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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玉润公益基金会工作。“玉润”二字，取自《荀子·劝学》：“玉在山而草木润。”
工作内容中，有一项是关于精神卫生的，其中一个项目针对的是北大荒的一所精神病安养院里的精神病人，他们都是20世纪60年代下乡的那一批知青。
从城市去到边疆时，他们都还是少年，现在都已经70岁左右，需要定时服药和医护人员的监护。他们住在医院里，虽然偶尔有家人探望，但基本上会在这里终老。
我们去做过调查，问他们有什么愿望，80%以上的老人，最大的愿望是回家看看。
我们的项目就是带他们回家。还有家的，就送回去和亲友见面，那些已经没有家可回的人，就让他们回到之前的连队，或者去和他们有关联的、想去的地方看一看。
有一位沈叔，患有精神分裂症。这个病的一个指标是有幻想和幻听，病人会把自己的幻想交织在现实生活中，构建一套很完整的逻辑，根据它来生活。那个在我们看来虚假的幻想世界，对他来说是真实的。
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天文学家，研究天文、哲学和宇宙，有人会通过广播和电视向他发布信息，和他秘密地联系。在他看来，位于北京的中国科学院是神殿一样的地方，他一直心心念念着，觉得自己是应该在那里的。他写了很多相关的文章，也往科学院寄了很多。他说没有得到回复的原因是自己写的东西太深奥了。
按照他的愿望，我们带他回过当时的连队，今年秋天时，会带他回北京看看，打算带他去中科院参观，拍照留念，再联系一位做天文学研究的老师和他聊聊。
做这个决定，是因为对他来说，去这个地方是他幻想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做知青项目调查时，我们在安养中心住了将近一个月。
看到了一个情况，就是医护人员太辛苦了。精神疾病患者是特殊的群体，病人即便坚持服药，也还会有轻微的暴力倾向，要一边为他们服务，一边防着随时可能会有的伤害。每天每十五分钟巡查一次，即便这样，也防不住有病人要联合起来逃跑，或是有人要自杀——那都是医护人员的失职。医护人员很累，精神压力也很大。
所以在这里做的第一件事，不是直接针对这些知青病人的，而是联系了北京最大的私立精神病院，与几所相关医院合作，为这里的医护人员提供持续的培训和交流。
有时大众不理解，说公益慈善应该直接服务于受益的人，知青病人的项目，怎么变成了医护人员提供服务？病人每天都和医护生活在一起，如果医生护士的状态不好，负面的情绪会直接投射出来。一个医护人员的状态提升了，就可能让他服务的几个病人的幸福感指数提高很多。
安养中心处在偏远地区，医护人员中的绝大多数，都很难有机会出去跟其他的专业人员交流。因为这个项目，他们会接触很多的同行，看到其他从业者的情况，比如大家都面对着同样的压力，即便在技术相对发达的北京也一样。我们也会请心理专家为他们设置专门的减压课程，在心态上，会有一些支持和帮助。
项目也包括了更具体的内容，比如如何开药和服药更有效；把纸质病历换成电子的，会更便于病人的管理，简化工作流程；也参考北京的医院开设了康复科室，给病情稳定的病人提供一个相对自由的可以玩耍的空间——医护人员们有了进步的机会，病人们也因此受惠。
公益要做到的，是真正惠及你的受益人。有的时候，你去问他人的需求是什么，人们未必知道。就像这些医护人员会觉得自己过得不好、没有社会地位，但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样才会更好。不在他们中间待上一些时间，设身处地地感受他们所处的状况，我们很难知道可以做什么。
只有知道什么是有效的，才能够把事情真正往前推动一点点。
现在做的这些事情和思路，都和我的专业有关。其中写博士论文的七年，让我受益很多。
得艾滋病的老人
我的专业是人类学，读研阶段，主攻的方向和艾滋病有关。后来我的研究方向一直和它有关。
