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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196—219）是东汉末代皇帝汉献帝刘协的年号，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从黄巾起义到魏明帝景初末年，大约五十年时间。
建安时代，政治动荡，战事连年。在东汉末群雄并峙逐鹿中原的争夺兼并中，曹操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并吸引大批文士，形成了以曹氏父子为核心的邺下文人集团。建安时代的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空前繁荣，成为了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
“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时代特征，建安文人开阔博大的胸襟、追求理想的远大抱负、积极通脱的人生态度，直抒胸臆、质朴刚健的抒情风格，形成了建安诗歌所特有的梗概多气、慷慨悲凉的风貌，为中国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并确立了“建安风骨”这一诗歌美学风范。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叹、强烈的个性、浓郁的悲剧色彩，这些特点构成了“建安风骨”（也叫“汉魏风骨”），对后世诗歌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李白有“蓬莱文章建安骨”之句。
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是“三曹”和“七子”，而以“三曹”为核心。
曹操（155—220），字孟德，是当时的大政治家、大军事家，也是一个卓有成就的诗人，沛国谯县人（今安徽亳州谯城区）。东汉末在镇压黄巾起义中逐渐强大，遂统一北方，封魏王。其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为武帝。他的诗作现存二十多首，几乎全部是乐府体。
曹操的诗往往以政治家的眼光去审时度势，评论政治。他的《薤露行》和《蒿里行》真实地记录了汉末的政治现实，对统治者的政治得失作了恰当的批评。明代人钟惺《古诗归》称它是“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作为一个政治家，曹操在诗歌中也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如《短歌行》（“对酒当歌”）、《步出夏门行》之《观沧海》《龟虽寿》等。《龟虽寿》是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北征乌桓凯旋途中所写，抒发了“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情壮志，整首诗歌慷慨激昂，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宋人敖陶孙《诗评》说“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指的就是这些作品。
曹操还写了一些游仙诗和写景诗。游仙诗在曹操诗中占一定比重，如《气出唱》《精列》《秋胡行》《陌上桑》等。有的在游仙描写中寄托着人世的感慨（如《精列》），有的内容玄虚荒诞，艺术上无可取之处。其写景诗名作是《步出夏门行》之《观沧海》。
曹操在诗歌创作方法上不仅学习汉乐府民歌，而且以乐府来写时事，这对后世拟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有一定影响。更可贵的是，他对乐府的题材内容多有开拓，像《薤露行》《蒿里行》均是汉乐府古题，是丧葬的挽歌，他却用来写汉末时事；《陌上桑》在汉乐府中是写秦罗敷的故事，他却用来写游仙，完全脱离了汉乐府旧题内容的束缚，为后世诗人运用旧题来抒写时事树立了榜样。
曹操诗歌的语言质朴，不尚华饰，有很多明白如话的诗句，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等，把生活中的口语稍加修整入诗，这正是他学习汉乐府民歌的表现。他的诗有杂言、四言和五言。特别是四言诗到了曹操手里似乎又有了生气，他的几首最为人称赞的作品都是四言体，如《短歌行》（“对酒当歌”）、《步出夏门行》四首等。其原因在于曹操不刻意模仿《雅》《颂》，不追求庄重典雅的假古董的形式，所以能随心所欲地驱使语言表情达意，情真意切。
