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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 年初，久困在广东各地的军阀开始蠢蠢欲动，妄图夺取广东政权。为首的是盘踞在广东东江流域的陈炯明。
陈炯明早年追随过孙中山，是孙中山倚重的一支武装力量。1922年，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炮轰总统府，使孙中山彻底打碎了对旧军阀势力的幻想。
不久，陈炯明被孙中山赶出广州，逃往东江流域。他一直伺机反扑。孙中山北上后，陈炯明认为时机成熟了，他自称救粤军总司令，依靠英帝国主义的势力，勾结南北军阀进犯广州。
广东革命政府面临的局势愈来愈紧张。
为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广东政府决定趁陈炯明尚未举兵前，主动出击，东征讨陈。1月15 日，广东革命政府发动东征命令，决定由粤、桂、滇、湘、鄂、豫各军组成东征联军。部队分左、中、右三路作战：左路是滇军杨希闵部，约三万人，进攻目标是驻防河源、五华、兴宁县一带的陈炯明军林虎部；中路是桂军刘震寰部，约六千人，进攻目标是扼守惠州的陈炯明军杨坤如部；右路是粤军许崇智部，约一万人，进攻目标是陈炯明军嫡系洪兆麟部。消息传到黄埔军校，师生们沸腾了，纷纷请缨作战。
广东革命政府慎重研究决定，黄埔军校的两个教导团和第二期学生编成的学生总队约三千人组成黄埔校军，随右路许崇智率领的粤军行动。并决定周恩来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身份参加东征，主要负责军队的政治宣传工作。
接受命令后，周恩来匆匆赶回中共广东区委，召集有关人员研究下一步工作。考虑到周恩来即将奔赴东征前线，大家同意他改任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部长（军委书记），由陈延年接替他做广东区委委员长。
周恩来出发前，指示铁甲车队的政治教官曹汝谦、三排排长高超率为东征部队做必要的准备。曹、高接受任务后，立即率第三排乘铁甲车队活动于被陈炯明占领的广州至石龙间的铁路线上，进行巡逻、侦察及修补铁路和发动群众的工作，掩护东征部队集中。
周恩来还对政治部的工作作出重新安排，使政治工作适应军队战事的需要。
在周恩来主持下，政治部详细制定了军队的严明纪律，要求校军官兵一律颈系红巾，身着军服。政治部还规定：军队在东征途中不蛮横无理，强拉夫役；付价购物不用军用票。就如《爱民歌》中所唱的：
扎营不要懒，
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房搬砖石，
莫踏禾苗坏田产，
莫打民间鸭和鸡。
政治部还发布了《敬告士兵同志》，其中写道：“我们做军人的，吃的饭，穿的衣，都不是我们自己做来的，都是人民给我们的，我们这次出发的时候，就应该千万爱护人民！不可扰乱人民！如果我们扰乱人民，人民也就用我们打倒陈炯明的手段，同样来打倒我们了。”为使宣传工作走在前面，周恩来从第二期学生中挑选出能讲广州话、客家话、潮州话的二十多人组成了武装宣传队。指示他们每到一地，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向人群讲演东征的意义。
1月31日，东征部队举行了隆重的誓师大会，会场里群情激昂。周恩来英气勃勃，大步跨上讲台，向全校师生做政治动员。他的语气更坚定、果敢、自信。他要求全体官兵们时刻牢记自己是革命军，是为推翻帝国主义列强和军阀的压迫，解除人民痛苦而作战的。
2月3日，身着粗灰布翻领军装、头戴大盖帽的周恩来看上去格外精神。他和校长蒋介石、苏联军事顾问加仑同乘福安兵舰出发了。年轻的周恩来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校军指挥部的第一站是东莞县。
部队到达之前，由于当地的人民不了解这支队伍与其他旧军队有什么区别，所以一见到军队进城就纷纷逃散，临街的店铺也早早上了门板，街上一片冷清。
看到这种情况，周恩来阻止了要去砸门板的小士兵，立刻派出宣传队沿街散发孙中山的照片和一些宣传东征的材料。
一位经历过辛亥革命的老大娘，从门缝中看到孙中山的照片，顿时泪流满面。她哗地拉开门闩，冲到街上喊道：“乡亲们，有救了，孙大总统回来了。”随着这声喊叫，店门纷纷打开，人们拥到街上。
这时，闻讯赶来的东莞县商会分会的特派员赶到校军指挥部，邀请蒋介石、周恩来等到商会去，在他们通过的街道两旁，立刻燃放起鞭炮。
当晚，东莞县国民党特别党部召集市民举行联欢会，到会的群众有一千多人。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周恩来同东莞市民约法三章：一，县长由人民公选；二，为我军做宣传解释三，实行民治，各界均组织坚固之团体。
根据东莞县的经验，周恩来决定，以后每到一个地方，政治部先派宣传队向民众宣传革命军东征的意义和目的。
这个决定十分重要。以后，部队每到一地，人民都自愿走出家门，帮助运输，做向导报告敌情。作战时，当地群众高举红旗，吹海螺助威，还鸣枪作战，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动摇了敌人的军心。政治工作初见成效。
