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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平定杨刘叛乱到第二次东征之前，周恩来和黄埔校军的官兵们在广州有一段时间的休整。
周恩来依然很忙。
他有时到广东区委去主持重要的会议，和同志们一起分析斗争的形势，商讨斗争的方针；有时又渡江去黄埔军校，为学生们讲课。在广州的许多地方都有他忙碌的身影。
然而，人们没有想到，在这紧张而繁忙的日子里周恩来奇迹般地结婚了。周围的同事们，特别是黄埔军校的许多朋友们，为他高兴，为他祝贺，同时也为他不露声色地解决了这件人生大事而感慨万分。
其实，这件事并不突然。周恩来事前没有打招呼是怕影响别人的工作，他从不愿为个人的事去麻烦别人。
这时，他和未婚妻邓颖超相识相爱已多年。从欧洲归国后，他理应先回天津去看她，但是，作为一名共产党人，他把革命事业看得更重。他的行动得到了邓颖超的理解和支持。
周恩来到广州后，立即给邓颖超写了一封信。他除了表达思念之情外，告诉她自己因工作太忙不可能回天津去，希望她能够到广州来结婚。
接到周恩来已回国的来信，邓颖超高兴极了。她一遍又一遍地读着来信，一幕幕往事浮现在眼前……
邓颖超祖籍河南光山县。1904年2月4日，她出生在广西南宁，幼年失去父亲，六岁时随母亲杨振德到天津。依靠母亲行医和当家庭教师的微薄收入，邓颖超先后在北京、天津接受了小学和师范教育。
1919年，周恩来从日本回到南开学校从事学生运动时，与正在女子学校念书的邓颖超相识。那时，邓颖超才十五岁。但是，在天津学生运动中，她已显露出对革命执著追求的精神和相当的工作能力。她不仅受到同学和老师的夸奖，而且深得周恩来、郭隆真等一批大哥哥、大姐姐们的喜爱。
在周恩来赴欧洲学习前一年多的时间中，他们接触较多，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邓颖超难以忘记他们共同创建觉悟社，并在一起研究新思潮，探索改造中国社会道路的种种情景。当然，最使她难忘的，还是五四运动发生后的第一个辛亥革命纪念日。
那天，天津各界四五万人在南开学校操场上举行共和纪念大会。反动当局出动大批军警包围了会场，阻止大会进行。当场有男女学生多人被打伤。邓颖超带领女学生首先冲出军警的包围，走上街头，和陆续冲出会场的队伍一起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环城游行。邓颖超和周恩来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们手挽着手，呼着口号勇敢地向前走去。
在那如火如荼的斗争中，他们彼此之间有了较深的印象，只是那时邓颖超还只是个小姑娘，一直被周恩来当作小妹妹所钟爱。
直到1923年春天，周恩来从欧洲来信，向她表达了爱慕之情，她才体味到自己也在炽热地爱着这位青年中的佼佼者。她把周恩来从大洋彼岸寄来的一封封信、一张张色彩斑斓的明信片珍藏起来，作为他们爱情的特殊“信物”。
征得母亲的意见后，邓颖超回信接受了周恩来的爱情。
那时，邓颖超在恋爱与婚姻问题上同周恩来有着共同的见解。
邓颖超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两性的恋爱，本来是光明正大的事，并不是污浊神秘的。但它的来源，须得要基础于纯洁的友爱，美的感情的渐馥，渐浓；个性的接近，相互的了解，思想的融合，人生观的一致。此外，更需两性间觅得共同的‘学’与‘业’来维系着有移动性的爱情，以期永久。这种真纯善美的恋爱，是人生之花，是精神的高尚产品，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将来是有良好影响的。”
……
经过一番考虑，邓颖超决定只身赴广州。
由于她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在得到组织的同意后，她安顿好母亲就匆匆启程了。一路上，思念陪伴着孤身的邓颖超……
她最近一次得知周恩来比较详细的情况是在这一年（1925 年）的年初。