曹丕（187—226），字子桓，是曹操的次子。曹操死后不久废汉自立，建魏国，史称魏文帝。
曹丕的诗歌创作成就比不上曹操和曹植，但也自有他的特点和成就。曹丕的诗在反映社会现实方面不够广泛，但一些写游子思妇的诗往往写得深婉悲切，反映了社会动乱的一个侧面。如《杂诗》二首，其一写一个游子在漫长的秋夜中思念故乡，哀切动人，很得《古诗十九首》的遗意；其二写游子滞留他乡的思想感情，“客子常畏人”，很真切地道出了游子的心理状态。《见挽船士兄弟辞别诗》写一个纤夫向兄嫂托付妻子的情形，也反映了当时人民抛妻别子、背井离乡的社会现实。
曹丕的不少诗表现了对不幸妇女的同情，《燕歌行》二首都是写妇女思念远行丈夫的诗，其一曰：
秋风萧瑟天气凉，
草木摇落露为霜。
群燕辞归雁南翔，
念君客游思断肠。
慊慊思归恋故乡，
君何淹留寄他方。
贱妾茕茕守空房，
忧来思君不敢忘，
不觉泪下沾衣裳。
援琴鸣弦发清商，
短歌微吟不能长。
明月皎皎照我床，
星汉西流夜未央。
牵牛织女遥相望，
尔独何辜限河梁！
诗人抓住秋天的物象特征，极力营造了一派萧索悲凉的环境气氛，衬托思妇落寞、孤寂的心境。王夫之推崇它“倾情、倾度、倾色、倾声，古今无两”（《古诗评选》第一卷）。
曹丕的诗在艺术风格上秀丽婉约、含蓄曲折、情随文移，如上面的《燕歌行》其一就是如此。沈德潜《古诗源》卷五说：“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在语言上，曹丕的诗如家常对话，细声细语，平心静气，形成了他的独特风格。他在诗歌语言形式上最先运用完整七言形式，这是文学史上的创举，对我国诗歌七言形式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燕歌行二首》就是我国目前现存最早的完整七言诗。曹丕还著有文学批评专论《典论·论文》。
曹丕是建安文坛的实际领导者，对繁荣建安文学起了重大作用，他自己的创作也取得了独特的成就。
曹植（192—232），字子健，曹操第四子，曹丕同母弟。
曹植的一生有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其分界线在黄初元年（220）。在此之前，他是曹操的爱子，过的是公子王孙的优游生活。曹植在早年就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曹操曾几次打算立他为太子，但是他毕竟文人气太重，而他的对手曹丕则颇会玩弄权术，所以在与曹丕争夺帝位的斗争中以失败告终。曹操死后，他失去了保护，曹丕对他因嫉恨而进行一系列迫害，几次遭遇杀身之祸。后期他名为王侯，实为囚徒，郁郁寡欢中于魏明帝曹叡太和六年（232）去世，享年四十一岁。
曹植是个早熟的天才，才思敏捷。《三国志·陈思王传》记载，他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十万言”。十九岁时，父亲曹操建铜雀台成，曹植“援笔立成《登台赋》”。相传曹丕曾想借口杀他，命他七步作诗，曹植立即成诗一首，就是后来的《七步诗》，诗里用萁豆相煎比喻兄弟相残，真实反映了曹植后期的政治处境。
曹植是个全才的作家，但以诗歌的成就最高。曹植诗现存近百首，有比较广泛的内容。
曹植描写社会现实的诗虽不多，却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建安时代的社会面貌。如《送应氏二首》，它与曹操的《蒿里行》、王粲的《七哀诗》其一同为“汉末实录”的诗史。同时他也在诗歌中对广大人民的痛苦寄予深深的同情，如《泰山梁甫行》（“八方各异气”）通过对边海人民苦难生活情景的描写，表达了诗人深挚的同情之心。
在另外的一些诗中，诗人通过对游子思妇的离别相思的描写，反映了时代的动乱。《杂诗六首》是写游子思妇的典型作品。《门有万里客行》是一首叙事诗，写一个漂泊四方的游子萍踪不定，万里作客。从诗人与他的对话中，可以感受到诗人对“万里客”的深切同情。
曹植是个典型的诗人，有着丰富的热烈情感。在他的作品中，有不少是写朋友、兄弟之情的，如《赠徐幹》《送应氏》《野田黄雀行》等，其中《赠白马王彪》是最突出的一篇，哀哀相诉，令人几欲一洒同情之泪！
曹植有不少关涉男女爱情的诗歌。《美女篇》写美女盛年不嫁，好像是写婚姻问题，但最后几句慨叹：“媒氏何所营，玉帛不时安。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众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观。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其感慨之深，似是以美女求嫁无媒比喻自己报国无路。但是像另外一些诗歌，如《七哀》《闺情》（“揽女出中闺”）等，完全是哀怨缠绵的情诗。