进入东江地区的第一个重镇是淡水。东征右路军在这里同陈炯明部打了第一仗，这是有决定意义的一仗。为打好这一仗，周恩来和指挥部的官兵们进行了周密的筹划。
2月11日，蒋介石、周恩来、加仑在平湖路军司令部商讨军务，粤军第二师参谋长叶剑英向他们报告了攻取淡水城的计划。13日，东征右路军向淡水城发起进攻。
陈炯明派了一个旅凭借坚固城墙和工事死守于此。黄埔校军初上战场，缺乏经验，敌人的子弹迎面射来，心中不免紧张。但是，他们的斗志却特别旺盛。特别是共产党员在这次攻坚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年参加淡水之战的李奇中后来回忆：“忽听得冲锋号紧吹紧催，我们共产党员组成的敢死队员们立刻奋勇当先，冒着枪林弹雨一口气冲到城墙脚下。”
由于周恩来率政治部成员始终坚持在战斗第一线，士兵们受到极大的鼓舞，对最终夺取淡水城起了关键性的作用。15 日，东征军队占领淡水，为第一次东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2月27日，东征部队继续东进攻克海丰。
周恩来见到了正在这里工作的彭湃。两位战友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周恩来立即恢复了被解散两年多的海丰农会，领导重建了海丰共青团的组织。周恩来亲自出席了团的第一次会议。他推荐早期参加农民运动的彭元岳为团组织的书记；推荐彭湃的堂哥彭汉垣为海丰县县长。
周恩来还同彭湃一起研究了组建海丰中共党组织、今后的工作方针，以及恢复农会和创办海丰农民运动讲习所等问题。不久，彭湃等在海丰县成立了中共海陆丰特别支部。
淡水战役后，陈炯明收拾残部，继续与东征军队较量。
3月13日，陈炯明主力林虎部万余人同黄埔校军教导第一团千余人在棉湖交战。这一仗由于敌众我寡，打得很苦，东征部队死伤惨重。周恩来和苏联顾问立即赶到阵地鼓舞官兵坚守阵地。
战斗期间，传来孙中山逝世的消息。周恩来十分悲痛。他借此机会号召黄埔官兵们拿出勇气来，一定要为完成孙中山统一广东的遗愿而战斗。
下午，教导第一团在教导第二团和粤军第七旅支援下，击退林虎部。经过又一次反复林虎部败逃兴宁。东征军队乘胜追击，18日攻取五华，20日攻克兴宁。林虎部溃逃江西。至此，第一次东征胜利结束。
然而，取得胜利的东征军队尚未在东江站稳脚跟，从广州却传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
由于帝国主义的收买和支持，对东征一直取观望态度的左路滇军总司令杨希闵、中路桂军总司令刘震寰利用东征军主力远在东江地区的机会，勾结北洋军阀段祺瑞、云南军阀唐继尧、广东军阀陈炯明，在广州密谋发动武装叛乱，妄图推翻广东革命政府。
留守广州的廖仲恺焦急万分。他立即下令东征军主力火速从前线回师广州，平定杨、刘叛乱。
5 月21日，周恩来接到命令后，率黄埔校军兼程回师。
6月12日，东征部队一路风尘抵达广州郊区龙眼洞，向叛军发起进攻。经过三天的殊死战斗，在铁甲车队和广东工农群众的大力协助下，迫使杨、刘两部叛军缴械，广州局势转危为安。
就在东征部队回师广州途中，5 月30日，在上海发生日本帝国主义枪杀中国工人的血腥暴行。这次事件在历史上称为“五卅惨案”。
消息传出后，激起中华民族极大的愤慨，一场大规模的全民反帝运动席卷中国大地。为支持上海工人的反帝运动，广州群众和香港工人酝酿在广州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示威大会和游行。满身硝烟的周恩来回到广州后立即投入到这场斗争。他立即同中共广东区委取得联系，和陈延年等一起研究了群众游行的具体事宜，并对各方面工作作出了周密的部署。
大游行前夕，国民党中央党部出面通知黄埔军校立即组织军人和学生参加群众游行。周恩来从已改编成党军第一旅的黄埔军校教导一、二两个团中抽调了两个营的士兵，从学校中抽调出一个营的学生军组成了黄埔军校的游行队伍。他亲自率部参加。这件事后来被蒋介石知道，他对此非常不满意。
6月23日，上午八时，身着戎装的周恩来率黄埔军校的队伍聚集到东校场开大会。会后，游行队伍以工、农、商、学、兵的次序出发，军队走在全队之后，表示了军人是和平示威民众的坚强后盾。
游行队伍三人一排，周恩来和黄埔军校的官兵们手里举着“打倒帝国主义！”“为死难同胞报仇！”的小旗，高呼着口号向前行进。这支整齐、雄壮的队伍有力地鼓舞了走在前面的群众。
游行队伍经过沙面租界对河的沙基时，驻在沙面的英军突然用步枪向手无寸铁、毫无防备的游行群众射击，接着用机枪扫射。停泊在白鹅潭上的外国军舰也开始炮击。在外国侵略者的炮火面前，示威群众纷纷倒在血泊中。走在周恩来两侧的两个人都不幸中弹身亡。烈士的鲜血溅了周恩来一身，染红了大地。
黄埔军校的士兵和学生，一面以道边石栏为依托进行还击，掩护群众撤退，一面监视对岸的情况。
由于“事起仓猝，路狭人稠”，无法躲避，当场死亡五十多人，受伤的一百多人。仅黄埔军校的学生和士兵死难的就有二十三人，受伤的五十多人。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沙基惨案”。
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闻讯赶到出事地点。她看见死伤狼藉的场面，抚面大哭起来。