接触了很多相关的人群，我们要做的事，就是通过对他们的了解和研究，描述这个群体的生存状态和文化，尽力发掘在他们中间开展干预工作的有效方法。
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就是你得从自己的世界和经验中出来，扎到研究对象的人群里面，去生活、融入、交流和观察，尽可能地了解和记录，并以此为据。
比如有一段时间，同性恋的艾滋病感染数据增长得比较快，同志和性工作者的感染比例提高时，艾滋病的传播也开始往性传播这个途径上转，想要了解这个群体的情况，我就去成都一家同志酒吧做田野调查，访谈了四十多位同志。毕业后在清华工作了四年，所在的机构叫艾滋病政策研究中心，这些年里，访谈了许多流动女性和性工作者。后来边工作边带娃边考博，终于如愿加入了博士群体。
博士生涯最重要的任务和成果是博士论文。博士论文的审核很严格，周围同学、师兄弟们写得都很辛苦，许多人都因此白了头。导师也念叨过好几回，说写一篇博士论文，非“扒层皮”不可。
面对这个“扒层皮”的痛苦，一定要有一股来自内心的动力，才能坚持到底。我就想，一定要做一个能让自己有动力的题目，才能做得完。
那时注意到一个比较新的现象，就是老人的艾滋病感染率提高了。以前我们做研究，艾滋病人群的重点范围的年龄上限划分到49岁，以青壮年为主，认为老人根本不在这个行列。一来因为老人中的吸毒比例很小，二来是因为大家认为老人和性是无关的。
我们天天看到的各种广告，都是老人保健、治病、进养老院，但我了解到的几个地区，老人感染艾滋病的比例都在迅速提高，而且全是因为性接触感染，由此知道，我们肯定忽略了什么东西。
我说我想要做这个。
庸城
我去了庸城，开始了田野调查。
庸城是一个山城，临着一道水域，旧时人们坐着轮渡，在这里上下往来。老城区里有个老市场，是因码头而兴的商业、货运和市井中心。曾经，这里是庸城最繁华的地方。
改革开放初期，庸城开始开发。老市场一带，是盖成高楼，还是新的吊脚楼，政府内部一直没有达成统一意见。于是外围已经被打造成红火的旅游城市，这一片却没有任何改变，慢慢就成了被遗弃的脏乱差的城市角落，一个城中村一样的地方。
过了一条商业繁华的街，进入这里，好像穿越回了几十年前：立着原来的破旧老房子，有一些吊脚楼，前面做商铺生意，后面是楼柱，以前人们会用来拴船。后来我问过那些老爹，他们小时候这里就是这般风景，现在依旧。
吊脚楼的一楼可以做成小商铺，二楼住着人，租金也比较便宜。老市场的主街两边，有一条条更小的胡同，很窄地伸向深处。我们没有办法统计出具体的数字，只知道这里大约租住着两百多个性工作者，她们被当地人称为“妹子”。
努力
这个市场里的妹子，我们叫她们大姐。大姐们都是奶奶外婆辈的中老年人，基本上都有孙子孙女。每个大姐都有相似的经历，身后都有一个悲惨的故事。
访谈过一位60多岁的大姐，她是给我印象很深的一位。她很瘦小，一米五出头，穿得很朴素，人也特别温和，看起来和这个职业没有一点关系，但她就在自己的那间小租屋里，一边做着她的生意，一边带孙子。
因为家里穷，年轻时被家里包办嫁给了一个聋哑人，生了一儿一女。女儿3岁时跟着丈夫下田，要喝水，因为丈夫听不见，误喝了农药，虽然被抢救了回来，但落下了痴呆，家里就有了两口残疾人。
她干过各种活儿，卖过菜，做过保洁。在宾馆做保洁员的时候，每个月的工资七八百块，不够。有过一个相好，想带她走，她想走了家里的人没法活，就留了下来。看着市场里的大姐们做生意，挣钱要多一些，虽然是件不光彩的事，但家也很难养，挨到40多岁的时候也做了这行。
儿子养大了，和媳妇在外面打工，生下的孩子留给她来带，再养着残疾的丈夫和女儿。
儿子打工寄回来的钱很少，不够买奶粉，她就一直找各种方法来挣钱。现在大孙子已经被她送进了幼儿园。
在她的小屋里看到那个不到两岁的小孩时，我有点呆住了。我问带着孩子怎么做生意，她说等他睡着——她很忙，抓住所有能挣钱的机会，只要有人愿意让她干活儿，她都干。有客人时做生意，没生意时带孩子，稍有点闲工夫还帮人洗衣服。
