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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清人赵翼《论诗》中的“风骚”是指在文学上有成就的“才人”的崇高地位和深远影响。“风骚”在古代实际上指的是两部书：《诗经》（因为《诗经》最好的篇章是《国风》，所以可以用“风”来代表《诗经》）和《离骚》。到后来“风骚”变成了学问的代名词，“文人”也就可以称为“骚客”。而“风骚”传统则是在《诗经》和《楚辞》的影响下发展形成的我国古代诗歌的两种优良传统，即代表《诗经》的《国风》所形成的“风”诗传统和代表《楚辞》的《离骚》所形成的“骚”诗传统。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愿意同你一起到老，在将你手握住的开始就不再松开，到老到死。2000多年前，一个被迫参加战争戍守边疆的士兵含泪唱出的爱情誓约，一个庶民对妻子的誓约。这甜美而坚定的誓言，来自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诗经》是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本名《诗》，所辑多是周初至春秋中叶的作品。春秋末期，经孔子整理删订，共收录诗311篇，其中6篇为有题目而无文词的“笙诗”，实际收录诗歌305篇，举其成数，故又称《诗三百》。《诗经》在先秦典籍中只称为《诗》，汉代学者奉为经典，这才称作《诗经》，并沿袭至今。
《诗经》共分风、雅、颂三个部分，各篇都是可以合乐歌唱的，风、雅、颂的划分也是由于音乐的不同。
“风”是带有地方色彩的音乐，是有诸侯各国地方特色的乐歌，这一部分共选了周南（今陕西、河南之间）、召南（今河南、湖北之间）、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十五个地方的土风歌谣，称十五国风，共160篇，内容都是民歌。
“国风”保留了不少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具有浓厚的民歌特色，表达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和他们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同时也显示了他们的艺术创造才能。它们是《诗经》中的精华，是我国古代文艺宝库中耀眼的瑰宝。
以婚姻恋爱为主题的民歌在“国风”中占有较高的比例。婚姻制度是社会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由于妇女特定的社会地位，不合理的婚姻带给她们的痛苦更深，因此这类诗歌多从女子方面来抒写，“国风”中保留下来的弃妇诗，就反映了妇女们悲惨的遭遇。像《卫风·氓》，诗中的女主人公以纯洁诚挚的心追求爱情和幸福，但她没有得到，负心的男子骗取了她的财物，也骗取了她的爱情，结婚才三年，她就被遗弃了，这个无辜的、被遗弃的妇女竟然在自己兄弟那里都得不到同情，因此，对于自己的过去，不仅有悔，还有着满腔的恨。这类诗篇还有像《邶风·谷风》《郑风·遵大路》等。
“国风”中还有不少恋歌，大都呈现出健康、乐观的基调，是其中写得最为精彩的部分。这些诗，无论是写男子悦爱女子，还是写女子悦爱男子，或表追求，言思慕，叙幽会，或寄怀念，丰富多彩，生动活泼，情谊真挚，感人肺腑。像《周南·关雎》，写一个男子对一个美丽姑娘的单恋，热烈而坦率；《郑风·溱洧》表现了在河水涣涣的春天里，青年男女群游嬉戏的欢乐；《邶风·静女》《卫风·木瓜》等小诗则表现了爱情生活的和谐与喜悦；即使是那些表现爱情生活曲折的，像“郑风”中的《狡童》《褰裳》，它们或表现内心的苦闷，或表现欢乐的嘲戏，也都显得那么直率大胆，而绝不忸怩作态。而在“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的相思中，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昏夜会见中，可以想见他们爱情的真挚，在“谷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皦日”的誓言中，可见任何力量也摧毁不了他们相爱的决心。