这时，周恩来的眼泪已被雨水冲洗净了，民族仇恨深深地埋藏在他心中。敌人的疯狂屠杀、爱国同胞的鲜血，使他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更加深刻，思想更加成熟起来。
“沙基惨案”发生的第二天，黄埔军校全体官兵通电全国军人：“我军界同胞，非以保国卫民为己任吗？现在国危矣！民族将亡矣！我军界同胞卫国保民之时机至矣！望我全国军人同胞，即时兴起，与日英法美葡各帝国主义者决一死战，以尽我军人之天职。”
不甘心失败的陈炯明在东征军队回师广州后，迅即纠集旧部重新卷土东江，侵入潮汕平原。
对陈炯明的挑衅，廖仲恺怒不可遏。广东革命政府决定第二次东征，讨伐陈炯明，彻底消灭陈炯明。
这时，党军奉命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周恩来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授少将军衔。这是中国军队设立政治部的开始。对周恩来富于创造性的工作，毛泽东后来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
不久，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又任命周恩来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党代表。在第一军三个师的党代表中，两人是共产党员，九个团的党代表中，七人是共产党员。
为适应战争的需要，第二次东征前夕，周恩来又被任命为东征军总政治部总主任，全权负责前方政治工作。
周恩来开始了战前的紧张准备。他结合第一次东征的经验，从军队中抽调了几十名共产党员到总政治部工作，领导总政治部组织一百六十多人的政治宣传队，开展军内及对敌军和民众的宣传工作。他还亲自指导了制定战时政治宣传大纲，提出肃清东江残敌，统一广东，打倒陈炯明，拯救东江人民，废除苛捐杂税，不拉夫，不筹饷，恢复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等口号。
10月1日，东征军第一军第一师召开了第二次东征誓师大会。6日，周恩来结束了在黄埔军校的工作，毅然踏上第二次东征的征途。
由于第一次东征中革命军给东江人民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印象，因此，第二次东征进展顺利。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下，部队很快抵达陈炯明的前哨阵地——惠州。
惠州，位于广州东南三百里，地处东江水陆交通枢纽。它是一座具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古城，有“南中国第一天险”之称。在民谣中这样写道：“铁链锁孤洲，飞鹅水上游，任君天下乱 ，此地独无忧。”这正是这座天险之城的形象写照。
多年来，陈炯明就是凭借这难得的地理条件与广东革命政府抗衡。这次守城的是第六军军长杨坤如，守城部队大约有四千人。
10月11日，蒋介石和周恩来进抵惠州城郊，总指挥部就设在城南的飞鹅岭上。
他们详细地考察了地形条件，果然名不虚传。惠州城仅北门外百十米宽的陆地可以通行，这是唯一的攻城之路。讨论时，蒋介石提出：“第二次东征一开始就损失过大，太不合算，不如放弃进攻惠州，改道前进。”蒋介石的参谋长胡谦也在一旁说：“历史上从来没有以卵击石的。”周恩来不同意这种悲观意见。他说：“我们要坚定攻打惠州的决心，胜利了会对战争全局产生重要影响。”
接着，周恩来随苏联顾问来到前沿阵地，他提出自己设想的攻城方案。周恩来说：“瓮中捉鳖，鳖会咬手。在瓮的三面打击，留一面让鳖爬出来，捉鳖较为容易。”其意是说，我军只从三面围城，让出一条路，给敌人逃跑，这样，有利于破城和歼敌。
指挥部采纳了周恩来提出的这个方案。
下午二时，总攻开始。根据指挥部的命令，部队炮兵分布在惠州城外高坡上，掩护北面步兵爬城。由于城墙难爬，几次都失败了，牺牲惨重。在斗争的关键时刻，周恩来密令第三师第七团党代表蒋先云组织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敢死队强行登城。经过三十多个小时激战，东征军于14日攻克惠州，开辟了第二次东征前进的道路。
令周恩来悲痛的是，这次战役牺牲了二百三十八人。
15 日凌晨，周恩来和东征军各部指挥员进入惠州城。东征军在惠州第一公园隆重举行了追悼阵亡将士的大会，到会者八百多人。会场布置得十分庄严肃穆，会场中间安放了惠州阵亡将士灵位，上方悬挂着“阵亡将士精神不死”的横幅，还有“一鼓攻克天险惠城取义成仁，长留浩气；余事为后死者本责，鞠躬尽瘁，共建殊勋”等挽联。
周恩来出席了追悼大会，他满怀悲痛地宣读了祭文。周恩来说：“我们回想八个月的事，只有达到孙总理遗志的千百分之一。孙总理之志愿，第一统一广东，第二统一中国，第三打倒帝国主义。我们现在可以说刚起首，才达到总理遗志的一点，我们要想现在有第一军的力量，已有这样的成绩，假如能够把各军都化成和第一军一样，那么统一广东就在目前了。进一步就可统一中国。我们不是三师军队就够的，要把全中国的军队都要化为革命军。所以在今天追悼会里，大家要决定志向为孙总理信徒，努力奋斗，为把其他军队化为三民主义而奋斗。”
