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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9月初，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从香港出发的“佛山号”海轮划破平静的海面向广州驶去。
在轮船的甲板上，一位年轻、俊气的青年斜倚在船栏上，眺望着远方。
他就是旅欧归来的周恩来。
望着愈来愈近的广州城，周恩来一贯深沉的目光已无法掩饰内心的激动……
那是1920年11月，周恩来告别天津南开学校，从上海乘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赴欧洲求学。从那时算起至今已经四年了。在异国他乡的日日夜夜，周恩来多么思念祖国的亲人啊。他在梦中常常看到疼爱自己的伯父伯母站在旧屋的门前盼望游子归来；常常听到天津觉悟社的战友们呼唤自己的声音。
海轮愈接近广州，周恩来的思乡情绪愈重，真想立刻回到亲人们身边。
可是，这次远行归来，周恩来已经不是四年前的周恩来了。经过在欧洲四年的实践与探索，他已经从一个单纯、幼稚、血气方刚的青年成长为一个稳健、成熟、具有相当能力的共产党人。他的一切行动都要服从组织的需要和安排。
本来，周恩来应该回到天津去，至少应该先回去看看亲人。可是，国内急剧发展的革命形势，需要他立刻奔赴陌生的南方。
当时，中国国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苏联的帮助下，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正在兴起，广州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心。这对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满足国内急需大批干部的要求，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于1924年7月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改选了执行委员会。这次会议为选送干部回国做了必要的准备。被选送回国的干部有周恩来、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刘伯坚、邓小平、李富春、聂荣臻等。这些人中大多数先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段时间，再回国参加斗争。
周恩来由于受旅欧团组织委托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因此没有去苏联而直接从欧洲回国了。
周恩来7月下旬离开法国，当时他对回国后究竟到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并不清楚，他的工作去向是到达香港后才定下来的。9月1日，经过一个多月海上航行后到达香港的周恩来，给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自己“须往广州一行”，以后行动“须俟C·P（中国共产党）中央命令而定”，在广州的通讯地址，可由中共中央局成员、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谭平山处转。
周恩来离开法国前，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给他写了如下评语：
“周恩来——浙江，年二十六，诚恳温和，活动能力富足，作文敏捷，对主义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无产阶级化，英文较好，法文、德文亦可以看书看报，本区成立的发启（起）人，他是其中的一个。曾任本区三届执行委员，热心耐苦，成绩卓著。”
或许，正是这份优良的评语，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到革命形势最需要的广东去。这个决定使周恩来一踏上祖国的土地就投入到国民革命的第一线。
轮船就要靠近广州长堤码头了。周恩来匆匆回到船舱，收拾好简单的行李向舱门走去。
码头上，有两个人正在焦急地盯着匆匆下船的旅客，寻找着要接的客人。
他们之中一位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广州地委委员（秘书）阮啸仙，另一位是广州地委农工委员、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彭湃。
虽然，他们同周恩来从未见过面，但彼此根据组织提供的线索很快接上了头。彭湃紧紧地握住周恩来的手高兴地说：“欢迎你到广东来工作，我们已经盼望很久了。”一句话，消除了他们之间的陌生感。
这时的广州到处洋溢着革命气氛，街道两旁的墙壁上张贴着红、黄、绿等各色标语，上面写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北洋军阀！”“国民革命万岁！”从大街或小巷深处不时传出嘹亮的歌声。沿途还可以看到一队队举着小旗和标语的学生、工人队伍高呼着口号迎面走来。
周恩来真感到有些目不暇接。眼前的情景与四年前他离开天津时国内沉闷的政治气氛形成鲜明的对比，使他十分兴奋。一路上，他不停地向彭湃、阮啸仙询问国共合作及工农运动的发展情况，彭湃作了详细的回答。
他们一起到了彭湃在广州思贤街的住所，周恩来被安排住在这里。他顾不上消除旅途的劳顿，急忙投身火热的斗争中。
接触实际后，周恩来很快发现，在轰轰烈烈形势的背后隐藏着种种危机。当时，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孙中山为首的广东革命政府同商团之间的矛盾。