“国风”中的周代民歌以鲜明的画面，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处境，表达了他们对剥削、压迫的不平和争取美好生活的信念，是我国最早的现实主义诗篇。像《豳风·七月》在不很长的篇幅里反映了当时奴隶充满血泪的生活，是那个时代社会的一个缩影，从中可以看到当时劳动人民无冬无夏地劳动，而仍旧过着衣食不得温饱、房屋不得抵御风寒的悲惨生活。《魏风·伐檀》更以鲜明的事实启发了被剥削者的阶级意识的觉醒，点燃了他们仇恨的火焰。虽然“国风”中没有保存反映人民与统治阶级直接斗争的诗篇，但《魏风·硕鼠》中描写了人民由于不堪沉重的剥削而想逃亡，这在当时社会里是带有反抗意义的。
“国风”中还有大量反映劳动人民在沉重的兵役、徭役负担下所遭受的痛苦和折磨。兵役和徭役不仅给被役者本身带来深重的痛苦，还破坏了正常的生产和家庭生活，使他们的父母无人奉养，夫妻不能团聚。如《邶风·式微》《邶风·击鼓》《王风·君子于役》等都是这一类的诗篇。
“雅”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音乐，旧训“雅”为“正”，谓诗歌之正声。《诗大序》：“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大雅”有诗31篇，作品大部分作于西周前期，作者大都是贵族，主要歌颂周王室祖先乃至武王、宣王等的功绩，有些诗篇也反映了厉王、幽王的暴虐昏乱及其统治危机，也写出了一些反映人民愿望的讽刺诗，主要作品有《文王》《卷阿》《民劳》等。
“小雅”有诗七十四篇，创作于西周初年至末年，以西周末年厉、宣、幽王时期为多。“小雅”中一部分诗歌与“国风”类似，其中最突出的是关于战争和劳役的作品。主要作品有《鹿鸣》《采薇》《斯干》等。
“颂”是一种宗庙祭祀用的舞曲，“颂”有形容的意思，分“周颂”“鲁颂”“商颂”，有诗四十篇。
“周颂”共31篇，全部是西周初年的作品。它们是周王朝祭祀宗庙的舞曲，具有浓厚的宗教气氛。它们用板滞的形式和典重的语言，歌颂周王朝祖先的“功德”。像颂扬武王灭商的“大武舞”乐章就在“周颂”中，即《武》《桓》《赉》等篇。“周颂”中还有一部分春夏祁谷、秋冬报赛（答谢神佑）的祭歌，其中写到当时农业生产的情况和规模，如《臣工》《噫嘻》《载芟》《良耜》等，是我们了解西周初年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重要资料。
“鲁颂”和“商颂”是春秋前期鲁国和宋国用于朝廷、宗庙的乐章，其中除“鲁颂”的《泮水》和《閟宫》是臣下对国君的歌颂外，其余的则都是宗庙的祭歌。
雅、颂中的诗歌，对于考察早期历史、宗教与社会有很大价值。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选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保持着崇高的地位，对后代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现实主义精神。《诗经》最大的特色，是在诗歌创作上初步建立了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诗经》中的许多诗篇反映了当代社会生活和人民的思绪感情，有的是对劳动与爱情的歌唱，有的是对被压迫阶级困苦生活的描写，有的是对黑暗现实的讽刺与批评，有的是对神权的怀疑和反抗，这些作品的思想内容都富于现实性和人民性。
《诗经》的形式。《诗经》中的许多优秀作品，不仅在思想内容方面有积极意义，也在形式上有特点，对于后代诗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诗经》保存了浓厚的民歌特色，大都用重叠反复的章法、朴素和谐的语言反映现实生活。其形式虽以四言为主，但有各种长短不齐的句子，错综变化，出于自然，使得诗歌的形式活泼自由，不受拘束。《诗经》产生在几千年前，那时还没有人为的严密韵律，但声音的和美是《诗经》的特征。隔句用韵，但并不拘泥于此，富于变化。
《诗经》的语言。其语言准确、优美，富于形象性，特别是由于它们的作者根据汉语音韵配合的特点，运用了双音（如“参差”“玄黄”“踟蹰”）、叠韵（如“崔嵬”“窈窕”）、叠字（如“夭夭”“忡忡”“苍苍”）的语词来描摹细致、曲折的感情和自然景色的特征，收到了较好的艺术效果。
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赋、比、兴最早见于《周礼》，它们与风、雅、颂合称“六义”。“赋”就是陈述铺叙的意思；“比”就是比喻或比拟，用形象的事物打比方，从而使形象更加鲜明；“兴”就是托物起兴，借助其他事物作为诗歌的开头，有的起兴只是为了引起下文，与后面诗句没有任何意义上的联系，使诗歌曲折委婉，而不给人突兀的感觉，但也有的起兴和下文有联系，大抵起着比喻的作用。比兴手法的运用，大大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手法，它可以在极短的篇章里塑造极其动人的境界和形象。比兴手法在我国诗歌创作中一直被继承着、被发展着，这是周代民歌对后代文学有重大影响的一个方面。
