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欧建党

1920年，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活动下，国内陆续出现了共产主义组织，并慢慢向海外渗透。

1920年夏，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赵世炎到达巴黎。

1920年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陈公培自抄一份党纲，来到法国。

1920年12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张申府来到里昂。

张申府赴法时，陈独秀曾委派他在欧洲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1921年春，他先发展觉悟社女社员、一同与他赴法的刘清扬入党，接着与刘清扬一同介绍周恩来入党。

1921年3月，赵世炎、陈公培先后通过陈独秀的关系同张申府建立联系。于是，成立了中国人在欧洲的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旅法共产主义小组（又称巴黎党小组）。成员是：赵世炎、张申府、周恩来、刘清扬、陈公培。

占领里昂大学斗争的失败，蔡和森等一批勤工俭学学生中的骨干分子被押送回国，给广大勤工俭学生以很大震动：北洋政府及其走狗不可能给中国人民带来幸福，必须建立一个严密的组织，开展一场以改造现有制度为目的的社会革命。

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

建立一个统一的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体的时机成熟了。

1922年元旦前后，由赵世炎、周恩来发起，部分旅欧勤工俭学学生团体的代表在巴黎聚会，共商组织旅欧青年中的共产主义组织一事。经过充分讨论，作出如下分工：赵世炎、李维汉等在法国，周恩来在柏林，刘伯坚等在比利时，分别建立和发展基层组织。

同年3月初，周恩来坐火车去柏林，住在柏林郊区瓦尔姆村皇家林荫路五十四号。当时德国物价便宜，生活比较容易。周恩来便把全副精力用于在中国学生中建立共产主义基层组织一事上。他和张申府、刘清扬夫妇，以及原在柏林的中共党员张伯简等四人组成旅德中共组织，开展活动。

在德国，周恩来收到觉悟社社员谌小岑、李毅韬寄来的信，高兴至极。他在回信中叙述了到欧洲一年多来确定共产主义信仰的经过：“我以前所谓‘谈主义，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理，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我认清共产主义确实比你们晚，一来因为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来我求真的心又极盛，所以直迟到去年秋后才定妥了我的目标。”

3月，周恩来在柏林得到一噩耗：觉悟社社友黄爱在长沙领导纱厂工人罢工时英勇牺牲了。周恩来陷入深深的悲愤之中，写成《生别死离》诗一首，悼念亡友。在写给觉悟社社员李锡锦、郑季清的信中，他坚定地说：“我对他（黄爱）唯一的纪念，便是上边表示我的心志的那首诗，和最近对于共产主义坚定的倾向。”并强调说：“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4月下旬，周恩来和张申府、刘清扬等写信给在法国的赵世炎，商议在五一劳动节成立统一的旅欧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问题。赵世炎回信说，因居留法国的证件在占领里昂大学事件中被没收，他不能按时返回巴黎，5 月晚些时候才能领到新的居留证，况且法国的筹备工作也未妥当，所以建立组织一事还是挪到6月为宜。

1922年6月，旅欧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在巴黎西郊秀丽的布伦森林成立了。代表旅德青年的周恩来，代表旅法勤工俭学学生的赵世炎、李维汉、王若飞、萧朴生、萧子暲，来自比利时的刘伯坚等十八人，在林中的一块空地上开了三天会。

会场没作什么布置。在林中空地上有一位主持露天咖啡茶座的法国老太太，她租给每人一把椅子。

会议由赵世炎主持。他报告了会议的筹备经过和重要意义。周恩来报告了由自己起草的组织章程。

在讨论组织章程时，周恩来提议新成员加入组织应当宣誓。有的代表反对，说这带有宗教色彩。周恩来解释说：“我们宣誓不是宗教信仰，而是带有政治约束的。如袁世凯曾宣誓忠于民国，但他以后作了皇帝，人民就说他叛誓而讨伐他。”

关于即将成立的组织的名称，周恩来提议叫共产主义青年团，大会最后采纳了多数人的主张，定名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会议经过三天讨论，选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赵世炎任书记（代号乐生），李维汉任组织委员（代号罗迈），周恩来任宣传委员（代号伍豪）。此外，还决定出版机关刊物《少年》。委员会的办公地点定在巴黎赵世炎住的小旅馆里。

大会结束后，周恩来回到柏林。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后，周恩来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

一方面是宣传工作。1922年8月1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少年》创刊（一年半后改名《赤光》）。作为该组织的宣传委员，周恩来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共产主义与中国》等一系列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文章，因论理透彻、笔锋犀利，受到勤工俭学学生们的欢迎。

周恩来做的另一方面工作，是发展新党员。他回到柏林后不久，就和张申府等人一道将从国内来的高语罕、郑太朴、萧林生、章伯钧等人吸收到党内来了。

朱德也是在那个时候入党的。

1922年10月22日，两位军人模样的中年人来到柏林，不顾长途旅行的疲劳，直奔周恩来的住所。

周恩来开门，将两位远道而来的同胞热情地引进房内，给他们搬来椅子，敬上热茶，问：“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吗？”