曹植的诗歌中，有许多诗人直抒其志向的作品。在早期，诗人有建功立业的远大志向，希望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他常说：“君子通大道，无愿为世儒”“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国仇亮不塞，甘心思丧元”。在《白马篇》里他塑造了一个爱国的幽并游侠的英雄形象，在《名都篇》里，诗人对“京洛少年”的“骑射之妙，游骋之乐，而无忧国之心”（《乐府诗集》卷六三）作了深切的批判，表现了诗人自己的爱国激情。但在后期同样表现自己志向理想的作品中，前期那种乐观豪迈的情绪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壮志难酬的哀怨情调和悲愤难平的心情。《杂诗》其五就是这样的诗。诗人向往着“赴国忧”，驰骋万里，去平定东吴，但是渡江无舟，报国无门。一方面是心怀报国之志；另一方面不得不“闲居”，这就是诗人晚年时的矛盾，所以他愤愤不平地说：“烈士多悲心，小人偷自闲。”（《杂诗》其六）诗人就是在这种心情中结束了自己壮志未酬的一生。
曹植是建安诗坛上最杰出的诗人，他的诗歌给读者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骨气奇高”和“词采华茂”。所谓“骨气奇高”，就是指他的作品有着刚健雄奇的艺术风格，即有所谓的“建安风骨”。例如他的名作《白马篇》，全诗笔力雄健，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极富感染力。再如《杂诗》其五（“仆夫早严驾”），诗中主人公一往无前、义无反顾的形象极为感人。曹植诗歌“词采华茂”在建安诗人中是很明显的。他的《公宴诗》用极其浓丽的句子写出了西园的美景，中间“明月澄清影”以下八句渐趋对偶，“澄”“冒”“跃”“鸣”几个动词也用得十分恰切，提振了全篇的精神力量，体现了曹植诗歌语言修整华丽的特点。
至于曹植的乐府诗，更是在向汉乐府民歌学习的基础上，大大地文人化了。如《美女篇》，就有汉乐府《陌上桑》的影响，但是辞藻华丽，描写手法上也更加讲究章法层次，这些就说明曹植把乐府诗大大地文人化了。
曹植的诗歌还喜欢用比兴，往往借比兴来托寓自己的政治处境，有时全诗用比体。《美女篇》是借美女盛年不嫁比喻自己报国无门；《野田黄雀行》用少年救黄雀比喻自己企图求援临难的友人；《吁嗟篇》以“转蓬”的漂泊无定，比喻自己不得安定的政治处境，都十分贴切。
曹植还写有著名的辞赋《洛神赋》。总之，曹植诗歌的成就是杰出的，其辞藻的华丽和风格的刚健在建安诗坛上无人能比。这两方面对后世诗坛的影响各有不同，辞藻的华丽增强了诗歌的美感，为晋以后诗人追求辞采的形式主义作出了榜样；风格的刚健则激起了后代诗人追慕建安风骨的热情。
“七子”之称初见于曹丕《典论·论文》，指孔融（153—208）、王粲（177—217）、刘桢（？—217）、阮瑀（约165—212）、陈琳（？—217）、应玚（？—217）和徐幹（171—218）。“七子”之中，孔融年辈较高，政治上反对曹操，在父子的伦理上他公然大反孔孟儒家旧说，被曹操冠以“败伦乱理”的罪名而杀害。其余六人则都是曹氏父子的僚属和邺下文人集团的重要作家。他们都亲身经历了汉末动乱，有一定的政治抱负，因此在创作上表现出一些共同特征。“七子”中以王粲、刘桢成就最为突出。
“七子”的不少诗歌反映了社会的动乱、诗人的理想抱负和遭遇。反映动乱的代表作如王粲的《七哀诗》其一：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
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
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
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
“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
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
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
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清人沈德潜说这首诗是“杜少陵《无家别》《垂老别》诸篇之祖”（《古诗源》卷六）。其他如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阮瑀的《驾出北郭门行》都是有现实性的作品。
