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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住在垂杨柳。那时候大家生活水平都差不多，东西少，但是有时间。
因为我妈很好客，我爸又很爱做饭，家里常年有客人，我就很喜欢听他们说世界是什么样子，常和大我十几岁的人聊天。我会问那些人在看什么书。我哥他们就说，在看一本很牛的书，外国的，叫《茶花女》。还有“破四旧”时留下的，剩个三四回的《七侠五义》之类的书。我就问他们借来看。
我很爱看书。那时候大家挣得也不多，好在书少，又不贵，抓到什么就读什么，基本以文史为主。
念进去之后会觉得，自己跟这个世界产生了一个很奇怪的关系，这个世界非常不真实，书里的世界反而真实。暑假的时候朋友来找我玩，天气热，他们看我整个都被汗湿透了，还在那傻乐着看。
当时读到董仲舒读书三年不窥园，觉得这有什么，这完全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啊。
物质生活极为简单，就狂读书不求甚解，那是我在当时的一种“出世”的状态。
还有一种“出世”的状态，和在北京的生活有关。生活的周遭有很强的历史感，这种历史感是周围的东西给你的。
比如一个巨大的王八（就是赑屃，bì xì）驮着一个很高的碑，家的附近就能找到七八处这样的王八，全是那些旧时王爷府邸里的东西，现在就没了。
那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师，很喜欢带着小孩看这些东西，包括去故宫看各种物件。北京能让你看到足够多的关于历史的东西。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边是一些破楼，一边是古代留下来的灿烂文明和博物馆里的东西，那种巨大的反差，其实能让小孩儿想很多事，思考自己对什么更有兴趣。
在北京协和医学院读完医学之后，就去了美国读MBA，28岁第一次坐飞机。去了那边之后才发现，自己还是太喜欢中国。
美国虽好，但就觉得那地方不是你的，和你没有关系，没有什么感觉。但那里有一个特别好的点，在现在的中国都很难做到，就是入库读书。在那里，我和中国的主要联结，就是去看中国的古书。
在大学里，只要拿上学生证，就可以直接进入书库去读书，随便看。书可以说应有尽有，除了个别善本，能想到的经典，差不多都有。
我的阅读兴趣以文史类为主，比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它们足够多，疯狂地看你也不见得看得完。
去年
开始，我重新读《资治通鉴》。一共二百九十二卷，现在读到了一百一十卷，今年我的最大愿望，就是把它读完。
它是一部编年体通史，是了解中国历史的一手资料。反反复复地看，看到历史会重复，人性会重复，看到什么是理性，什么是人性。最大的感受就是，狗改不了吃屎，人性是很难变的。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外戚和阉党，皇帝不信任官员，就像董事长不信任总经理，只信任自己的老婆家人，就是信外戚；有时候连老婆家人都不信任，只相信身边的太监。不信任职业经理人，只信身边人，必然出乱子。唐玄宗年轻的时候英明果断，到了晚年，只相信杨贵妃的哥哥，就有了安史之乱，据说是人类史上最惨烈的战争，比“一战”“二战”还甚。
读MBA期间，我又看了一遍《史记》。在中国历代史书中，它是最初的正史，有个很大的特点，是二十四史里最感情化的一部。
按道理，写历史应该尽量多刨除一点个人感情，司马迁是写二十四史的这些人里最有才情的一个，情感又丰富，被处宫刑后，觉得很委屈，所以写出的史书情感浓烈，悲愤沉郁。像《刺客列传》，写几个杀手，都是历史中的小人物，对历史的走向没有作用，但司马迁写这些人慷慨激昂地赴死，用身体语言、用剑与诗歌去呈现自己。这种朴拙激烈的情感、人物、动作、文字，是中国正史中独一无二的。
第一遍读《史记》是在高中。在美国看了第二遍，仍旧很激动，有大部分男生都会有的幼稚想法，就是要改变世界，要做大事。
在美国的时候二十八九岁，情感比较丰富激烈，看世界相对容易极端。但实际上是泯然众人，无非念了一个医学博士，念了一个MBA，喜欢读点书，偶尔出去旅游一趟，跟你相似的或者比你好的，成千上万。