有一次我们去找她，看到她在倒卖安全套。那个安全套是国家免费发放的，上面还印着“免费”的字样。她不识字，不知道这是可以免费领取的，从别人那儿五毛钱一个买来，很高兴地给我们展示她的赚钱之道，说：“我还卖这个，一块钱一个。”
大姐有个长期的客人。她说，老头有时来找她，不是为了做生意，就是来看看她。
她说他喜欢和她聊天，聊完之后，挺开心的。
有次和一位80多岁的老爹聊天，说起以前的一位大姐。那时她送了他一块表。老爹一直藏着它，跟我们说得开了，激动得跑进屋，把手表拿出来展示给我们看。因为他觉得，做这个生意是不谈感情的，还能送他一块表，是很不容易的情意。
玻璃的表面已经破了，他拿出来的时候，眼泪止不住。
在我们访谈的很多大姐、老爹中，只有一位是自由恋爱。
那一代农村家庭里出来的人，普遍是包办婚姻，这些老人的青壮年时期，正处于集体化的年代，在当时的社会价值观中，婚姻的功能是繁衍和养育后代，情感是可以被忽略不计的部分。
所以他们没有经历过恋爱期。结婚开始，谈的事情是孩子，是田地和生计，这两件事也已经足够让人忙碌和疲累。所以他们的家庭空间中，几乎没有任何情感的交流和浪漫气氛。
一位老爹说他跟老伴在家里从未聊过性的话题，一般都是农活上的事儿，在生过孩子、步入中年后，也不怎么同床了——接受访谈的绝大多数人，都有相似的讲述——而他在老市场里有相熟的大姐，每次去那儿，不管是不是找她“做生意”，都会去看看她，回家后还会时常给她打电话，聊聊天。
说的都是关心人的话，今天饭吃了没有？最近身体还好吗？如果对方生病了、感冒了，会买药送给对方。也会说“我想你”和“我喜欢你”。
“更新”无门的晚年
有一次在市场上，看到一位大姐招揽一位路过的老爹，老爹拒绝了要走，她又抓住了老爹的胳膊，老爹还是拒绝了，拒绝时，他的脸上满是笑容。
青壮年时的老爹们，曾是历史洪流中的主力军：出身很正，都是贫农。他们最多读过两三年小学，对这些一生务农的人来说，何时插秧、何时收割、怎样施肥、怎样防虫等，是他们最有用的人生经验，也因为这样的生产技能，他们在家庭里有着主心骨的权威地位。
在他们成为父亲的时候，国家开始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他们的孩子获得了他们从未接触过的知识，不再像他们那样依赖于土地了，他们所掌握的经验逐渐成为落伍、没用的信息，孩子们也多去到城市求生，和他们没有共同语言，交集也很少。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迁，在无法做出显著贡献也“更新”无门的晚年，老爹们就渐渐被“淘汰”了，和老市场一样，成为在主流世界之外的、无人问津的那一部分。
于是在淡漠的家庭关系和失落的角色身份中，老市场是他们温柔乡一样的所在。
有许多去老市场的老爹，只是看看，有时会被招揽生意的大姐搭话，他们之间会有商议、笑骂、拉扯等往来互动。大姐们的生意是他们负担得起的消费，也是确凿的需求，但不只是满足性欲。他们的生活中，最为缺乏的关于浪漫和欢愉的体验和想象，就在和她们或真或假的亲密关系，或是那些点到即止的互动里，得到了一些实践和安慰了。
沈从文在他的散文集《湘行散记》中讲述了一个水手和妇人一夜露水姻缘的哀婉故事。他在文中这样描写了两个人群在吊脚楼和货船之间创造的多情空间：“许多在吊脚楼寄宿的人，从妇人热被里脱身，皆在河滩大石间踉跄走着，回归船上。妇人们恩情所结，也多和衣靠在窗边，与河下人遥遥传述那种种‘后会有期各自珍重’的话语。很显然的事，便是这些人从昨夜那点露水恩情上，已经各在那里支付分上一把眼泪与一把埋怨。想到这眼泪与埋怨，如何揉进这些人的生活中，成为生活之一部分时，使人心中柔和得很！”
——博士论文中的一处引用
并不消极
博士论文写了七年，前后用了五年时间在庸城做田野调查。
陆陆续续地去，在老市场的巷子里穿来穿去，慢慢和大姐们变得很熟。
她们也几乎试过各种办法去改变，做过工人、卖过东西、打扫过卫生等。她们在农村长大，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也没有更多的生活技能，找来找去，只有这一个工作，能一个月挣到三四千块钱以上。要生活和养家，她们可能没有选择。