表现理想和抱负的，如刘桢的《赠从弟》三首其二：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
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
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
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诗歌托物言志，松柏不怕严寒的品格象征着诗人自己美好刚正的品格，正好看出他“真骨凌霜，高风跨俗”（钟嵘《诗品》）的风格。
蔡琰（177—？），字文姬，陈留圉（今河南杞县）人，汉末著名文学家蔡邕的女儿。自幼博学多才，精通音律，擅长书法。幼年曾随被陷获罪的父亲度过一段亡命流离的岁月。十六岁嫁河东卫仲道，不久，夫死，无子，回娘家居住。汉末军阀混战当中，她被董卓部下所掳，流落到南匈奴，为左贤王妻。在胡生活十二年，生二子。建安十二年（207），曹操统一北方后，派人把她赎回，并令改嫁同郡董祀。蔡琰“感伤乱离，追怀悲愤”，作《悲愤诗》。全诗字字血、声声泪，展示了一幅触目惊心、惨绝人寰的情景，令读者不忍卒读：
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
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
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
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
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
……
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
失意机微间，辄言毙降虏。
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
……
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
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
作品以自己亲身经历的悲惨遭遇，深刻揭示了汉末动乱中广大人民特别是妇女的不幸命运。全诗叙事波澜曲折，抒情如泣如诉，有强烈的感染力和隽永的艺术魅力。这是中国诗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首自传体长篇五言叙事诗。
另有骚体《悲愤诗》和《胡笳十八拍》均署名蔡琰，疑是后世伪托。
总之，建安文学是文学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当然也是诗歌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诗歌、辞赋以及散文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诗歌，掀起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人诗的高潮，从此奠定了文人诗的主导地位。
建安文学的辉煌成就，对后来文学艺术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北朝刘勰和钟嵘反复推崇建安时期的文风；唐陈子昂盛赞“汉魏风骨”，李白有“蓬莱文章建安骨”的诗句；当代鲁迅先生赞誉道：“建安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从这个时候起，人们开始认识到文学有它自身的价值和独立的地位。”
1．作品赏析
余告之曰：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 ［1］ 。荣曜秋菊，华茂春松 ［2］ 。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 ［3］ 。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 ［4］ ；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 ［5］ 。秾纤得中 ［6］ ，修短合度 ［7］ 。肩若削成，腰如约素 ［8］ 。延颈秀项 ［9］ ，皓质呈露 ［10］ 。芳泽无加，铅华不御 ［11］ 。云髻峨峨 ［12］ ，修眉联娟 ［13］ 。丹唇外朗，皓齿内鲜 ［14］ 。明眸善睐 ［15］ ，靥辅承权 ［16］ 。瓌姿艳逸 ［17］ ，仪静体闲 ［18］ 。柔情绰态 ［19］ ，媚于语言。奇服旷世 ［20］ ，骨像应图 ［21］ 。披罗衣之璀粲兮 ［22］ ，珥瑶碧之华琚 ［23］ 。戴金翠之首饰 ［24］ ，缀明珠以耀躯。践远游之文履 ［25］ ，曳雾绡之轻裾 ［26］ 。微幽兰之芳蔼兮 ［27］ ，步踟蹰于山隅 ［28］ 。于是忽焉纵体，以遨以嬉 ［29］ 。左倚采旄 ［30］ ，右荫桂旗 ［31］ 。攘皓腕于神浒兮 ［32］ ，采湍濑之玄芝 ［33］ 。