商团，是民国初年成立的。当时，因为地方治安混乱，土匪横行，商人深受其害。为武装自卫，商人们征得政府同意，购置武器，组成商团，并逐渐发展壮大。商团的首领是英国汇丰银行买办、广州商会会长陈廉伯。他手下仅广州有一万二千人，在全省有近五万人。
周恩来到广东前夕，商团在英帝国主义积极支持和策动下，阴谋在广州发动反革命军事叛乱，扼杀广东革命政府。他们准备将一万多支枪械和四百多万发子弹私自运入广州。孙中山得到消息后，立即下令扣留了这些枪械和子弹。这使陈廉伯强烈不满。他依靠英国的势力强迫商店罢市要挟广东革命政府。周恩来到广州时，双方正处于剑拔弩张之势。
周恩来初到广州立即投入反对商团的斗争。
9月7日，是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二十三周年。周恩来在国耻纪念日的这一天撰写了《辛丑条约与帝国主义》一文。文章回顾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剖析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周恩来指出：“中国民族既与帝国主义不两立了，我们便当将帝国主义敌人认清，不容有丝毫和缓和妥协的希冀存在我们的心理中。”他强调：“中国民族欲图生存，必须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帝国主义的唯一出路，只有革命，只有国民革命。”在文中，周恩来有针对性地批驳了国民党内部的右翼分子幻想同商团实行和缓与妥协的主张。
但是，由于当时驻守广州的滇军军阀与商团勾结，借以第三者调解名义从中作祟，迫使广东革命政府不得不在10月10日以前把部分枪械发还给商团。这件事使广州人民十分愤慨，一场斗争在悄悄地酝酿中。
10月10日，也就是辛亥革命十三周年纪念日，广州各界群众在观音山下第一公园内举行了盛大的集会，到会的有三十多个团体，约三四万人。会议的主题是严正警告反动商团。
那天，天气十分晴朗。周恩来以民族解放协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集会。这是他到广东后第一次参加公开的群众集会，许多人对他还不熟悉。
在会上，周恩来扬着浓眉，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指出：“不论帝国主义者，军阀政客，官僚或是买办与洋货商人，他们统统都是革命的对头。”“我们不要以为反革命派的势力极大，反革命派的气焰嚣张，我们只要下我们团结的心，我们有工人可以武装，有农民可以自卫，有兵士可以作先驱，有学生可以作宣传，有商人可以作后盾，我们的实力便在此处。”最后，周恩来高呼：“复活辛亥革命的精神！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南北军阀！打倒一切反革命派！全场的革命民众啊，我们团结起来冲出公园去，向反革命派作示威游行。”
一时间，革命口号此起彼伏，响彻天空。群众的革命情绪到达沸点，一场斗争终于爆发。
下午三点，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走向街头。而就在这时，商团正在西壕起卸发还的武器。游行队伍通过时与商团发生冲突。一位目击者回忆：“正据理力争时，团兵竟向群众开枪，当场打死二十余人，伤者更多，继而对伤者复加惨杀，挖腹摘心，备极残虐。”
第二天，商团联合会竟然散发传单，逼迫商店一律罢市，并且张贴布告要求孙中山下野，欢迎陈炯明回广州主政。
广州局势顿时十分严重。
当时，孙中山已率师北伐，正在韶关督战。广州传来的消息使他十分悲愤。是可忍，孰不可忍。在苏联顾问、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广东地方党组织的协助支持下，孙中山下达了平定商团的手令，并很快建立起平叛的权力机关——革命委员会。
周恩来、杨匏安等共产党人参加了革命委员会临时军事指挥部的工作，在平定商团叛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0月15 日，在广大工农群众的积极支持、配合下，革命军迅速击溃商团军，取得国共合作以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资产阶级的一次重大胜利。
广州局势转危为安。
到10月份，周恩来回到祖国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但他很快熟悉了国内的政治情况他在斗争中展示出的领导才能和对事物的敏锐性受到中共中央的重视。就在这个月，周恩来得到中央的指示，由他出面重建中共广东区委。
中共广东区委成立于1922年。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中共中央认为广东区委实际上只能领导广州一地，因此将它撤销。广东党的工作由广州地方执行委员会负责。广东的革命形势发展得这么快，党的组织状况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了。中央认为必须整顿和加强广东地区党的领导。
重建后的广东区委的工作范围大大超过了原来，它除了领导广东地区的工作外，还要领导厦门和香港等地的工作。周恩来不仅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而且兼任宣传部长。当时，中共中央远在上海，许多事情中共广东区委需要独立处理和应付。从这个意义上讲，周恩来的担子就更重了。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广东地区党的工作卓有成效，工农运动蓬勃地发展起来。周恩来的名字也逐渐为人们所熟悉。
然而，没有多久，一副更重要的担子又落到了周恩来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