当天晚上，周恩来及苏联顾问等在惠州督办署举行军事会议，决定东征军继续东进，追歼残敌。
10月17日，周恩来和第一师师长何应钦率部从惠州出发，20日到达赤石。陈炯明军洪兆麟部二千余名在海丰东都岭、宋公岭一带布防。周恩来同何应钦制定了进攻计划。22日，周恩来同何应钦指挥第一师攻占海丰，次日占领公平。随即，东征军同林虎、洪兆麟等部万余人决战于华阳、河婆一带，在河婆击败洪部，在安流双头横流渡附近歼灭林虎部主力部队。
11月4日，何应钦率第一军两个师向潮州进发，周恩来率政治部进入汕头。东征军总指挥部乘胜追击，在福建永定全歼逃敌刘志陆部。第二次东征至此胜利结束。接着，在李济深指挥下，南征军于12月下旬肃清雷州半岛之敌，第二年收复海南岛，全歼邓本殷部。
统一广东的战争胜利结束。
从平定杨刘叛乱到第二次东征之前，周恩来和黄埔校军的官兵们在广州有一段时间的休整。
周恩来依然很忙。
他有时到广东区委去主持重要的会议，和同志们一起分析斗争的形势，商讨斗争的方针；有时又渡江去黄埔军校，为学生们讲课。在广州的许多地方都有他忙碌的身影。
然而，人们没有想到，在这紧张而繁忙的日子里周恩来奇迹般地结婚了。周围的同事们，特别是黄埔军校的许多朋友们，为他高兴，为他祝贺，同时也为他不露声色地解决了这件人生大事而感慨万分。
其实，这件事并不突然。周恩来事前没有打招呼是怕影响别人的工作，他从不愿为个人的事去麻烦别人。
这时，他和未婚妻邓颖超相识相爱已多年。从欧洲归国后，他理应先回天津去看她，但是，作为一名共产党人，他把革命事业看得更重。他的行动得到了邓颖超的理解和支持。
周恩来到广州后，立即给邓颖超写了一封信。他除了表达思念之情外，告诉她自己因工作太忙不可能回天津去，希望她能够到广州来结婚。
接到周恩来已回国的来信，邓颖超高兴极了。她一遍又一遍地读着来信，一幕幕往事浮现在眼前……
邓颖超祖籍河南光山县。1904年2月4日，她出生在广西南宁，幼年失去父亲，六岁时随母亲杨振德到天津。依靠母亲行医和当家庭教师的微薄收入，邓颖超先后在北京、天津接受了小学和师范教育。
1919年，周恩来从日本回到南开学校从事学生运动时，与正在女子学校念书的邓颖超相识。那时，邓颖超才十五岁。但是，在天津学生运动中，她已显露出对革命执著追求的精神和相当的工作能力。她不仅受到同学和老师的夸奖，而且深得周恩来、郭隆真等一批大哥哥、大姐姐们的喜爱。
在周恩来赴欧洲学习前一年多的时间中，他们接触较多，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邓颖超难以忘记他们共同创建觉悟社，并在一起研究新思潮，探索改造中国社会道路的种种情景。当然，最使她难忘的，还是五四运动发生后的第一个辛亥革命纪念日。
那天，天津各界四五万人在南开学校操场上举行共和纪念大会。反动当局出动大批军警包围了会场，阻止大会进行。当场有男女学生多人被打伤。邓颖超带领女学生首先冲出军警的包围，走上街头，和陆续冲出会场的队伍一起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环城游行。邓颖超和周恩来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们手挽着手，呼着口号勇敢地向前走去。
在那如火如荼的斗争中，他们彼此之间有了较深的印象，只是那时邓颖超还只是个小姑娘，一直被周恩来当作小妹妹所钟爱。
直到1923年春天，周恩来从欧洲来信，向她表达了爱慕之情，她才体味到自己也在炽热地爱着这位青年中的佼佼者。她把周恩来从大洋彼岸寄来的一封封信、一张张色彩斑斓的明信片珍藏起来，作为他们爱情的特殊“信物”。
征得母亲的意见后，邓颖超回信接受了周恩来的爱情。
那时，邓颖超在恋爱与婚姻问题上同周恩来有着共同的见解。
邓颖超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两性的恋爱，本来是光明正大的事，并不是污浊神秘的。但它的来源，须得要基础于纯洁的友爱，美的感情的渐馥，渐浓；个性的接近，相互的了解，思想的融合，人生观的一致。此外，更需两性间觅得共同的‘学’与‘业’来维系着有移动性的爱情，以期永久。这种真纯善美的恋爱，是人生之花，是精神的高尚产品，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将来是有良好影响的。”
……
经过一番考虑，邓颖超决定只身赴广州。
由于她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在得到组织的同意后，她安顿好母亲就匆匆启程了。一路上，思念陪伴着孤身的邓颖超……
她最近一次得知周恩来比较详细的情况是在这一年（1925 年）的年初。
当时，周恩来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议期间，周恩来认识了中共北方区委委员高君宇。这使他非常高兴。两个人“欢谈甚深”。他们彼此互通了恋爱的情况。当时，周恩来正热恋着邓颖超，并确定了恋爱关系，而高君宇同女作家石评梅也正在相爱。只是高、石后来过早地去世，他们一起合葬在北京陶然亭。
分手时，周恩来请高君宇返京途经天津时替他看看分别了四年的邓颖超，并请他带给邓颖超一封信。后来高君宇把这封装满关怀与思念的信交给了邓颖超。这件事邓颖超始终不能忘怀，十分感谢高君宇。几十年后她还谈起当年的情况，把高君宇看作是自己和周恩来之间热诚的“红娘”。
