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舰事件

国共合作统一广东后，工农运动发展很快。这时，周恩来正在东江地区主持地方政务工作。东江地区的革命形势亦蓬勃发展，共产党的影响愈来愈大。蒋介石为此深感恐惧和不安。

同国民党中一贯反对国共合作的老右派张继、谢持、邹鲁等不同的是，蒋介石在羽翼尚未丰满的时候，对国共合作采取了两面手法，即表面上主张联共，坚持反帝反军阀的口号暗中却以限制共产党的方式来反对共产党。他的反共本质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而逐渐暴露的。

1926年3月20日发生的“中山舰事件”，就是蒋介石向共产党进攻的一个重要信号。

3月16日，“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前几天，广州国民政府下令免去周恩来东江各属行政委员的职务。周恩来准备交接工作的时候，忽然接到蒋介石一封来电，来电中要求他立即回广州一趟。

为什么蒋介石这么急于要他回广州呢？周恩来似有一种不祥的感觉。他妥善地处理完手头的事情，匆匆地赶回广州。

一路上，周恩来思索着，分析着。对蒋介石的一些反常举动，他早已有所察觉。

原来，在第二次东征途中，蒋介石曾召开过一个连以上的军政人员联席会，周恩来应邀出席。会上，蒋介石公开提出：“黄埔军校不可分裂，应该统一领导。”他要求，所有在学校及军队中的共产党员都要把名字告诉他，所有国民党加入共产党的名字也都要告诉他。

对蒋介石的突然袭击，大家缺乏思想准备。周恩来想了想说：“这件事关系到两党合作问题，我不能个人擅自做出回答，必须请示中共中央之后才能回答。”蒋介石没有再说什么，暂时搪塞过去。

会后，蒋介石单独约见了周恩来，谈话中他更明确地对周恩来说：“为保障黄埔军校的统一，共产党员或退出共产党，或退出黄埔军校与国民党。”他还假惺惺地说：“我希望你们不要采取后一种办法。”

这以后，蒋介石又到处散布“一个党员不能有两个领袖”、“我是孙总理唯一的信徒，只有我是真正革命”的言论，为进一步反对共产党制造舆论。

蒋介石对国共合作态度的变化，令周恩来震惊。经过国共两党一年多的合作与共事，眼看广东要统一了，蒋介石却“过河拆桥”，排斥共产党。这是坚决不能容忍的。

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东征军指挥部进驻汕头后，周恩来急忙赶回广州。这时正好是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

周恩来同陈延年、鲍罗廷等一起仔细分析了形势，认为从军队情况来看，蒋介石是比较孤立的。从蒋介石控制的第一军来看有三个师，第一师何应钦，第二师王懋功同当时还是国民党左派的汪精卫十分接近。其他军又不听蒋介石的指挥，对蒋介石的反共气焰打击一下是有条件的。他们一致的意见是：全部撤出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与汪精卫另组国共合作的军队。

他们还一起讨论了对国民党二大应采取的方针，确定“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使左派在这次会议上占优势。

这些意见由中共广东区委向中共中央作汇报再最后定夺。

周恩来返回汕头，等待中央的通知再向蒋介石转达意见。

经过一段时间后，中共中央致电广东区委，表示不同意与蒋介石决裂的方针，并指示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在会上对右派作出让步。

中共中央的态度，助长了蒋介石的反共气焰。

那么，这一次，蒋介石急召周恩来赴广州是不是要向共产党摊牌呢？

3月17日，周恩来抵达广州。一到广州，他就感到气氛很不对头。在同蒋介石接触中，周恩来发现，他同右派来往十分密切，神色也很异常。这使周恩来心急如焚。

当时，鲍罗廷已回国述职，陈延年又到上海参加一个紧急会议。周恩来只得找到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部长、鲍罗廷的助手张太雷，告诉他自己与蒋介石接触的情况。张太雷立即向正在广州访问的苏联共产党军事访华团和苏联军事顾问团作了汇报。但是，这些情况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因而也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

广州的局势正如周恩来所觉察的那样，十分严峻，“中山舰事件”的阴谋正在酝酿之中。而蒋介石敢于动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民党二大后，左派代表大部分已离开广州，国民党老右派张静江等纷纷回到广州，与蒋介石密切勾结起来。

中山舰，原称永丰舰。1922年陈炯明炮轰总统府时，孙中山曾在这所兵舰上避难。由此，改名为中山舰，意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蒙难。孙中山去世后，广东革命政府大本营直属的海军局和航空处有两个苏联专家分任局长和处长，但两个机构都未建立起来。国民政府成立后，海军局与航空处正式成立，苏联专家自动辞去原任职务。经苏联参谋团和国民政府商定后决定，由曾经担任过鲍罗廷秘书的黄埔一期生、中共党员李之龙担任。由于这件事没有经过蒋介石，他一直心怀不满。

“中山舰事件”的发生是蒋介石与国民党右派默契配合的一场阴谋。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3月18日晚，有三个人来到文德路李之龙的住所。当时，李之龙不在家，他们对李之龙家里人说：“奉蒋校长命令，有紧急之事，饬派能战斗的军舰两艘开黄埔听校长调遣。”他们还留下作战科邹科长写给李之龙的一封信。

李之龙回来后，拆看了信件，上面写着：“学校办事处欧阳仲秘书来局，谓奉黄埔邓（演达）教育长电话，转奉蒋校长面谕，饬海军局即派得力军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职已通知宝壁舰预备前往，其余一艘只有中山、自由两舰可派，请在此两舰决定一艘。”

由于自由舰零件有损坏，正在修理，所以李之龙决定派中山舰前往。他当即写了两张命令，一张交宝壁舰舰长，一张交中山舰舰长。内写：“着该舰长即将该舰开赴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他没有想到这是蒋介石勾结国民党右派设下的圈套。