【注释】
［1］“翩若”二句：翩然若惊飞的鸿雁，蜿蜒如游动的蛟龙。翩，鸟疾飞的样子，此处指飘忽摇曳的样子。惊鸿：惊飞的鸿雁。婉：蜿蜒曲折。这两句是写洛神的体态轻盈、婉转。
［2］“荣曜（yào）”二句：容光焕发如秋日下的菊花，体态丰茂如春风中的松树。荣：丰盛。曜：日光照耀。华茂：华美茂盛。这两句是写洛神容光焕发、充满生气。
［3］“髣髴”二句：时隐时现像轻云遮住月亮，浮动飘忽似回风旋舞雪花。髣髴：若隐若现的样子。飘飖：飞翔貌。回：回旋，旋转。这两句是写洛神的体态婀娜，行动飘忽。
［4］皎：洁白光亮。太阳升朝霞：太阳升起于朝霞之中。
［5］迫：靠近。灼：鲜明，鲜艳。芙蕖：一作“芙蓉”，荷花。渌（lù）：水清貌。以上两句是说，不论远远凝望还是靠近观看，洛神都是姿容绝艳。
［6］秾：花木繁盛，此处指人体丰腴。纤：细小，此处指人体苗条。
［7］修短：长短，高矮。以上两句是说洛神的高矮肥瘦都恰到好处。
［8］“肩若”二句：肩窄如削，腰细如束。削成：形容两肩瘦削下垂的样子。约素：一束白绢。素：白细丝织品。这两句是写洛神的肩膀和腰肢线条圆美。
［9］延、秀：均指长。颈：脖子的前部。项：脖子的后部。
［10］皓：洁白。呈露：显现，外露。
［11］“芳泽”二句：既不施脂，也不敷粉。泽：润肤的油脂。铅华：粉。古代烧铅成粉，故称铅华。不御：不施。御：用。
［12］云髻：发髻如云。峨峨：高耸貌。
［13］联娟：微曲貌。
［14］“丹唇”二句：红唇鲜润，牙齿洁白。朗：明润。鲜：光洁。
［15］眸：目中瞳子。睐（lài）：顾盼。
［16］靥（yè）：酒窝。辅：面颊。承权：在颧骨之下。权，颧骨。
［17］瓌：同“瑰”，奇妙。艳逸：艳丽飘逸。
［18］仪：仪态。闲：娴雅。
［19］绰：绰约，美好。
［20］奇服：奇丽的服饰。旷世：举世唯有。旷：空。
［21］骨像：骨骼形貌。应图：指与画中人相当。
［22］璀粲：鲜明貌。一说为衣动的声音。
［23］珥：珠玉耳饰，此处用作动词，作佩戴解。瑶、碧：均为美玉。华琚：刻有花纹的佩玉。琚：佩玉名。
［24］翠：翡翠。首饰：指钗簪一类饰物。
［25］践：穿，着。远游：鞋名。文履：饰有花纹图案的鞋。
［26］曳：拖。雾绡：轻薄如雾的绡。绡：生丝。裾：裙边。
［27］微：轻微。芳蔼：香气。
［28］踟蹰：徘徊。隅：角。
［29］“于是”二句：忽然又飘然轻举，且行且戏。纵体：身体轻举貌。遨：游。
［30］采旄（máo）：彩旗。采：同“彩”。旄：旗杆上的旄牛尾饰物，此处指旗。
［31］桂旗：以桂木做旗杆的旗，形容旗的华美。
［32］攘：此指挽袖伸出。神浒：为神所游之水边之地。浒：水边泽畔。
［33］湍濑：石上急流。玄芝：黑色芝草，相传为神草。
【评析】
《洛神赋》为曹植辞赋中的杰出作品。作者以浪漫主义的手法，通过梦幻的境界，描写人神之间的真挚爱情，但终因“人神殊途”无从结合而惆怅分离。
选段以一连串生动奇逸的比喻，对洛神初临时的情状作了精彩纷呈的形容：“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颻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蓉出渌波。”其形象之鲜明，色彩之艳丽，令人目不暇接。其中，“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尤为传神地展现了洛神飘然而至的风姿神韵。它与下面的“轻云之蔽月”和“流风之回雪”，都从姿态方面给人以轻盈、飘逸、流转、绰约的动感；而“秋菊”“春松”与“太阳升朝霞”和“芙蓉出渌波”，则从容貌方面给人以明丽、清朗、华艳、妖冶的色感。这种动感与色感彼此交错和互相渗透，织成了一幅流光溢彩的神奇景象。在这种由反复比喻营造的强烈艺术效果的基础上，作者进一步使用传统手法，对洛神的体态、容貌、服饰和举止进行了细致的刻画。这位宓羲氏之女身材适中，垂肩束腰，丽质天生，不假粉饰；她云髻修眉，唇齿鲜润，明眸隐靥，容光焕发；加之罗衣灿烂，佩玉凝碧，明珠闪烁，轻裾拂动，更显得“瓌姿艳逸，仪静体闲”。作者的这些描绘，使人联想起《诗经》中对卫庄公夫人庄姜的赞美：“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娥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卫风·硕人》）；也使人联想起宋玉对东邻女的称道：“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登徒子好色赋》）。作者显然受了他们的影响，但是他比前人更重视表现人物的动态美。