……
邓颖超很快到达上海，在这里转乘轮船去广州。
上船前，邓颖超给周恩来拍去电报，报告了行期，并请他到时到码头接她。
在广州，周恩来正紧张地领导省港大罢工，但他还是默默地做好了迎接邓颖超来的准备。
他们的新房在文德东路文德里一栋小楼的二层。前后两间，前面是准备作新房的，后面是留给邓妈妈住的。
和周恩来住对门的是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的聂荣臻。右侧住的是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负责人李之龙。
邓颖超到达广州的前一天，周恩来回到家中，把屋内布置得简朴、整洁，使人感到温馨、舒适。
打开抽屉，周恩来取出邓颖超学生时的照片，仔细端详。她一定长成大姑娘了，不，是成熟的革命者了。能够选择她做妻子是多么幸福啊。周恩来陷入遐想中……
同许多青年人一样，周恩来在恋爱与婚姻问题上，有过自己的秘密，难得的是，他对此始终抱着认真、慎重的态度。
还在日本求学期间，周恩来对婚姻和恋爱就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1919年，周恩来曾在旅日日记中袒露了自己的看法。他是这样写的：
“人生在世，恋爱是一种事，夫妻又是一种事。恋爱的范围广，夫妻的范围狭。恋爱是可以有夫妻这一义，而夫妻绝不一定是包括恋爱的。夫妻由恋爱中生出来的，是真夫妻。若随旁人的捉弄或是动于一时感情的，这个夫妻实在是没有什么大价值。”
也可能正是这件事，促使他对婚姻问题作了一番认真的思考，得出了上面这段虽然透着稚气，但却颇有哲理的见解。
后来，周恩来到欧洲勤工俭学。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道路的选择和共产主义信念的确立，他对婚姻问题的考虑有了更明确、更深刻的认识。
在旅欧期间，周恩来同一位美丽的姑娘十分接近。这位姑娘五四时期在天津和周恩来一起搞过学生运动，一起坐过牢，又都是觉悟社的战友，彼此是十分要好的朋友。但是，这个姑娘政治上比较软弱，不久，她脱离了革命。
解放后，当他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曾对自己的侄女讲过这样一段话：
“当我决定献身革命时，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她不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她经受不了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指邓颖超），接着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通信中确立关系的。”
以后的历史证明，周恩来的选择是正确的，邓颖超对他一生的事业有着重要的帮助。陷入沉思的周恩来回到现实中，他把照片轻轻地放回抽屉，站起身来。他又环视了一下新房，走出门去。广东区委的同志还在等他去商量事情。
第二天，本来准备去码头接邓颖超的周恩来突然接到通知，要他立刻赶到省港罢工委员会去。怎么办？周恩来想了想，把负责警卫的陈赓找来，请他去码头接邓颖超。
陈赓为难地挠挠头说：“我不认识小超同志，怎么接头呢？”
周恩来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邓颖超的照片，递过去说：“就带着它去吧。”
陈赓接过照片，走出门去。
八月的广州骄阳似火，码头上挤满了人。
陈赓选了一个有利的地势停下来，从这里可以看到每一个从船上走出的旅客。
然而，凭着照片找人难啊。只见他一会低头看看照片，一会儿抬头在人群中寻觅。
人走光了，他没有看见邓颖超的影子。一向机灵的陈赓这时也紧张起来。他不停地用手绢擦拭着头上的汗珠。
陈赓又等了一会儿，依然没有邓颖超的影子。他只好赶回文德路。
这时，邓颖超已经按照周恩来给她写的地址找到了文德路住所。原来，下船后，她没有见到周恩来，估计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因此自己找来了，好在她不是第一次来广州，路还熟。
陈赓回到文德路住所时，周恩来也是刚回来不久。陈赓沮丧地走到周恩来面前说：“对不起，周主任，我没有完成任务。”
周恩来没有说话，只是扔过一条毛巾，让他擦擦满脸的汗水。陈赓低着头不肯动，周恩来突然爽朗地笑起来，说：“陈赓，你看，这是谁？”
陈赓抬起头，一位学生模样的女同志正从里间走出来，脸上还挂着旅途的风尘。陈赓“啊哟”一声，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邓颖超走过去，亲切地握住他的手，说：“陈赓同志，太谢谢你了，也太难为你了。”
听到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的消息，黄埔军校的朋友们非要为他们庆贺一下不可。盛情之下，周恩来和邓颖超请大家在广州“太平餐室”吃了一顿饭，一道著名的菜是“炸乳鸽”。这份情谊直到几十年后还装在他们心里。