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总之，《诗经》是中国诗歌乃至中国文学的重要源头，它的内容、思想、意象、语言、创作方法对后世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在整个封建时代，作为“五经”之首，《诗经》对人们的影响无处不在。
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他开创了诗人从集体歌唱到个人独立创作的新时代。屈原以他爱祖国、爱人民的高贵品格，以他创作的光辉灿烂的诗篇，对我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和我国文学优秀传统的形成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我国文学的发展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他的不朽杰作《离骚》是现存历史上最早、最长的抒情长诗，也是一篇光耀千古的浪漫主义杰作。屈原和《离骚》，无愧为耸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巍峨丰碑。
屈原（前340？—前278？），名平，字原，出身于楚国贵族，与楚王同姓。祖先屈瑕，为楚武王熊通之子，受封于“屈”地，乃以“屈”为氏。屈原才高学博，明于治乱，善于应对，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
屈原写作《离骚》时已经度过了大半生，且再被放逐，到了救国无路的地步；而楚国也由一个有希望的国家，沦落到了濒临危亡的绝境。诗人思前想后，感慨万千，他把坚持奋斗而不能实现爱国理想的沉痛感情，熔成了这篇激动人心的诗歌。
《离骚》是屈原心灵的歌唱。它展现了诗人“存君兴国”的“美政”理想，深沉执着的爱国感情，放言无惮的批评精神和独立不迁的峻洁人格。全诗的字里行间闪耀着诗人灿烂的思想光芒。
屈原“美政”理想的崇高目标就是把祖国推上富强的道路，甚至由它来统一中国。他列举历史上兴国的圣君和乱亡的昏君，希望楚王以“尊道得路”的尧舜为榜样，以“捷径窘步”的桀纣为戒鉴，把楚国建设成为强大的国家。诗人为了真正达到这一目的，提出了革新政治的主张：“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所谓“举贤而授能兮”，即不分贵贱选用贤能来治理国家，突破了贵族阶级的局限；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即修明法度，严格按法度办事。可以说，祖国富强是诗人理想的目标，进行政治革新则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
《离骚》还反映了屈原深沉而执着的爱国情感，他以一颗赤子之心，眷恋着多难的祖国。诗人从早年起就汲汲自修，锻炼品质和才能，并决心把这一切献给祖国的富强事业。但是，诗人这一热爱祖国和人民的愿望，却因为触犯了贵族集团的利益，招来了重重迫害和打击。楚王也听信谗言，不仅不信任他，反而放逐了他。然而，诗人宁肯承受迫害，也不变志从俗：“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楚国不能容他，而他却离不开楚国，诗人宁肯一死来殉自己的理想，“既莫足与美政兮，我将从彭咸之所居。”这是何等坚贞、崇高的爱国感情啊！
屈原经受了战国时代精神的洗礼，故《离骚》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鲁迅《摩罗诗力说》）。他斥责楚王的昏庸，不辨忠邪：“荃不察余之中情，反信馋而齌怒。”他还大胆地指责楚王反复无常：“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脩之数化。”他痛斥贵族群小“竞进以贪婪”“兴心而嫉妒”，指出他们蝇营狗苟，把祖国引向危亡的绝境：“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
