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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家教，我母亲是中医，父亲是文人，家里藏书也比较多。从小别人批判《三字经》的时候，母亲让我背《三字经》，逆潮流而动，现在看来很佩服老太太当年对我的这种教育。
父亲藏书很多，我从小就喜欢看，很多藏书是繁体字，逼着我连蒙带猜地认。母亲是中医，在那个年代碰到一些好书不容易，当时也没有复印机，有很多中医的经典她需要抄，也让我抄。我那会儿七八岁，抄的那些中医书都是繁体字。还记得母亲让我抄《黄帝内经》，我给抄成了《黄帝肉经》。所以到上小学的时候，我已经能读很多繁体字的书了。
后来，高三填志愿时，很多人还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但是我从小学一年级就知道我要当中医。我的志向很坚定，很大程度上是受家教的影响。
我这辈子不大喜欢有形的物件。有形的东西确实能看得见摸得着，但我对有形、有质的物质背后的东西更感兴趣，偏于无形。偏于无形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需要你闭上眼睛去思考的东西。
我说再过几年，大家离开GPS都不会开车了。如果车上没有GPS，没有高德地图导航，居然能把车开回家，就觉得这人好像有特异功能，其实它就是无形的本能。
这就涉及汉字了，有这么一个观念：汉字是在“口传心授”“心领神会”这种本能消失以后出现的，就是说，有些东西是“拈花微笑”的，是圣人“行不言之教”的，是我不用说就明白的，但是这个功能退化以后，那只能是立足于文字了。
借助文字以后，这种内在的含义就已经失真了很多。
而我们经历的是汉学或者汉字，包括文言文被消灭的一个时代。20世纪50年代初推广了第一次汉字简化，接着又推广第二次，70年代又推广第三次。
第三次我的印象很深，举例说，“家”字被简化成一个“宝盖头”底下一个人。第三批简化汉字后来被废止了，但基本上所谓的繁体字或者正体字就完全被简化字取代了。
说繁体字，会有人觉得你是想显得有学问吧，真不是这样，因为我是要给人看病的，字的意思不准确就要出问题。
我之所以对汉字感兴趣，是因为在研究汉字以后，发现古代的人已经把很多事整明白了，而且把这字造出来了，就放在那儿。比如很简单的一个字，我们现在说的五脏六腑的“脏”字，也是肮脏的脏。不觉得很可笑吗？你的五脏居然是脏的。
而五脏六腑的“脏”的繁体是“臟”，一个代表肉的月字边加一个蕴藏的“藏”。肮脏的“脏”的繁体是“髒”，是骨头边加一个埋葬的“葬”。字本身已经把意思说得很清楚了，但经汉字简化，这俩字变成一个字。
真正让我对汉字产生兴趣并开始下功夫去研究，是我在国外给外国学生讲中医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我不识字。
什么叫不识字呢？就是说，我虽然认得这个字，但想要真正把它翻译成英文时，又觉得它不对，非常不准确。
举个例子，咳嗽，翻译成英文是cough。但是把“咳”翻译成cough，还是把“嗽”翻译成cough？
这是完全不同的，我发现翻译成英文的困惑来自我在中文上的困惑。
回去就查字典，查资料。大多数公认的说法是，有痰没声，叫嗽，有声没痰，叫咳。我后来一想也不对，既然说有声没痰，那为什么有“干咳”？
我去问老师，老师也不知道，老师问老师的老师，也不知道。所以我就发现，基本上就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后，我们的文化就慢慢断掉了。
最后我就自个儿去找资料，把这个问题研究出来了。其实，咳是从气管、肺里边往外排痰，而吃饱了撑的，从胃和食道里边也往外出痰的，叫嗽。
老话说“饱吹饿唱”，如果唱歌或者唱京戏之前吃太多，这痰就会涌上来糊嗓子，影响发声，所以京剧老生上场之前都要痰嗽一声，清一下嗓子。
古代中医里还说了一句话，说脾胃是生痰之源，肺是储痰之器。换句话说，如果治咳，要去治肺，如果治嗽的话，要去治脾胃，这样就把咳和嗽分开了。
我现在的观点就是大家都认字不识字，一个“疼”、一个“痛”，大家认得吗？认得。但疼和痛有什么区别？
好多人说自己牙疼，我要问你牙疼还是牙痛？说自己心疼，我要问你心疼还是心痛？
因为汉字它有阴阳声，一声二声，我们叫阳声，三声四声，叫阴声。“疼”，往上走，所以我们说灼热、烧灼的感觉，尖锐的，开放的，是疼。“痛”，往下走，闷在里边，阴寒的，叫痛。如果一个病人对自己有很好的知觉，又能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就能跟医生好好交流病症了。
所以要识字。“认”和“识”也不一样，认字但不识字，就是认得怎么写这俩字，但是背后的含义不清楚。所以要先识字，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条件。
现在说台湾人保留了正体字，我们保留简体字。一些人说，台湾人太傻了，比如老师布置个作业，要写个“忧郁的乌龟”，忧郁的乌龟（憂郁的烏龜）的繁体字有很多很多笔画，我们的简化字，一下就写好了。
出于一个浅薄粗鄙的思想去改变，那是你的事，我不反对别人去写简化字，但是我个人认为，中华文明传承到现在，这种优秀的贵族式的保有的东西，是不应该让它断掉的。
现在中医之所以热起来，或者说是有点火，是因为中国人逐渐从贫到富，又由富慢慢往贵上走。“富”和“贵”不一样。