那时候就有那种要成为“第一”、成为“最”的欲望，要出人头地。这种想法至少持续了十年。
衡量之后，觉得自己在美国很难混得好——也能过得舒服，就是那种所谓的中产，有车有房有俩孩子，但是要到最高处就很难。
如果没有那种超强的好胜心，没关系的，我就过个生活，也很好。虽然没必要事事胜人，但这个好胜心的确推着我在“入世”的道路上走着。
再一个是想报国。就是想让北京更美好，通过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让法律、秩序、生活的丰富、便利都变好，就是那种经世济民的愿望。
后来回国进了麦肯锡，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这个考量。麦肯锡是给大公司出主意定战略的，那就想，比如那些石狮子王八别扔了，集中放在一处，给它们都圈在一起，别都毁了。
麦肯锡的模式就是占据你的各种时间，生活上的一些琐事，都给你安排得很妥帖。
比如让你飞公务舱，给你配秘书，住五星级酒店，有舒适的工作环境，给的钱够多，不给你留下其他时间，也让你不能抱怨。最开始一周工作一百个小时。淘汰率很高，有很强的同侪压力。看着周围，就好像死囚的牢房，过了一年，一半的人没有了。
现在想起来，那里是这个世界上能给我最好的商业基本功培训的地方。比如说如何做一个数学模型，估算一个公司的现金流；如何做一个PPT，用二十几页把东西说清楚；一个Word文档，写三页纸，如何干干净净地把事情说清楚。这些其实都没那么简单。
我们是师父带徒弟的方式，手把手地教。开始不知道怎么做，便先给你拉故事线，先跟你说说每一页大概写什么。结论先不用管，先单页地去写，好像写毛笔字，先教运笔和结体，再教章法。
它有模板，有培训，但是最有用的还是练。麦肯锡不让你有停顿感。刚刚觉得一页PPT我做得已经很漂亮了，OK，再给你一个很模糊的，你自己搭架子，把东西想清楚说明白。这一个刚做完了，那行，你再带俩新人，来做一个更大的项目，怎么收集信息，怎么分析，怎么呈现，怎么跟客户交流，怎么讲PPT，从头到尾。
光是一个讲PPT，也都有很多规矩。比如首先要看站位，你要站在屏幕的一侧，和CEO可以对视呼应的地方，角度差不多是45°，这样你不挡着屏幕，别人也可以用余光看到你。再比如开场，有三种开场方式：问个问题、讲个笑话，或者讲个故事。然后做任何演讲，要先交代你的目的是什么，讲哪些内容，大概分几步，中间让不让人问问题，最后大家可能有什么收获——先给大家一个整体概念，再来讲细节。
这些全是套路，但 套路是一点一滴积累的，无数的套路和技巧让你成为一个专业的人 。
现在观察一些年轻人，都蛮有才气的，大学教育也不错，但中间缺了大量的基本功培训。比如一个会议该怎么开。现在很多的会议，就是开就开吧，告诉我时间，我不迟到就不错了。开会前要准备什么，开会中你要注意什么，会后你要怎么弄，都没有概念。日常工作的会，绝大部分没有议题、没有结论、没有之后的执行清单就开完了。
看上去人跟人一样，但到职业素养的时候，会看到差别太大。我如果五六十岁之后，没有了创作的欲望，至少这块还有好多话可以说，对很多人也会有用。比如可以结合《资治通鉴》来讲管理，怎么管理自己，怎么管理团队，怎么管理事情。
比如管理你的心性和身体。说忙，说心里烦累，我说你跟我比比，跟我两天。好多人跟我一周基本就不行了。你还要有本事吃得饱睡得着，能保持体重，不能一年病三个月，要有作为一个职业选手的基本素质。
比如交给你一个事情，就不能没有下文了。你需要给我落实，要有进展和反馈。先不要求把事情做好、做对、做漂亮，我们说事事有落实，件件有反馈，这点事都做不到，就没什么可谈的。还有曾国藩说的“期于立办，无所挂碍牵掣于其间”，有事给它办了，别拖，能提前的提前，因为不知道还有什么事情会发生。
比如说记笔记。我觉得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跟我开会的一些年轻人，就抄个手，什么都不带，一天之后忘记60%。也别说你是天才，除非你给我证明。
比如说早起。在北京有些大爷是这样的，基本12点之前起不来，起来醒一醒，吃个中饭，万一又困了，再睡个午觉，下午4点才开始干第一件事。