邓颖超到广州后，组织上把她的关系转到中共广东区委，担任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在很短的时间内，她就深深地体会到周恩来工作的艰辛和面临的严峻局势。
周恩来婚后不到两周的时间，经历了一场生死的考验。
平定杨刘叛乱后，革命形势急剧地发展，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非常恐慌。他们对坚持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左派非常仇视，采取了凶残的暗杀手段。当时，他们的头一个目标就是廖仲恺。
8月20日，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一串罪恶的子弹射进廖仲恺的胸膛。
事情一发生，周恩来就得到了消息。他立刻从家中赶往医院探望，整整两天两夜没有回家。
那天晚上，他赶到蒋介石的住处一起议论了廖仲恺被刺的情况，商定当晚十一时动手搜捕杀害廖仲恺的凶手。
周恩来出来时，夜已经深了。而戒严的时间比他们原来商定的时间提前了两个小时，口令也临时改了。等周恩来乘车到司令部时，门前的警卫突然发问：“口令！”一阵短暂的沉默，枪声就响起来。司机头部中弹，当场牺牲。周恩来机警地卧倒在车座下，幸免于难。司机的鲜血溅了周恩来一身。
车一停，周恩来立刻从车上跳下来，高声宣布自己的身份，警卫才没有继续开枪。
当他带着满身鲜血和污泥回到家中时，邓颖超吃了一惊。
为了悼念尊敬的廖仲恺，周恩来和广东区委号召全体省港罢工工人、广州工代会所属各业工会会员、市郊农民、黄埔学生军和广州学生组织强大的队伍，为廖仲恺送殡。
8月31日，周恩来出席了黄埔军校举行的廖仲恺追悼大会。他同一师师长何应钦联名撰写了祭文，上面写着：
总理逝世，骤失重心，承继统率，端赖先生。先生革命，凡三十年，躬身实践，不尚空谈，尤任劳怨，不避险艰。扶持正义，反抗强权，万流共仰，如日中天。……工农阶级，革命先锋，帝国主义，蠹国正凶，唯公知此，团结工农。
追悼会后，周恩来在《廖仲恺先生哀思录》上以《勿忘党仇》为题著文。他在文中痛斥帝国主义、国民党右派的罪恶行径，指出廖仲恺是“国民党中历史上仅存的有数领袖之一”，是孙中山“革命志愿之承继者，孙文主义之最真实的信徒。”他判断：“杀害廖仲恺的决不是普通的政敌，至少我们可以断定这个暗杀案的后边藏有极大的黑幕阴谋。”
为追查杀害廖仲恺的凶手，国民政府成立了审理廖仲恺一案组织的临时特别法庭，周恩来担任检查委员。
从此，周恩来更忙了，常常深夜才回家。邓颖超十分体贴他，从不埋怨。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志向，把他们紧紧地连在一起。
10月，第二次东征的号角吹响了。
周恩来告别新婚的妻子，踏上了新的征途。
国共合作统一广东后，工农运动发展很快。这时，周恩来正在东江地区主持地方政务工作。东江地区的革命形势亦蓬勃发展，共产党的影响愈来愈大。蒋介石为此深感恐惧和不安。
同国民党中一贯反对国共合作的老右派张继、谢持、邹鲁等不同的是，蒋介石在羽翼尚未丰满的时候，对国共合作采取了两面手法，即表面上主张联共，坚持反帝反军阀的口号暗中却以限制共产党的方式来反对共产党。他的反共本质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而逐渐暴露的。
1926年3月20日发生的“中山舰事件”，就是蒋介石向共产党进攻的一个重要信号。
3月16日，“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前几天，广州国民政府下令免去周恩来东江各属行政委员的职务。周恩来准备交接工作的时候，忽然接到蒋介石一封来电，来电中要求他立即回广州一趟。
为什么蒋介石这么急于要他回广州呢？周恩来似有一种不祥的感觉。他妥善地处理完手头的事情，匆匆地赶回广州。
一路上，周恩来思索着，分析着。对蒋介石的一些反常举动，他早已有所察觉。
原来，在第二次东征途中，蒋介石曾召开过一个连以上的军政人员联席会，周恩来应邀出席。会上，蒋介石公开提出：“黄埔军校不可分裂，应该统一领导。”他要求，所有在学校及军队中的共产党员都要把名字告诉他，所有国民党加入共产党的名字也都要告诉他。
对蒋介石的突然袭击，大家缺乏思想准备。周恩来想了想说：“这件事关系到两党合作问题，我不能个人擅自做出回答，必须请示中共中央之后才能回答。”蒋介石没有再说什么，暂时搪塞过去。
会后，蒋介石单独约见了周恩来，谈话中他更明确地对周恩来说：“为保障黄埔军校的统一，共产党员或退出共产党，或退出黄埔军校与国民党。”他还假惺惺地说：“我希望你们不要采取后一种办法。”
这以后，蒋介石又到处散布“一个党员不能有两个领袖”、“我是孙总理唯一的信徒，只有我是真正革命”的言论，为进一步反对共产党制造舆论。
蒋介石对国共合作态度的变化，令周恩来震惊。经过国共两党一年多的合作与共事，眼看广东要统一了，蒋介石却“过河拆桥”，排斥共产党。这是坚决不能容忍的。
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东征军指挥部进驻汕头后，周恩来急忙赶回广州。这时正好是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