中山舰启动后，阴谋分子立即散布谣言，说共产党阴谋暴动，要推翻国民政府，同时密报蒋介石。蒋介石故作“惊异”，说没有下过调中山舰的命令，指责这是共产党的阴谋，并以此为借口采取了紧急行动。

19日晚，新婚的李之龙已经入睡。深夜，一阵巨大的敲门声把他惊醒。外面的人声称，对李局长有话要说。李之龙感到情况不妙，但已来不及采取措施。闯进屋里的陌生人，将他的外衣脱掉，把他的双手反绑到背后，随后用毛巾将他的嘴堵住，眼蒙上，从家里押走了。

与此同时，广州市陷入紧急状态中。

蒋介石一面派部队占领中山舰，集合第二师全体官兵讲话，当场将第六团团党代表胡公宪以下党代表、政治工作人员、连长、左派人士四十余人拘捕看管于造币厂内；另一方面又派兵包围设在东园内的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了部队枪支。在大沙头、东山、北较场、东较场、惠马路一带，实弹的步哨林立，交通断绝，商店紧闭。一部分部队驰往东山包围了苏联顾问住宅，收缴了部队的枪支。

20日上午，蒋介石又调第二师第六团第一二两营士兵赶赴黄埔监守学校；并派人严密监视教育长邓演达、政治部主任高语罕、训练部主任严重，军官团长张治中，以防变故。

在造币厂，蒋介石召集了紧急军事会议。他在同第二军军长谭延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进行谈判中，提出把共产党员和苏联顾问全部赶出军队的计划。但是，谭、朱对蒋介石不信任，怀疑他还有其他企图而予以反对。

周恩来是上午十点钟得到“中山舰事件”的消息的。他立即带着四名武装卫士驱车到造币厂去，当面斥责蒋介石的卑劣行为。

看见怒气冲冲的周恩来，蒋介石虚伪地说：“李之龙及中山兵舰有叛变的嫌疑，幸亏发现得早，李之龙已被捕，中山舰解除了武装。第一军的所有共产党员，为了保障他们的安全，已集中看管了。”

周恩来当面揭露他说：“那么，他们被捆绑起来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周恩来到造币厂后已了解到共产党人被捆绑扣押的情况。

蒋介石十分尴尬。赶快装出吃惊的样子喝令部下：“谁叫你们捆他们的？真是岂有此理！赶快放人！”

但是，蒋介石并没有真正放人，甚至连跟随周恩来一起来的四名武装卫士也被缴了械他们仍旧以“保护”为名，把周恩来软禁了一天。

“中山舰事件”也激起国民党左派人士的不满。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克服重重阻碍在造币厂找到蒋介石，悲愤地说：“孙总理死后血肉还未干，你就背叛他的三大政策。”

蒋介石解释说：“我没有违背孙总理三大政策的行为。”

何香凝列举事实批驳道：“你逮捕共产党人，将中山舰缴械，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监视苏联顾问，又是做的什么呢？”

蒋介石无言以答。

周恩来从造币厂回家后，为进一步了解情况，立即派人到各军去查看。他自己则赶到广东区委找到陈延年、聂荣臻、黄锦辉等人。

大家在一起分析了形势，并研究了对付蒋介石的办法。周恩来主张对蒋介石进行反击他提出了对当时军队形势的基本看法。周恩来说：“国民革命军六个军中只有第一军是直属蒋介石指挥的，而第一军中的三个师中，有两个师的党代表是共产党员，九个团的党代表中七个共产党员。而其他五个军不会听蒋的指挥，因此完全有能力反击蒋介石。”大家都赞成周恩来的分析和主张。

周恩来还亲自到了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家详细了解情况。在那里，他碰见了正在广州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毛泽东。他们对形势的分析和对问题的看法和主张是一致的，都认为应该立即组织力量，对蒋介石进行反击。

但是，由于事关重大，在广东的同志不能自行做出决策性的意见，而必须由中共中央考虑提出。

几天后，中共中央来电表示：接受蒋介石的条件。

4月上旬，蒋介石提出军队中的共产主义分子应暂时退出军队，国民革命军的党代表要完全由国民党员来担任，第一军中的党代表统统调回再训练。

结果，已暴露身份的二百五十多名共产党员被迫退出第一军和黄埔军校，周恩来也被迫辞去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

由于中共中央采取退让政策，蒋介石达到了打击共产党人、排斥国民党左派的目的，他在军事上的地位也得到巩固。中共中央的软弱态度不仅没有能够巩固国共合作，反而进一步助长了蒋介石的反共气焰。

“中山舰事件”发生近两个月后，5 月15 日至22日，国民党召开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的八条具体办法。办法规定：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省、特别市党部中担任执行委员的名额不得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的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全部交国民党中央主席保存等。

对蒋介石的无理要求，中共中央代表在这次会上又一次作出让步，使这个提案获得通过。此后，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撤职。蒋介石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人事部长和组织部长，控制了党权。

蒋介石的权力得到巩固后，为进一步扩展力量，决定继续北伐。

7月，国民党二届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讨论出征讨伐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9日，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誓师北伐。

为完成孙中山的遗愿，中共从大局出发，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北伐前的准备。周恩来以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身份主持了北伐的准备工作。

为配合北伐的形势，1926年底，肩负中央组织部秘书和中央军委委员重任的周恩来秘密到达上海，领导了又一项具有开创意义的工作。 E5ZzM8waPd1ZIsO50PdBqFDE7ZI4cGG8dp9sZ2jLm5yG/CgIJqxMBsI4XSkjnrl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