比如准时。你说北京堵车，北京什么时候不堵呢？这是常识。除非出了车祸之类极其意外的情况，才可作为迟到的理由。
……
记得当时我已经是资深项目经理了，处理的也是挺复杂的事，有一次跟合伙人一块去谈事。因为还有几个相关的人不在，我说我花半小时写一个会议纪要，给大家发出来。带我的老师说，你至少要一个小时，很可能要一个半小时才能写完。结果我真是一个半小时才写完。
诸如此类的东西，可能现在这么听着会觉得太老派、老土了，但我觉得挺受益的。40岁之前，我在协和、麦肯锡，还有后来的华润、中信，那十多年的工作和学习，是绕不过去的训练。
或许你能遇上特别好的师父，有可能缩短一点时间，但完全跳开挺难的。也可能有所谓的顿悟，这在文艺上有，但我见过的更多的不是顿悟，其实好多人是假装自己醒悟，是自己以为自己行。
有机会入世做事就做事，有时候弄得满脑子都是钱、数学模型、效率，因此没机会做事或者做事做多了的时候，就回来给自己找些平衡。
我就把写作、读书、收集喜欢的古董当成最主要的平衡。
我在《智族GQ》有个专栏，从它2009年创刊到今年，写了八年，换了六个编辑，一直都没停，就是每个月都要到截稿时间才交稿。好处是我三年就出一本书。
孩童
青年
职业人士
《时尚COSMO》也写了三四年，也快一本书了。这是一个逼着自己写的状态。
所以我很感激我的这些全职工作。写字能让我快乐，但毕竟还是个会让人心理有压力的事情。一是之前商业上的那些培训，让我对任务的实现非常介意：你告诉我的事，我一定给你做了；二是全职的工作基本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时间去担心和焦虑；三是这些工作会让你遇到一些新的事，比如要去做一些topic（主题演讲），你想着怎么说，就等于讲的时候在打腹稿，转回来，就可以落到文字上，也是一个很好的互动。
周末的时候，我看书，写短的东西。每年春节写长篇，把假期攒一攒，能休十二三天，陪陪父母，吃吃东西，就开始写。一个长篇，三年完成。
《搜神记》总共十万字，八个故事。有年春节写了五六个，我还挺感动的。现在还能集中一段时间写一些好东西，就觉得做职业选手长期培养出来的那些素养挺强大，能战胜年龄和时间。
《活着活着就老了》那本杂文集，2008年结集，到现在十多年了，每年都能卖十几万册。一年突然卖100万册的书有好多，但稳定地卖十年的，太少了。还有《万物生长》，2001年出版，也还在卖。
我的工作和写作节奏，这么多年都没停，也快不起来。我不停，也更长久。咱们别只看一两年，过二十年再看看。
我这类作家，有一个合适的英文词叫media，就是把自己当成一个介质，实际上是老天借助你这肉身性灵去感受、去表达。
古代的巫师体系就是这样的。所谓传递其他世界的声音，不是通过别人，而是通过反观自己。外界输入信息，然后你产生通道，再呈现出去——跟沉香、珍珠的形成机制类似：外界给你个刺激，苦也好，乐也好，你自己再消化，再分泌，再包裹，再呈现。
你说这是不是你的东西，不见得百分百是，但是不是跟你有极强的关系？是的。
这一类的写法，或者这一类艺术的创作法，适合那种敏感度足够高、表达能力足够强的人。他不需要太借助别人的感官去理解世界，他消化自己的信息已经足够忙的了。
各种写作方式，我觉得没有对错，只是门派问题，但有时候会出现偏差。有些应该很适合“反观自照”地去表达的人，被一些评论引偏了，莫名其妙地去看别人，通过别人的角度去呈现，写出很多大而全的东西、全知视角的东西，从上帝的角度写作。
本来有天赋的人就不多，本来你是适合从自己的角度来看整个世界、理解整个世界的，偏要去离开本来已经很独特的自身的宝藏，去用上帝视角，东抓一点西抓一点，了解的可能都是皮毛，皮毛的东西太多了，人都迷失了。
这有点像买股票，搞组合——每一个天赋好的艺术家和创作者，从他的角度，尽量自由、自在、自然、自信地表达自己；作为读者或者受众，得以选择不同的这样的人，去构建他自己对世界的认知。
如果我是一个读者， 我不需要一个人告诉我整个世界是什么样子，你只要告诉我你看到的就好 。我觉得这样的文学是更真切和更美好的。
这一点我很明确，也越来越自省，我有足够的浑不吝和足够的自知说：与其打理外界，不如想想自己。如果没什么需要表达的，就换个别的事干，世界太大，可做的事很多。