周恩来同陈延年、鲍罗廷等一起仔细分析了形势，认为从军队情况来看，蒋介石是比较孤立的。从蒋介石控制的第一军来看有三个师，第一师何应钦，第二师王懋功同当时还是国民党左派的汪精卫十分接近。其他军又不听蒋介石的指挥，对蒋介石的反共气焰打击一下是有条件的。他们一致的意见是：全部撤出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与汪精卫另组国共合作的军队。
他们还一起讨论了对国民党二大应采取的方针，确定“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使左派在这次会议上占优势。
这些意见由中共广东区委向中共中央作汇报再最后定夺。
周恩来返回汕头，等待中央的通知再向蒋介石转达意见。
经过一段时间后，中共中央致电广东区委，表示不同意与蒋介石决裂的方针，并指示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在会上对右派作出让步。
中共中央的态度，助长了蒋介石的反共气焰。
那么，这一次，蒋介石急召周恩来赴广州是不是要向共产党摊牌呢？
3月17日，周恩来抵达广州。一到广州，他就感到气氛很不对头。在同蒋介石接触中，周恩来发现，他同右派来往十分密切，神色也很异常。这使周恩来心急如焚。
当时，鲍罗廷已回国述职，陈延年又到上海参加一个紧急会议。周恩来只得找到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部长、鲍罗廷的助手张太雷，告诉他自己与蒋介石接触的情况。张太雷立即向正在广州访问的苏联共产党军事访华团和苏联军事顾问团作了汇报。但是，这些情况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因而也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
广州的局势正如周恩来所觉察的那样，十分严峻，“中山舰事件”的阴谋正在酝酿之中。而蒋介石敢于动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民党二大后，左派代表大部分已离开广州，国民党老右派张静江等纷纷回到广州，与蒋介石密切勾结起来。
中山舰，原称永丰舰。1922年陈炯明炮轰总统府时，孙中山曾在这所兵舰上避难。由此，改名为中山舰，意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蒙难。孙中山去世后，广东革命政府大本营直属的海军局和航空处有两个苏联专家分任局长和处长，但两个机构都未建立起来。国民政府成立后，海军局与航空处正式成立，苏联专家自动辞去原任职务。经苏联参谋团和国民政府商定后决定，由曾经担任过鲍罗廷秘书的黄埔一期生、中共党员李之龙担任。由于这件事没有经过蒋介石，他一直心怀不满。
“中山舰事件”的发生是蒋介石与国民党右派默契配合的一场阴谋。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3月18日晚，有三个人来到文德路李之龙的住所。当时，李之龙不在家，他们对李之龙家里人说：“奉蒋校长命令，有紧急之事，饬派能战斗的军舰两艘开黄埔听校长调遣。”他们还留下作战科邹科长写给李之龙的一封信。
李之龙回来后，拆看了信件，上面写着：“学校办事处欧阳仲秘书来局，谓奉黄埔邓（演达）教育长电话，转奉蒋校长面谕，饬海军局即派得力军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职已通知宝壁舰预备前往，其余一艘只有中山、自由两舰可派，请在此两舰决定一艘。”
由于自由舰零件有损坏，正在修理，所以李之龙决定派中山舰前往。他当即写了两张命令，一张交宝壁舰舰长，一张交中山舰舰长。内写：“着该舰长即将该舰开赴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他没有想到这是蒋介石勾结国民党右派设下的圈套。
中山舰启动后，阴谋分子立即散布谣言，说共产党阴谋暴动，要推翻国民政府，同时密报蒋介石。蒋介石故作“惊异”，说没有下过调中山舰的命令，指责这是共产党的阴谋，并以此为借口采取了紧急行动。
19日晚，新婚的李之龙已经入睡。深夜，一阵巨大的敲门声把他惊醒。外面的人声称，对李局长有话要说。李之龙感到情况不妙，但已来不及采取措施。闯进屋里的陌生人，将他的外衣脱掉，把他的双手反绑到背后，随后用毛巾将他的嘴堵住，眼蒙上，从家里押走了。
与此同时，广州市陷入紧急状态中。
蒋介石一面派部队占领中山舰，集合第二师全体官兵讲话，当场将第六团团党代表胡公宪以下党代表、政治工作人员、连长、左派人士四十余人拘捕看管于造币厂内；另一方面又派兵包围设在东园内的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了部队枪支。在大沙头、东山、北较场、东较场、惠马路一带，实弹的步哨林立，交通断绝，商店紧闭。一部分部队驰往东山包围了苏联顾问住宅，收缴了部队的枪支。
20日上午，蒋介石又调第二师第六团第一二两营士兵赶赴黄埔监守学校；并派人严密监视教育长邓演达、政治部主任高语罕、训练部主任严重，军官团长张治中，以防变故。
在造币厂，蒋介石召集了紧急军事会议。他在同第二军军长谭延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进行谈判中，提出把共产党员和苏联顾问全部赶出军队的计划。但是，谭、朱对蒋介石不信任，怀疑他还有其他企图而予以反对。