举个例子，春秋时候，宋襄公跟敌人打仗，敌人正过河，过到一半，他手下说，咱打他吧，半渡而击。
宋襄公说不，违反了他的做人原则。敌人过完河了，在河边上排兵布阵，手下说咱们打他吧？他说不，我就要堂堂正正，一定要他摆好阵，我才打。最后人家摆好，一打，他输了。底下人说，你为什么不听我劝？宋襄公说，这是我的做人原则，我输了，我也认了。
我认为宋襄公是个贵族，是讲究吃相的。就是说，如果不讲究吃相，我吃了我也不舒服，讲究吃相，但是我没吃着，我也认了。这种价值观决定了你是择手段还是不择手段。历史的发展中，很多不择手段的人成功了。
但是我不能说因为择手段要被淘汰，我就不择了。两边不相劝，择手段的活着的目的就是不要被那些不择手段的干掉。其实讲究吃相的人顾及的是千秋万代，是长远，不讲究吃相的人就是当时得到这个就行了。
这种“贵”，是人类理性对本能的一种矫正 。
清代石涛的《渊明诗意册页》
“贵”，是一种教养。
这里边说到两个字，一个“教”，一个“养”，它们一直被连在一起说，其实这两个字是反义词，一个是人为，一个是天性。
养是顺应其天性，春天要养生，夏天养长，秋天养收，冬天养藏，这叫顺应，就是顺着自然。教是要违背天性的，是人为了适应族群生活而产生的。
族群会规定“人伦”，比如说在最原始的时候，兄妹是可以通婚的，现在则视作“乱伦”；信某个宗教，可以娶四个老婆，信另一个，只能娶一个，这都是人为，是人所在的族群规定的。
在这个世界上，几千年来，死人最多的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比如战争，这是人的天性。如果顺着天性，人类就会很快灭亡。有个简单的例子。大马哈鱼有个最大的特点叫洄游，逆流而上去产卵，之后就死在那儿，成为一个培养基，培养它的孩子。大马哈鱼为什么这么做？天性，就是老天规定它就这么做；还有螳螂交配完，雌螳螂会吃了雄螳螂，雄螳螂要知道有这么个结果，它还会那么干吗？
假如在洄游途中，突然有一条鱼说：我干吗呢，不行，我找另外一条小河待会儿去；螳螂里边也有一个雄螳螂突然说：我干吗呢，我不干了，或者我能不能找到一个办法，又不被它吃掉？这就是道家了。
道家的性质是“教”，所以有人把道家的“道”，写成偷盗的“盗”，就是偷天换日，观察自然的生灭规律以后，找到了一个让自己过得更好的解决方案。
我们说教养这个事。养就是顺应天性，看见东西好吃就吃，看见美女就去搭讪。教这个字，左边是个孝，孝敬的孝，是教化下的一个典型观念。
那么孝是天性还是人伦？是天性，羊羔跪乳，乌有反哺，禽兽如此，人何以堪是吧？不对。
《黄帝内经》里说“智者察同，愚者察异”，我们观察的得是大概率事件，绝大多数的动物都是弃老的。猴王老了，新猴王要上位，老猴王就很落魄、很孤独地找个地方死掉。这是天性。
中国人讲“孝”，是人伦，是要通过教育让你对老了没有用的人好。这种“人为”，是当这个社会或者群体强大到一定程度以后才可以这么做。
因为老天爷设定的程序是优先强壮的、有繁殖能力的，以及小孩。当极端状况发生的时候，当我们的财力和物力不足以支持整个群体的时候，舍谁？舍老。所以在有些落后地区，年纪大、没有能力的，给放筐里，哥俩抬着去山上，放在一个洞里，给点吃的，让他自生自灭。有部电影《楢山节考》讲的就是这种风俗。
中国人的教育是要把人伦的东西变成天理，就是不管你过得怎么样，哪怕牺牲你自己，牺牲你的孩子，也要对老人好，只要加了个老字，就占着理了。这个事发展到极端，就出现了很夸张的二十四孝，里边有两个故事很灭绝人性：一个因养不活老人而要埋自己的孩子，一个割自己的肉给爹妈吃。埋孩子的后面挖到一罐金子，才遏制住埋孩子的念头，这是多么小概率的事情啊，可能吗？
还有一件事，就是媳妇跟妈掉河里你救谁？这些东西不能回避，这个事不想清楚，将来碰到事不好解决。
先救自己，我不给别人添麻烦已经很厉害了 。如果说我没事儿，那我想救谁就救谁。而且救完以后，永远为我救了那个人而感到自豪，永远不要因为我没救那个人而感到自责。
道家就是让你自己对自己真好，在爱自己的基础上，再谈爱别人。我碰到的很多人都是把自己的日子弄得一塌糊涂，还整天要奉献自己，这都是这几千年培养出来的伪君子，但不自知。
最后，要永远记住，有一个基本的价值观叫“各从其欲，皆得所愿”。你的价值观是什么，你选择什么，那是你的事，求仁得仁。
比如认为汉字应该简化，注拼音，那是你的事；认为白话文和简体字摧残了中华文明，是我的事。你活你的，我活我的。如果你觉得这事这么下去好像有点不对，你想跟我学，那我教你。但我不会拉着别人说，你跟我学学中医，你跟我学学繁体字。
因为不同人的价值观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让谁说服谁，相当于让谁成为谁，不可能。我觉得有分别心是对的，高下之分也是，这在《黄帝内经》里叫“高下不相慕”。
你高，有你高的道理，出身、基因、社会教育等决定了你在哪儿。我是吃我这碗饭的，我就在那儿，但是咱俩没有说你高我就想把你拉下来，或者我见贤思齐，就要和你一样高才行。所以贵族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人贵有自知之明”，就是知道自己是谁，要做什么。
故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
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
——《黄帝内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