我现在的生活很忙碌，平均每周出差飞两次。随身有一个公文包，包里有各种东西，比如泡茶方便的保温杯、用来开电话会议的设备、帮助我克服睡觉前看手机的kindle、一些把玩的小玉件、写字用的帖和书等。
这些都是照顾眼耳鼻舌身意的东西，具有功能性。我也会带一些喜欢的古董在包里，比如喝茶的杯子。
我喜欢老窑瓷器，比如常带着一个建盏，我喜欢它是因为我碰到它、看到它的每一个瞬间，得到的都是对的信息。
建窑在福建建阳那边，那里是中国历史上喝茶最有渊源的地方，出器皿，又是岩茶的主要产地。我喜欢喝岩茶，所以盏和茶本身是搭的。
它的器形有点像汉代的羽觞，有点慢慢飞的感觉。对着光看，它里面有很多虹彩，叫蛤蜊光，像夜空一样，上水之后更明显，拍也难拍出来，就好像一些书一样，表面上普通，实际上里边有很多很神奇的东西。
还有一个钧窑的茶杯也会带。钧窑在中国瓷器里，颜色算是相对夸张一点的，比较鲜艳。
我觉得有两种鲜艳。不喜欢的是乾隆朝的那类鲜艳；喜欢的，譬如看莲花和莲叶，很俗的红配绿，但不会觉得不舒服。我觉得钧窑就是这类的鲜艳。
这个杯子的蓝就很像某种天空，某种湖水。它是个老东西，又是手工的，有各种不完美的地方，极为丰富。
有时候发个呆，稍稍停下来，看一看，里面有黄、蓝、红、紫，看多了，就像看一个池塘一样。
有时候就会想，我的经历其实跟中国传统里的文人是一脉相承的。
那时候的人哪有什么专业文学家、专业写字家？
苏东坡可能是处级、局级干部，王安石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相当于国家领导人。做文章，搞艺术，实际上是让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仕人阶层，能够舒缓一下身心，平衡一下自己。
入世出世，其实不是说绝对和相对，而是某种平衡。
文人首先要把自己收拾好了，再适度地帮助他人。别给别人造成很多麻烦，身体也别，精神也别——不是说你不能生病，不能抱怨，而是别老这样。文人的修行是有步骤的，就是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己像一朵花似的，先活开心了、活好了，这是很重要的。
现在去日本，我最深刻的体会，除了干净，就是人们不麻烦别人的生活状态。比如出租车司机，白发老头，很绅士，把自己收拾得好好的，在街上工作完，回家背首诗。我觉得这样的就可以定义成文人。
还有一点，就是要有平常心面对自己的境遇。你和世界，肯定是世界改变你为主。我刻过一个闲章，“三代而下，达则为孔明，穷则为渊明，不坠牛屄德行”。所谓“不坠青云之志”，就是“不坠牛屄德行”，就是你自己无论在什么样的境遇下，都能有自己的三观、底线、生活习惯，能有自己的开心。把这些东西平衡好，就是一个牛的文人。
写诗，是唯一不归我控制的东西。
你给我半天，我写个千字文、杂文，可以写得不错。你给我三十天，我写个长篇，问题也不大。但是你给我多长的时间，让我写三首诗，太难了，求不来。
读诗、背诗是很多年来的习惯。我的kindle里有《唐诗三百首》。《全唐诗》我也都读过，虽然不是都能记住，但能培养语感。后来别人跟我说，看我写的那些东西，句子里边有节奏。现在想来，有可能一来是天生的，二来跟早期不求记住、大量读诗有关系。
写完一篇文章之后，你会开心，一是一件事情完了，二是觉得一些地方写得真好，觉得能达到我心目中的文字英雄的水平。有狂喜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失望的时候，感到自己能力有限，甚至语言乏力。看这种起伏，就像看四季看阴晴一样。
我写“春水初生，春林初盛，春风十里不如你”那个句子，之前有人说是抄杜牧的“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最近有一些半吊子文化人说那其实是形容青楼女子之类的。你如果真明白，就会发现这是太不容易的创作。
杜牧原来是说，走了很长一段路，见到的人都没这个人漂亮。我的诗的意思是说，这么美好的一条路，它所有的美好加在一起都没你好。实际上，完完全全是一个通感的东西，不是一个人和另一个人比。
能写出好诗的状态，在我就是喝多了的时候。酒精能帮助我打破脑子里一些固有的界限。
人在长期严格的工作和生活训练中，会有一些套路，会成为绑着你的东西。有时候你越挣扎，绑得越紧，比如，让能写好看的书法的人把字写丑，十个有九个做不到。
