欢绍兴黄酒,常常让周恩来也陪饮几盅。周恩来后来的好酒量也许与此不无关系。
周贻庚很喜欢侄儿,要让他上最好的学堂。
当时正是辛亥革命的前夜,中国社会处在急剧的变化中,只读经书的旧式学校已不吃香,以教授西方近代科技为特点的新学堂很受人欢迎,虽然它收取的费用要高出旧学堂三倍。奉天的一所新学堂还未建成。伯父便让周恩来随堂伯父去铁岭银岗书院(初级小学)暂读。
当年秋天,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当时学堂的学制包括初等小学四年和高等小学三年叫两等小学堂)建成,伯父把周恩来接到奉天府,进入这所学堂的丁班读书。
稍后,这所学校改名为沈阳东关模范学校(今沈阳第六中学)。
东关模范学校在沈阳古城大东门外万泉河畔,主要建筑是两栋红柱青砖的楼房,另外还有一块供学生上体操课用的操场。校舍是新建的,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学校当时有许多学生跟周恩来的年龄不相上下,他对新学校十分满意。学校里既教中国的经书,也介绍一些西方的新学。课程包括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相当于现在的物理)、英文、图画、歌唱、体操等十门。周恩来在这里开始接触到许多新知识,大大开阔了眼界。
东关模范学校的学生,有的来自“小康之家”,有的是官宦世家子弟,还有少数皇族子弟,像周恩来这样的平民子弟极少。周恩来刚入学时,身材和北方小孩比,显得文弱瘦小加上他性情温和,又是一口当地人很难听懂的淮安口音,班里的富家子弟便经常欺负他,骂他是“南蛮子”。他开始设法交朋友。当发现有好几个身体弱小的同学也受那帮人的欺侮时,他就主动联合他们,在校时一起玩,放学时一起走,这样人多势众,那些富家子弟再不敢轻易欺侮他们了。
周恩来对平民百姓有很深的同情之心。当时,学校里有一位姓吴的老校工,每天烧水、扫地、打铃,工作很辛苦。周恩来经常起早来到学校,帮助他扫地、烧水。有一次老校工病倒了,周恩来去看望他,把身上仅有的八个铜板送给他治病。
在东关模范学校,周恩来遇上了一位教史地课的好教师,名叫高戈吾。高老师是学识渊博又富于正义感的进步教员。他常常在课堂上宣传爱国思想,慷慨激昂地讲述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英勇牺牲的悲壮故事。周恩来和同学们听了,热血沸腾,泪痕满面。周恩来很尊敬高老师。高老师从平日的观察中,看出周恩来是一个聪明、勤奋、爱国、求上进的学生,也特别喜欢他,经常找他谈心,介绍各种进步书籍给他阅读。
当时对周恩来影响最大的书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邹容十八岁时写的《革命军》。该书约二万字,作者以通俗简洁的文字,抨击腐败无能的清王朝,呼唤革命的到来,激扬的文辞,掷地有声:“革命者,天理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也。”书中还明确具体的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方案。周恩来如饥似渴地读着这本书,心中涌动着忧国忧民的情感。
在高老师的熏陶下,周恩来爱上了史地课。他大量阅读历史书籍及进步刊物,了解了中国古代的辉煌,近代的屈辱。
家庭的影响在一个人的成长中会烙下很深很深的印记。周恩来沈阳求学期间,一直住在金银库胡同(今沈阳市钟厂附近)的伯父家。伯父非常爱国。两代人过着清贫的生活,经常谈论的是政局的变动和社会的改革。周恩来耳濡目染,进一步了解、熟悉了不少要求改革的西方思想家以及他们的著作。
但是,纸上得来终觉浅,还须到实际生活中去学习。
班上一位叫何履贞的男同学与周恩来十分要好。1911年的暑假就要来临了,何履贞邀周恩来到城郊魏家楼子他家过暑假。周恩来比较犹豫,他想多读点书。何履贞说:“我家是1904 年至1905 年日俄战争打仗的地方,有好多遗址呢。”
“是吗?”
是的。魏家楼子南面沙河的南岸,是当年日俄战争的战场。
村后的山上还有俄国人立下的石碑,村东头的烟龙山上有日本人建造的水泥塔。残垣断壁上,当年激战的累累弹痕在夕阳的照耀下依稀可辨。
何履贞的祖父是村里的私塾老师,十分喜欢爱读书的孩子。他不顾年事已高,带着孙子及周恩来漫步烟龙山。老人很有爱国心,讲述了自己一生经历的风风雨雨,尤其是日俄战争带来的苦难。他做梦也盼望着祖国的强大,满怀热望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我老了,要说有什么愿望,就是希望你们将来使国家强大起来呀!”