当时，周恩来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议期间，周恩来认识了中共北方区委委员高君宇。这使他非常高兴。两个人“欢谈甚深”。他们彼此互通了恋爱的情况。当时，周恩来正热恋着邓颖超，并确定了恋爱关系，而高君宇同女作家石评梅也正在相爱。只是高、石后来过早地去世，他们一起合葬在北京陶然亭。
分手时，周恩来请高君宇返京途经天津时替他看看分别了四年的邓颖超，并请他带给邓颖超一封信。后来高君宇把这封装满关怀与思念的信交给了邓颖超。这件事邓颖超始终不能忘怀，十分感谢高君宇。几十年后她还谈起当年的情况，把高君宇看作是自己和周恩来之间热诚的“红娘”。
……
邓颖超很快到达上海，在这里转乘轮船去广州。
上船前，邓颖超给周恩来拍去电报，报告了行期，并请他到时到码头接她。
在广州，周恩来正紧张地领导省港大罢工，但他还是默默地做好了迎接邓颖超来的准备。
他们的新房在文德东路文德里一栋小楼的二层。前后两间，前面是准备作新房的，后面是留给邓妈妈住的。
和周恩来住对门的是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的聂荣臻。右侧住的是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负责人李之龙。
邓颖超到达广州的前一天，周恩来回到家中，把屋内布置得简朴、整洁，使人感到温馨、舒适。
打开抽屉，周恩来取出邓颖超学生时的照片，仔细端详。她一定长成大姑娘了，不，是成熟的革命者了。能够选择她做妻子是多么幸福啊。周恩来陷入遐想中……
同许多青年人一样，周恩来在恋爱与婚姻问题上，有过自己的秘密，难得的是，他对此始终抱着认真、慎重的态度。
还在日本求学期间，周恩来对婚姻和恋爱就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1919年，周恩来曾在旅日日记中袒露了自己的看法。他是这样写的：
“人生在世，恋爱是一种事，夫妻又是一种事。恋爱的范围广，夫妻的范围狭。恋爱是可以有夫妻这一义，而夫妻绝不一定是包括恋爱的。夫妻由恋爱中生出来的，是真夫妻。若随旁人的捉弄或是动于一时感情的，这个夫妻实在是没有什么大价值。”
也可能正是这件事，促使他对婚姻问题作了一番认真的思考，得出了上面这段虽然透着稚气，但却颇有哲理的见解。
后来，周恩来到欧洲勤工俭学。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道路的选择和共产主义信念的确立，他对婚姻问题的考虑有了更明确、更深刻的认识。
在旅欧期间，周恩来同一位美丽的姑娘十分接近。这位姑娘五四时期在天津和周恩来一起搞过学生运动，一起坐过牢，又都是觉悟社的战友，彼此是十分要好的朋友。但是，这个姑娘政治上比较软弱，不久，她脱离了革命。
解放后，当他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曾对自己的侄女讲过这样一段话：
“当我决定献身革命时，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她不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她经受不了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指邓颖超），接着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通信中确立关系的。”
以后的历史证明，周恩来的选择是正确的，邓颖超对他一生的事业有着重要的帮助。陷入沉思的周恩来回到现实中，他把照片轻轻地放回抽屉，站起身来。他又环视了一下新房，走出门去。广东区委的同志还在等他去商量事情。
第二天，本来准备去码头接邓颖超的周恩来突然接到通知，要他立刻赶到省港罢工委员会去。怎么办？周恩来想了想，把负责警卫的陈赓找来，请他去码头接邓颖超。
陈赓为难地挠挠头说：“我不认识小超同志，怎么接头呢？”
周恩来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邓颖超的照片，递过去说：“就带着它去吧。”
陈赓接过照片，走出门去。
八月的广州骄阳似火，码头上挤满了人。
陈赓选了一个有利的地势停下来，从这里可以看到每一个从船上走出的旅客。
然而，凭着照片找人难啊。只见他一会低头看看照片，一会儿抬头在人群中寻觅。