2．佳句欣赏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
——曹丕《燕歌行》
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
——陈琳《饮马长城窟行》
征夫心多怀，凄凄令吾悲。
——王粲《从军诗》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
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
——刘桢《赠从弟》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曹操《龟虽寿》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曹操《蒿里行》
丹霞夹明月，华星出云间。
——曹丕《芙蓉池》
顾盼遗光彩，长啸气若兰。行徒用息驾，休者以忘餐。
——曹植《美女篇》
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
——曹植《白马篇》
迅风拂裳袂，白露沾衣襟。
独夜不能寐，摄衣起抚琴。
丝桐感人情，为我发悲音。
——王粲《七哀诗》
1．简述“建安风骨”的特点。
2．简述建安文学的成就。
3．推荐阅读：曹丕《燕歌行》、曹植《白马篇》、蔡琰《悲愤诗》。
（1）
对于那个时代、那些人物，我一直不敢动笔。
岂止不敢动笔，我甚至不敢逼视，不敢谛听。有时，我怀疑他们是否真的存在过。如果不予怀疑，那么我就必须怀疑其他许多时代的许多人物。我曾暗自判断，倘若他们真的存在过，也不能代表中国。但当我每次面对世界文明史上那些让我们汗颜的篇章时，却总想把有关他们的那些故事告诉异邦朋友。异邦朋友能真正听懂这些故事吗？好像很难。因此也唯有这些故事能代表中国。能代表中国却又在中国显得奇罕和落寞，这是他们的毛病还是中国的毛病？我不知道。
像一阵怪异的风，早就吹过去了，却让整个大地保留着对它的惊恐和记忆。连历代语言学家赠送给它的词汇都少不了一个“风”字：风流、风度、风神、风情、风姿……确实，那是一阵怪异的风。
说到这里读者已经明白，我是在讲魏晋。
我之所以一直躲避着它，是因为它太伤我的精神。那是另外一个心灵世界和人格天地，即便仅仅是仰望一下，也会对比出我们所习惯的一切的平庸。平庸既然已经习惯也就会带来安定，安安定定地谈论着自己的心力能够驾驭的各种文化现象似乎已成为我们的职业和使命。有时也疑惑，既然自己的心力能够驾驭，再谈来谈去又有什么意义？但真要让我进入一种震惊和陌生，依我的脾性和年龄，毕竟会却步、迟疑。
半年前与一位研究生闲谈，不期然地谈到了中国文化中堪称“风流”的一脉，我突然向他提起前人的一种说法：能称得上真风流的，是“魏晋人物晚唐诗”。这位研究生眼睛一亮，似深有所悟。我带的研究生，有好几位在报考前就是大学教师，文化功底不薄，因此以后几次见面，魏晋人物就成了一个甩不开的话题。每次谈到，心中总有一种异样的涌动，但每次都谈不透。
前不久收到台湾某大学副教授唐冀明博士赐赠的大作《魏晋清谈》，唐先生在书的扉页上写道，他在台北读到我的一本书，“惊喜异常，以为正始之音复闻于今”。唐先生所谓“正始之音”，便是指魏晋名士在正始年间的淋漓玄谈。唐先生当然是过奖，但我捧着他的题词不禁呆想：或许不知什么时候，我们已经与自己所惊恐的对象产生了默默的交流。
那么，干脆让我们稍稍进入一下吧。我在书桌前直了直腰，定定神，轻轻铺开稿纸。没有哪一篇文章使我如此拘谨过。
（2）
这是一个真正的乱世。
出现过一批名副其实的铁血英雄，播扬过一种烈烈扬扬的生命意志，普及过“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政治逻辑，即便是再冷僻的陋巷荒陌，也因震慑、崇拜、窥测、兴奋而变得炯炯有神。突然，英雄们相继谢世了，英雄和英雄之间龙争虎斗了大半辈子，他们的年龄大致相仿，因此也总是在差不多的时间离开人间。像骤然挣脱了条条绷紧的绳索，历史一下子变得轻松，却又剧烈摇晃起来。英雄们留下的激情还在，后代还在，部下还在，亲信还在，但统制这一切的巨手却已在阴暗的墓穴里枯萎；与此同时，过去被英雄们的伟力所掩盖和制服着的各种社会力量又猛然涌起，为自己争夺权力和地位。这两种力量的冲撞，与过去英雄们的威严抗衡相比，低了好几个社会价值等级。于是，宏谋远图不见了，壮丽的鏖战不见了，历史的诗情不见了，代之以明争暗斗、上下其手、投机取巧，代之以权术、策反、谋害。当初的英雄们也会玩弄这一切，但玩弄仅止于玩弄，他们的奋斗主题仍然是响亮而富于人格魅力的。当英雄们逝去之后，手段性的一切成了主题，历史失去了放得到桌面上来的精神魂魄，进入到一种无序状态。专制的有序会酿造黑暗，混乱的无序也会酿造黑暗。我们习惯所说的乱世，就是指无序的黑暗。