来人很客气地站起来，其中一位自我介绍说：“我叫朱德，字玉阶，四川仪陇人。是来找共产党的。”

朱德说完，指指另一个人：“他叫孙炳文，四川南溪人，我的老朋友。”

从年龄上说，周恩来小于朱德十二岁，小于孙炳文十四岁，只是个小弟弟。但是，一听朱德说是来找共产党的，周恩来既感到高兴，又不得不严格按纪律办事。他拿来笔记本请朱德讲述自己的经历。

朱德陷入了沉思。

他的经历是复杂的。他早年曾加入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曾在军阀部队中担任过团长、旅长等职务。但是，五四运动促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决心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开始新的生活。他会见过孙中山，也曾找过陈独秀。他对陈独秀说：“我愿加入共产党。”陈独秀没有答应他的要求。朱德并未失望，和好友孙炳文到了巴黎，住在一个商人家里。听说有一批中国留学生6月份刚刚成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后，连忙打听经过一番曲折，终于找到了周恩来。

周恩来边听边记，深为朱德寻找党组织的精神所感动，并留他们一起吃晚饭。

他们一起交谈了六天六夜，周恩来对朱德有了全面了解，同意他的入党申请。在国内正式批准之前，让他和孙炳文作为柏林党组织的候补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11月，经周恩来、张申府介绍，中共中央正式批准朱德、孙炳文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将此郑重告诉朱德，并嘱咐他要严格保密，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党员发展工作进展顺利，党员人数不断增加。

1923年2月17日至20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西郊一个小镇的礼堂举行临时代表大会，决定将旅欧少年中国共产党改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又名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因赵世炎等同志即将赴苏联学习，大会一致选举周恩来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执行委员会书记，任卓宣、尹宽、汪泽楷、萧朴生为执行委员，刘伯坚、王凌汉、袁子贞为候补委员。

不久，周恩来向团中央汇报了2月会议的经过。报告中坚定地说：“我们现在已正式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旅欧成员了，我们已立在共产主义的统一旗帜之下，我们是何其荣幸！你们希望我们‘为本团勇敢忠实的战士’，我们谨代表旅欧全体团员回说，‘我们愿努力毋违！’”

担任执行委员会书记后，周恩来的工作担子更重了。

这年夏天，他离开柏林，将住地挪到法国巴黎戈德弗鲁瓦街17号小旅馆三层16号赵世炎曾住过的房间。这里也是执行委员会办公的地点。房间只有五平方米大，放下一张单人床、一张小木桌后，就再也没有什么空间了。

在这样狭小简陋的环境里，周恩来开始了艰辛的建团建党工作。

1923年3月起，他接替赵世炎负责《少年》杂志的编辑、发行工作。他经常与同志们一起商量工作。有时人来得多，他的小房子容纳不下，就到附近一家咖啡馆里活动。

邓小平曾是《少年》编辑部的成员之一，是年龄最小的一位，周恩来把他当作小弟弟看待。他们常在一起刻印蜡纸。因邓小平刻的字工整秀丽，印刷清晰，装订简雅，使油印的效果简直与铅印本没有多大的区别，因此大家都称邓小平为“油印博士”。

周恩来从事建党建团工作的同时，与国内党中央保持着密切联系。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进行合作，全体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建立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

周恩来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对建立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认识较早。6月16日，中共三大正在进行之中，在欧洲的周恩来已和其他两位同志到里昂与王京歧开始了国共两党合作的商谈。

王京歧曾是勤工俭学学生，参加过占领里昂大学的斗争，后被遣送回国内。1922年8月，孙中山派他到法国筹组国民党旅欧支部。现在，周恩来找上门，他很高兴。经过长时间的交换意见，双方终于达成协议：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即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的团员全部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周恩来还为实施国共合作提出了很好的建议，积极筹组国民党巴黎区分部（即巴黎通讯处）。

1923年1月25 日，国民党旅欧支部在法国里昂举行成立大会。会议选举王京歧为执行部部长，周恩来为执行部所属总务科主任。王京歧回国述职期间，由周恩来代理执行部部长，主持国民党旅欧支部的工作。

1924年，在国共两党的真诚合作下，中国国内国民革命的局面为之一新，形势发展很快，急需大批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优秀人才。周恩来在欧洲卓有成效的工作，引起了党的注意。1924年夏，党中央发电报调他回国工作。

1924年7月下旬，周恩来提着行李箱，从马赛登上轮船，踏上返回祖国的航程。 tcEbPxpm2MuGx53eychcCYCS2bFu8ffX3ESQUYxQ9FFTsVHRAJcIrfik8IlftF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