人走光了，他没有看见邓颖超的影子。一向机灵的陈赓这时也紧张起来。他不停地用手绢擦拭着头上的汗珠。
陈赓又等了一会儿，依然没有邓颖超的影子。他只好赶回文德路。
这时，邓颖超已经按照周恩来给她写的地址找到了文德路住所。原来，下船后，她没有见到周恩来，估计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因此自己找来了，好在她不是第一次来广州，路还熟。
陈赓回到文德路住所时，周恩来也是刚回来不久。陈赓沮丧地走到周恩来面前说：“对不起，周主任，我没有完成任务。”
周恩来没有说话，只是扔过一条毛巾，让他擦擦满脸的汗水。陈赓低着头不肯动，周恩来突然爽朗地笑起来，说：“陈赓，你看，这是谁？”
陈赓抬起头，一位学生模样的女同志正从里间走出来，脸上还挂着旅途的风尘。陈赓“啊哟”一声，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邓颖超走过去，亲切地握住他的手，说：“陈赓同志，太谢谢你了，也太难为你了。”
听到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的消息，黄埔军校的朋友们非要为他们庆贺一下不可。盛情之下，周恩来和邓颖超请大家在广州“太平餐室”吃了一顿饭，一道著名的菜是“炸乳鸽”。这份情谊直到几十年后还装在他们心里。
邓颖超到广州后，组织上把她的关系转到中共广东区委，担任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在很短的时间内，她就深深地体会到周恩来工作的艰辛和面临的严峻局势。
周恩来婚后不到两周的时间，经历了一场生死的考验。
平定杨刘叛乱后，革命形势急剧地发展，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非常恐慌。他们对坚持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左派非常仇视，采取了凶残的暗杀手段。当时，他们的头一个目标就是廖仲恺。
8月20日，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一串罪恶的子弹射进廖仲恺的胸膛。
事情一发生，周恩来就得到了消息。他立刻从家中赶往医院探望，整整两天两夜没有回家。
那天晚上，他赶到蒋介石的住处一起议论了廖仲恺被刺的情况，商定当晚十一时动手搜捕杀害廖仲恺的凶手。
周恩来出来时，夜已经深了。而戒严的时间比他们原来商定的时间提前了两个小时，口令也临时改了。等周恩来乘车到司令部时，门前的警卫突然发问：“口令！”一阵短暂的沉默，枪声就响起来。司机头部中弹，当场牺牲。周恩来机警地卧倒在车座下，幸免于难。司机的鲜血溅了周恩来一身。
车一停，周恩来立刻从车上跳下来，高声宣布自己的身份，警卫才没有继续开枪。
当他带着满身鲜血和污泥回到家中时，邓颖超吃了一惊。
为了悼念尊敬的廖仲恺，周恩来和广东区委号召全体省港罢工工人、广州工代会所属各业工会会员、市郊农民、黄埔学生军和广州学生组织强大的队伍，为廖仲恺送殡。
8月31日，周恩来出席了黄埔军校举行的廖仲恺追悼大会。他同一师师长何应钦联名撰写了祭文，上面写着：
总理逝世，骤失重心，承继统率，端赖先生。先生革命，凡三十年，躬身实践，不尚空谈，尤任劳怨，不避险艰。扶持正义，反抗强权，万流共仰，如日中天。……工农阶级，革命先锋，帝国主义，蠹国正凶，唯公知此，团结工农。
追悼会后，周恩来在《廖仲恺先生哀思录》上以《勿忘党仇》为题著文。他在文中痛斥帝国主义、国民党右派的罪恶行径，指出廖仲恺是“国民党中历史上仅存的有数领袖之一”，是孙中山“革命志愿之承继者，孙文主义之最真实的信徒。”他判断：“杀害廖仲恺的决不是普通的政敌，至少我们可以断定这个暗杀案的后边藏有极大的黑幕阴谋。”
为追查杀害廖仲恺的凶手，国民政府成立了审理廖仲恺一案组织的临时特别法庭，周恩来担任检查委员。
从此，周恩来更忙了，常常深夜才回家。邓颖超十分体贴他，从不埋怨。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志向，把他们紧紧地连在一起。
10月，第二次东征的号角吹响了。
周恩来告别新婚的妻子，踏上了新的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