我也曾怀揣理想主义，想看看能不能有什么机会，让她们可以改变一下。
因为她们有做手工的传统，平时也会做点刺绣，或者钩个拖鞋，有一位大姐，还送过我几双，所以最开始的时候，想组织她们做一点小手工艺，开个网店，做公益义卖。如果一个人每个月也可以挣到三四千块，是不是就可以多一个选择？
考察之后，发现做出来的成品，比较简单和粗糙。现在做手工，不做精品就很难。出于情感的原因去买，很难形成二次消费。不能持续，就无法改变这种困境。我也去认真地想这个人群还能做什么，但真想不出来。她们在封闭而局限的生活中过去了半生，在强大的惯性中，想要朝夕间找到改天换日的方法，真的很难。
但她们真的是不消极的。我们说三无，她们就是全无，但养残疾人也好，养儿子孙子也好，不管你怎么看，她的目标都很明确：非常积极地谋生活。她们会说，我命苦。然后尽力去做，能做到哪儿是哪儿。
送我拖鞋的那位大姐，在26岁的时候丈夫被蛇咬死了，她40多岁时在这里下水，把儿子供到成人可以打工，女儿也上了大学。
她的样子很年轻，看起来只有30多岁。衣服穿得也讲究，颜色搭配得好，每次都会有一件亮色，有时会戴一个发带。因为总是在笑，所以最开始看到她时，觉得她应该是过得特别好的人。熟识了，聊起来，她说那些衣服是在市场里捡的，或者用几块钱收来，整理整理，就好好地穿起来，精神面貌很好。
在她的逻辑里，她做，儿媳妇就不用做了，她承担了养家的责任，还可以供孙子上学。因为有价值，所以是高兴的。
她的整个人都有种向上的感觉，总是笑着。那个笑，是不是发自内心，是感觉得出来的。
属于他们的城
有一次，在老市场的街上走的时候，碰到一个老爹，他看到我，说：“你真是快活啊，一天到晚在这边玩。”在他心目中，在这里玩是一件很快活的事。
老市场主街的北头，开了一家工商银行，门前修了几级台阶。老爹们没事就坐在那里聊天，有时候坐了一溜。街往外，再走就有肯德基，但他们基本就走到银行这儿了，不会再往外去，那是他们的边界。
外面有很多超市和休闲的地方，什么都有卖，也不见得比市场里的贵。但他们是不去的。大姐们有时会出去买点东西，买完东西就赶紧回来。她们会怕是不是“有个东西，我不会用，就把我卡在那里了”，因为外面那些生疏的高科技和现代文明，会把自己没用的那一面显示得特别清楚。
边界里，是他们最熟悉的场所，一些老爹年轻时在这里做过纤夫，或者逢年过节从农村的家中来到这里，卖东西，购买生活用品，也进行休闲娱乐。
他们在这里看过戏，最好的餐馆也在这条街上；他们玩的是那种特别老的台球案子，也有摆象棋摊的、打牌的、打麻将的；治病的摊子就是在地上铺一张小纸，上面写着能治什么病，有人停下来拔个火罐，身上全是血印子。
也有有着相似生命历程的熟人可以聊天，还有大姐——这个空间是真正属于他们的空间，在这儿他们没有那么多的未知和恐惧。
尽管已经时过境迁、繁华不再，但恰恰是这个破破烂烂的地方，给了同样被现代社会遗弃的他们一个生存的空间。他们就在这个许多外界人看来的死局和谷底中，经营出了自己的生活逻辑。他们在此谋得生计，也获得一些欢愉。
田野调查是人类学必需的部分。在庸城时，会有很长的时间，在老市场里走来走去。
可能一整天也不会有什么收获，但你需要这样的过程和耐心，慢慢浸入其中，成为那里的人习以为常的一分子，和他们建立起信任的关系。
除了面对面的访谈，还需要“参与观察”，因为人们会有选择地进行信息的传递。我们需要从尽可能多的角度去搜集信息，才能尽可能地接近真实。所以它需要你完全开放地混迹其中，去看到那些和我们的生活逻辑完全不同的东西。
有位很有名的人类学研究者，写了一本日记，关于他做田野调查的见闻和感受，在其中，可以看到他对那些地方和那些人的厌烦和排斥——和他同期的著作里所呈现的“客观”比起来，日记里所呈现的，完全是另一个世界。
日记里的和著作里的，我觉得都是真实的。有一个“表演理论”，说人在不同的角色、不同的人和环境面前，会根据具体的境况，呈现出不同的样子，做不同的事。