魏晋，就是这样一个无序和黑暗的“后英雄时期”。
曹操总算是个强悍的英雄了吧，但正如他自己所说：“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六十六岁便撒手尘寰。照理，他有二十五个儿子，其中包括才华横溢的曹丕和曹植，应该可以放心地延续一代代的曹氏基业了，但众所周知，事情刚到曹丕、曹植两位亲兄弟身上就已经闹得连旁人看了也十分心酸的地步，哪有更多的力量来对付家族外部的政治对手？没隔多久，司马氏集团战胜了曹氏集团，曹操的功业完全灰飞烟灭。这中间，最可怜的是那些或多或少有点政治热情的文人名士了，他们最容易被英雄人格所吸引，何况这些英雄及他们的家族中有一些人本身就是文采斐然的大知识分子，在周围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文人集团，等到政治斗争一激烈，这些文人名士便纷纷成了刀下之鬼，比政治家死得更多、更惨。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在魏晋乱世，文人名士的生命会如此不值钱。思考的结果是：看似不值钱恰恰是因为太值钱。当时的文人名士，有很大一部分人承袭了春秋战国和秦汉以来的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军事学思想，无论在实际的智能水平还是在广泛的社会声望上都能有力地辅佐各个政治集团。因此，争取他们，往往关及政治集团的品位和成败；杀戮他们，则是因为确确实实地害怕他们，提防他们为其他政治集团效力。
相比之下，当初被秦始皇所坑的儒生，作为知识分子的个体人格形象还比较模糊，而到了魏晋时期被杀的知识分子，无论在哪一个方面都不一样了。他们早已是真正的名人，姓氏、事迹、品格、声誉，都随着他们的鲜血，渗入中华大地，渗入文明史册。文化的惨痛，莫过于此；历史的恐怖，莫过于此。
何晏，玄学的创始人、哲学家、诗人、谋士，被杀；
张华，政治家、诗人、《博物志》的作者，被杀；
潘岳，与陆机齐名的诗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美男子，被杀；
谢灵运，中国古代山水诗的鼻祖，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名句活在人们口边的横跨千年的第一流诗人，被杀；
范晔，写成了煌煌史学巨著《后汉书》的杰出历史学家，被杀；
……
这个名单可以开得很长。置他们于死地的罪名很多，而能够解救他们、为他们辩护的人却一个也找不到。对他们的死，大家都十分漠然，也许有几天曾成为谈资，但浓重的杀气压在四周，谁也不敢多谈。待到事过境迁，新的纷乱又杂陈在人们眼前，翻旧账的兴趣早已索然。于是，在中国古代，文化名人的成批被杀历来引不起太大的社会波澜，连后代史册写到这些事情时的笔调也平静得如古井静水。
真正无法平静的，是血泊边上低眉躲开的那些侥幸存活的名士。吓坏了一批，吓得庸俗了，胆怯了，圆滑了，变节了，噤口了，这是自然的，人很脆弱，从肢体结构到神经系统都是这样，不能深责；但毕竟还有一些人从惊吓中回过神来，重新思考哲学、历史以及生命的存在方式，于是，一种独特的人生风范，便从黑暗、混乱、血腥的挤压中飘然而出。
……
然而，为什么这个时代、这批人物、这些绝响，老是让我们割舍不下？我想，这些在生命的边界线上艰难跋涉的人物似乎为整部中国文化史作了某种悲剧性的人格奠基。他们追慕宁静而浑身焦灼，他们力求圆通而处处分裂，他们以昂贵的生命代价，第一次标示出一种自觉的文化人格。在他们的血统系列上，未必有直接的传代者，但中国的审美文化从他们的精神酷刑中开始屹然自立。在嵇康、阮籍去世之后的百年间，大书法家王羲之、大画家顾恺之、大诗人陶渊明相继出现，两百年后，大文论家刘勰、钟嵘也相继诞生，如果把视野再拓宽一点，这期间，化学家葛洪、天文学家兼数学家祖冲之、地理学家郦道元等大科学家也一一涌现，这些人，在各自的领域几乎都称得上是开天辟地的巨匠。魏晋名士们的焦灼挣扎，开拓了中国知识分子自在而又自为的一方心灵秘土，文明的成果就是从这方心灵秘土中蓬勃地生长出来的。以后各个门类的千年传代，也都与此有关。但是，当文明的成果逐代繁衍之后，当年精神开拓者们的奇异形象却难以复见。嵇康、阮籍他们在后代眼中越来越显得陌生和乖戾，陌生得像非人，乖戾得像神怪。
有过他们，是中国文化的幸运，失落他们，是中国文化的遗憾。
一切都难以弥补了。
我想，时至今日，我们勉强能对他们说的亲近话只有一句当代熟语：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
我们，曾经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