周恩来低首沉思。
当时,在东关模范学校流传着一首反对日俄战争的爱国歌曲。歌词写道:“辽东半岛风云紧,强俄未撤兵。呜呼!第二波兰错铸成。克查克(哥萨克)队肆蹂躏,户无鸡犬宁。日东三岛,顿起雄心,新仇旧恨并。舰队联樯进,黄金山外炮声声。俄败何喜,日胜何欣,吾党何日醒。”周恩来很喜欢唱这首歌,看完遗址,他对歌词的含义有了更深切的理解。
下山了,周恩来与何履贞一边走一边唱着这首歌,尤其是最后一句“吾党何日醒”,唱得特别有力。
暑假生活使周恩来深受教育。在东关模范学校读书期间,他的三个暑假都是在这位同学家里度过的。他受到了最初的爱国主义的洗礼。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在湖北武昌爆发,接着迅速波及全国,各省纷纷举起义旗。这是一场改变了中国历史航程的革命,震撼着每一个爱国者的心灵。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时,东关模范学校一片欢腾,鞭炮声连绵不绝。满清国旗黯然降落,代表新生的中华民国的五色国旗冉冉升向蓝天。
在那激动人心的日日夜夜,周恩来无比欣喜。推翻清王朝的消息刚传到学校时,他赶忙找来一把剪刀,“咔嚓”一声,剪掉了象征清朝臣民的辫子,成为全校第一个剪辫的学生。
清朝统治者是满族人,满族男人的头上都留有一根很长的辫子。清朝开国之初,满族统治者就下令从来不习惯留长辫的汉族男人也必须留辫,以表示对清朝的臣服。不留就要杀头。高戈吾老师不怕杀头,早在辛亥革命之前就剪掉了辫子,但学生中没有人敢这样做。所以周恩来挥剪割辫虽是在辛亥革命之后,但作为学生中第一个这样做的人,也是非常勇敢的。
1911年年底的一天,上课铃响过后,魏校长正了正衣襟,拿起讲义夹,走进教室他身为校长,还兼讲授全校的修身课,以示学校对这门课的重视。他这一天要讲修身课的“立命”一节。
在社会激烈变革,国民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都处在明显变化中的时代,年轻人很容易陷入迷惘与困惑,找不到为之追求的理想、为之奋斗的目标,对人生的意义作庸俗而短视的理解。魏校长有感于此,讲课讲到最精彩处,突然停顿下来,问学生:“诸生为什么而读书?”
教室里很安静,没有一个学生主动回答。
“如果没有人回答,就只有一个个问了。”
魏校长走下讲台,问前排的一个学生:“你为什么而读书?”
那位学生慢慢站起来说:“为光耀门楣而读书。”
第二位被问的学生说:“为明礼而读书。”
这两位学生的回答也不能算错,因为封建教育就是这样教导学生的。
第三位被问的学生是一个靴铺掌柜的儿子,他站起来,很认真地回答道:“我是为我爸而读书的。”
教室里哄堂大笑起来。
魏校长摇摇头。他走到周恩来面前说:“周恩来同学,你是为什么而读书?”
周恩来第一个剪掉辫子的举动,使很多同学十分佩服。魏校长叫到他时,教室里突然没有了乱糟糟的声音,静得出奇。周恩来站起来,庄重地回答:“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魏校长未想到,自己的门下竟有如此出众的少年才俊,非常震惊和兴奋。他迟疑片刻招手示意周恩来坐下,激动地说:“有志者,当效周生啊!”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就是周恩来求学的目的。
周恩来在学校里,和老师同学都建立起很好的关系。他尊重老师,学习刻苦,各科学习成绩都名列前茅,尤其是作文、书法,每学期总是全班第一。他的文章常常被批上“传观”字样,贴在学校的成绩展览处。有的作文还送到省里举办的成绩展览会展览,有一篇被上海进步书局收入《学校国文成绩》一书出版。
老师也因此十分喜爱周恩来。国文老师名叫赵希文,每当批改到周恩来的作文时,常常情不自禁地拍案叫好,把周恩来叫到他的宿舍里当面评论并给予指点。他常对同宿舍的另一位叫张镜玄的老师说:“我教了几十年的书,从没见过这样的好学生,我得多花点心血,就是呕心沥血也心甘情愿。”
以“中华之崛起”为己任的周恩来,时常关注国内外大事。他自己订有当时奉天出版的《盛京时报》,每天必读,经年一张不缺。当他看到报载殖民主义者贩卖“黑奴”的消息时,曾大声疾呼:“黑奴总有一天要解放!”
在沈阳求学期间,周恩来还十分注重体魄的锻炼。他从小体弱多病,发育不良。来到沈阳之后,逐渐习惯了吃北方的高粱米、贴饼子。当时沈阳市内没有柏油马路,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周恩来每天到学校都徒步往返,课间坚持和同学们到操场踢球锻炼,即使风沙扑面的天气,他也视若等闲。特别是冬天,坚持在北方刺骨的寒风中跑步,他不以为苦反以为乐。在风沙中,不仅锻炼了身体,也磨炼了意志。全国解放后,周恩来身为国家总理,仍然坚持每月吃一部分粗粮。到沈阳视察工作时,特意要食堂做高粱米饭。“文化大革命”中,他在接见沈阳的红卫兵代表时,回忆起当年那段生活,风趣而满怀深情地说:“吃高粱米,生活习惯改变了,长了骨骼,锻炼了肠胃,使身体能适应以后艰苦的战争年代和繁忙的工作。”“要感谢东北的黄土、大风、高粱米,给了我很大的锻炼。”
周恩来在沈阳度过了十分宝贵的三年时间。在这里他的知识增多了,身体结实了,这是实现“为中华之崛起”的宏愿所必备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