在不同的世界里有着迥异的样子，但都是真实。所以我很喜欢田野调查，因为它没有框架。可以说是对人生百态的一种记录，也可以说是一种历史资料的留存，更重要的是，它让我知道，在每个阶段里，有很多的无解和不可改变，在我的经验和认同之外，有着不同且成立的生活逻辑。不能以自己的经验，去建造别人的世界。
知道这点，要先于去做什么。
比如对于老年人“无性”的想象，在传统社会文化和家庭道德结构的框架下，我们会对这些事情有着主观的想象和设定，觉得在老年人身上，它是可以忽略的。但实际上，性的意义远超过它本身的自然生理基础。
它是一个人不同的生命阶段和他们所处时代的特征的体现，承载的不仅是生理的欲求，也关于我们和自己、他人以及环境的关系。而最终，它就是那个不可或缺和回避的真实。
这样的调查会提醒我们自己的局限性，和那个需要被补齐和优化的部分。比如在关于老年人的公益事业和政策推进上，以及我们和自己的家人相处的时候就会知道，他们真正的需求是什么和我们能从哪里做起。
还有大姐们，她们在自己的命运里尽力，我们能做的，是全然地接受她们的处境和选择，基于此去进行一些很具体的干预和帮助。比如卫生健康知识的教育、安全套的普及，让她们尽量避免艾滋病的感染，而不是把她们变成他人想象中的那个“更好”的人。
这件事情里没有翻天覆地的英雄，大姐还是她自己，在她的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来帮她看看，怎么做能更好一些。我们各自努力。
这些事和思路，对我从事公益事业有着很大的影响。
单纯地捐钱捐物，适合大机构做，尤其是救命的时候。我们还是一个很小的基金会，需要找到一个最能发挥我们作用的点，用自己认同也擅长的方式来做事。所以我们的项目都会采用人类学的工作方法，去进行深度调查，去找到那个需求是什么，知道什么能做，什么是一厢情愿的设想。
有一次为一所国际学校的家委会做针对青海贫困留守儿童的公益项目，起初他们想要做衣物的捐赠，比如学校里淘汰下来的校服。我和他们说，校服不合适，尺码不合，小学生穿着都大。旧衣服的再利用更适合贫困的成年人，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需要清理、消毒、运输等。需要匹配的每一道程序的成本，可能和买一件新的低成本的衣服差不了太多。
我们的方案是去做基础调研，了解这个地方学生的各项指标，根据这个情况，把物资匹配好，我们来帮助发放到每个人的手上。
我们请在当地支教的清华的学生志愿者帮助调查，记录了那边三所小学里的学生的性别、年龄、身高、体重、鞋码、就读年级等信息，根据这些情况，按照每位两百元的标准，配置了不同的东西。衣服都是合身的，用具和玩偶都不一样，每个包上有他们自己的名字。我们在圣诞节时去那儿，把东西送到孩子们的手里，他们拿起来先翻自己兜里的是什么，特别高兴，因为每个小孩的东西都不一样。
可能这样的方式暂时不能做到很大的量，但可以慢慢建立起一种模式，让每一次的行为都更准确有效一些。
因为是要做很久的事，所以要去选择那些力所能及的，从头到尾地持续下去。比如前面说到的知青老人的项目，如果一次即止，明年他看不着你会特别失望。所以每年都要回去，带他们春游、回家，一直到终老。
说到意义，虽然我们每一次调研，写下的每一篇文章、每一本书都有它本身的价值，但和师兄弟们聊天的时候，也会问自己，我们做学术，做了这么多年研究，到底为社会做了什么？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做这些事情的意义是什么？
我就说，那现在我们来一起寻找意义吧。
如果用人类学的方法和视角来进行调查和研究，让学理落脚在现实中，可以对公益事业有一些促进，让它真正到人群中，可以真的帮助到一些人，我觉得它就是有意义的。对吧？
不能以自己的经验，去建造别人的世界。
知道这点，要先于去做什么。
庸城大姐所赠的手制拖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