喝多不是微醺，基本是半醉、沉醉，但是又没有喝到完全糊涂。我老做这个比喻，就好像脑子里边有一个湖，你潜到了湖底，就会挖出一些字句来。
这就是言语没法说的东西了。就像李白写的“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这20个字怎么出来的，他没法跟你说。美不美？太好了。
还有“香亦竟不灭，人亦竟不来。相思黄叶落，白露湿青苔”，意思就是香不灭，人不来，一直很想她。换成口语，差很远。没办法，李白就是李白，你再不喜欢他，再觉得他怎么样，他就是李白。
还有一些散文类，比如张岱。张岱就是文笔好，就跟一姑娘天生长得好一样，没办法，整个元朝、明朝，也没那么几个人。比如他写在西湖看雪：“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
每个字都很简单，场景不仅美，还有一种“天人合一”的心境在。
没办法，再过五百年，张岱还是张岱，李白还是李白。完全不公平，这个世界就这个样子，一点办法都没有。
2015年年底，我从香港搬回了北京。
我把各处存的东西都搬回了垂杨柳，在老宅子旁边买了一个房子，能把它们都搁下。
回来的主要原因，是觉得来日无多。
我算了算前面这二十年，我写作、做事的速度，基本能有一个大概的估计。
一方面，自己还要写一些东西；另一方面，越来越觉得还是要回到协和、回到医疗这些我以为的正事上，做一些投资，培养一些人。做这两块，最好的地点就是北京。
还有一点，即使理性上再否认，人都会有一个循环。我觉得人如果向死的时候跟生的时候的地理位置比较近，想事情可能会更容易明白。
现在想起来，我从小到大的变化，无非是境遇的差异。境遇把我带到不同的人身边，不同的环境和事情里面。但是我喜欢的东西、我自己的状态，本质上几乎没变。
比如所谓的好胜，还是没变。比如当时说“用文字打发时间”，现在无非是说“用好、用尽我自己这块材料”，没有本质的区别。
有些习惯也没变，这些习惯能带来真的快乐，比如读读书，跟好朋友一块喝顿酒，自己睡个午觉，喝喝茶。差不多也就那样，完全没变化。
变化呢，也有。年轻的时候太执着，一定要怎么样，认为自己能改变世界，现在觉得收放更自如，进退要得体得多。现在更有大局观，心情也更平静，不会过分兴奋，过分悲观。
曾经还想要看尽天下书。前一阵说起西方哲学的东西读得特别少，要不要读一下，还想过要不要把数理化重新再看一遍，原来懂的全忘了。后来一想算了。这些想法可能只是个贪婪。以前在心理上不允许自己有缺，现在无所谓了，缺就缺，因为你明白，在比较擅长和喜欢的领域，已经读完了。
三分之一的时间出差，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家里，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我的庙里。日常的生活作息是1点左右睡觉，7点起床，几十年如一日。
我租了山门殿当工作室，有一个天然的吸引力——哪怕有一整天的事，一旦走进来，心突然就静下来了，就感觉这里特别能让人凝聚心神。哪怕是那种一瞬间的感觉，也很重要了。
我的这间庙最好看的时候，是夕阳西下的时候。今天下过了雨，那云彩刚打开，云开见日的时候也很漂亮。原来我写毛笔字一直有困扰，那天我在海南看到大朵大朵的云彩在一望无际的天上，突然就觉得老天就是拿云彩做字。你很少会觉得一朵云彩难看吧？
放下心里想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放下各种束缚，老天也可以拿你做字。
为什么做不到？ 心里杂七杂八的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能像一棵植物？为什么不能像云一样？这就是一种修行。得看造化，再遇上好老师，再需要点时间 。
有一回去西安的鸠摩罗什草堂寺，当时我脑子里就有一个感觉：其实土地是不变的，老天爷就把这土地当成一张纸，反反复复在写一些东西，你能看明白就看明白，看不明白就算了。就是这样一种感觉。
做职业选手长期培养出来的那些素养挺强大，能战胜年龄和时间。
常带在身边的建盏和钧窑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