周恩来是上午十点钟得到“中山舰事件”的消息的。他立即带着四名武装卫士驱车到造币厂去，当面斥责蒋介石的卑劣行为。
看见怒气冲冲的周恩来，蒋介石虚伪地说：“李之龙及中山兵舰有叛变的嫌疑，幸亏发现得早，李之龙已被捕，中山舰解除了武装。第一军的所有共产党员，为了保障他们的安全，已集中看管了。”
周恩来当面揭露他说：“那么，他们被捆绑起来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周恩来到造币厂后已了解到共产党人被捆绑扣押的情况。
蒋介石十分尴尬。赶快装出吃惊的样子喝令部下：“谁叫你们捆他们的？真是岂有此理！赶快放人！”
但是，蒋介石并没有真正放人，甚至连跟随周恩来一起来的四名武装卫士也被缴了械他们仍旧以“保护”为名，把周恩来软禁了一天。
“中山舰事件”也激起国民党左派人士的不满。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克服重重阻碍在造币厂找到蒋介石，悲愤地说：“孙总理死后血肉还未干，你就背叛他的三大政策。”
蒋介石解释说：“我没有违背孙总理三大政策的行为。”
何香凝列举事实批驳道：“你逮捕共产党人，将中山舰缴械，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监视苏联顾问，又是做的什么呢？”
蒋介石无言以答。
周恩来从造币厂回家后，为进一步了解情况，立即派人到各军去查看。他自己则赶到广东区委找到陈延年、聂荣臻、黄锦辉等人。
大家在一起分析了形势，并研究了对付蒋介石的办法。周恩来主张对蒋介石进行反击他提出了对当时军队形势的基本看法。周恩来说：“国民革命军六个军中只有第一军是直属蒋介石指挥的，而第一军中的三个师中，有两个师的党代表是共产党员，九个团的党代表中七个共产党员。而其他五个军不会听蒋的指挥，因此完全有能力反击蒋介石。”大家都赞成周恩来的分析和主张。
周恩来还亲自到了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家详细了解情况。在那里，他碰见了正在广州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毛泽东。他们对形势的分析和对问题的看法和主张是一致的，都认为应该立即组织力量，对蒋介石进行反击。
但是，由于事关重大，在广东的同志不能自行做出决策性的意见，而必须由中共中央考虑提出。
几天后，中共中央来电表示：接受蒋介石的条件。
4月上旬，蒋介石提出军队中的共产主义分子应暂时退出军队，国民革命军的党代表要完全由国民党员来担任，第一军中的党代表统统调回再训练。
结果，已暴露身份的二百五十多名共产党员被迫退出第一军和黄埔军校，周恩来也被迫辞去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
由于中共中央采取退让政策，蒋介石达到了打击共产党人、排斥国民党左派的目的，他在军事上的地位也得到巩固。中共中央的软弱态度不仅没有能够巩固国共合作，反而进一步助长了蒋介石的反共气焰。
“中山舰事件”发生近两个月后，5 月15 日至22日，国民党召开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的八条具体办法。办法规定：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省、特别市党部中担任执行委员的名额不得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的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全部交国民党中央主席保存等。
对蒋介石的无理要求，中共中央代表在这次会上又一次作出让步，使这个提案获得通过。此后，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撤职。蒋介石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人事部长和组织部长，控制了党权。
蒋介石的权力得到巩固后，为进一步扩展力量，决定继续北伐。
7月，国民党二届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讨论出征讨伐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9日，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誓师北伐。
为完成孙中山的遗愿，中共从大局出发，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北伐前的准备。周恩来以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身份主持了北伐的准备工作。
为配合北伐的形势，1926年底，肩负中央组织部秘书和中央军委委员重任的周恩来秘密到达上海，领导了又一项具有开创意义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