《离骚》全长373句，2490字，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由诗人自觉创作、独立完成的长篇抒情诗。诗人屈原的出现和《离骚》的产生，为文学自觉时代的来临开了先路。
《离骚》的艺术造诣极高，无论是形象塑造、创作方法、表现手法，还是形式、语言诸方面，都有开拓创新，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离骚》是一篇具有深刻现实性的浪漫主义作品。它继承并发展了《诗经》、神话的优良传统，以现实主义为基调，以浪漫主义为特色，两者的完美结合标志着创作方法的突破和发展，也证明了屈原不愧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离骚》的现实主义基调体现为诗人以极富个性的笔触，真实而深刻地揭示了战国后期楚国政治的黑暗和社会的混浊，直率地抒发了诗人的理想和感情。《离骚》同时更富有浓厚的浪漫主义特色，这突出地表现在诗人驰骋想象，糅合神话传说、历史人物和自然现象编织幻想的境界。
《离骚》的另一个艺术特色是比兴手法的广泛运用，它继承了《诗经》的比兴传统，而又进一步发展了它。《诗经》的比兴大都比较单纯，用以起兴和比喻的事物还是独立存在的客体。《离骚》的比兴却与所表现的内容合二为一，具有象征的性质，如诗中用香草象征诗人的高洁。《诗经》中的比兴往往只是一首诗中的片段，《离骚》则在鸿篇巨制中以系统的一个接一个的比兴表现了它的内容。如诗人自比为女子，由此出发，以男女关系比君臣关系，以众女妒美比群小嫉贤，以婚约比君臣遇合等。比兴手法的运用，使全诗显得生动形象、丰富多彩。
在篇章结构上，《离骚》基本上是四句为一章，字数不等，亦多偶句，形成了错落中见整齐，整齐中又富有变化的特点。《离骚》的语言十分精练，并大量地吸收了楚国的方言，虚字也运用得十分灵活，又常以状词冠于句首，造句也颇有特点。此外，《离骚》除了诗人内心独白外，还设为主客问答，又有大段的铺张描写，绘声绘色。所有这些也都表现了《离骚》的艺术特点与成就。
总之，《离骚》通过对诗人一生不懈的斗争和身殉理想的坚贞行动的描写，表现了诗人为崇高理想而献身祖国的战斗精神，表现了与祖国同休戚、共存亡的深挚的爱国主义精神，也表现了他热爱进步、憎恶黑暗的光辉峻洁的人格。它虽是一首抒情诗，却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现实内容，不愧为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的诗篇。
1．作品赏析
（1）
击鼓其镗 ［1］ ，踊跃 ［2］ 用兵。
土国城漕 ［3］ ，我独南行。
从孙子仲 ［4］ ，平 ［5］ 陈与宋。
不我以归 ［6］ ，忧心有忡 ［7］ 。
爰居爰 ［8］ 处？爰丧其马？
于以 ［9］ 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阔 ［10］ ，与子成说 ［11］ 。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于嗟 ［12］ 阔兮，不我活 ［13］ 兮。
于嗟洵 ［14］ 兮，不我信 ［15］ 兮。
【注释】
［1］镗（tāng）：鼓声。其镗，即“镗镗”。
［2］踊跃：双声联绵词，犹言鼓舞。兵：武器，刀枪之类。
［3］土国城漕：土：挖土。国：指都城。城：修城。漕：卫国的城市。
［4］孙子仲：即公孙文仲，字子仲，邶国将领。
［5］平：平定两国纠纷。谓救陈以调和陈宋关系。陈、宋：诸侯国名。
［6］不我以归：是不以我归的倒装，有家不让回。
［7］有忡：忡忡，忧虑不安的样子。
［8］爰（yuán）：哪里。丧：丧失，此处言跑失。爰居爰处？爰丧其马：哪里可以住，我的马丢在哪里。
［9］于以：在哪里。
［10］契阔：聚散、离合的意思。契，合；阔，离。
［11］成说（yuè）：约定、成议、盟约。
［12］于嗟：叹词。
［13］活：借为“佸”，相会。
［14］洵：久远。
［15］信：守信，守约。
【评析】
《击鼓》是一首和战争有关的诗，但其重点不是描述战争，而是抒写战争背景下，征兵长期不能归家从而产生的对战争的怨恨和对家中妻子的无比思念，从而道出百姓渴望安定、平静的生活和对战争的厌恶之情。
《击鼓》共五章，第一章从出征开始写起，战事已起，安定的生活马上就被打乱了，无数的男丁就要被迫离开家乡前往战场浴血奋战了。第二章继续介绍出征的基本情况，主人公交代了他们的将领是孙子仲，此次征战的地方是陈国和宋国，这也说明了他将长期戍守在异地他乡，有家回不得，这样的归期无望，怎能不忧心忡忡。第三章介绍出征过程中发生的一些事情。第四章开始由叙述战争转到对往事的深情追忆。第五章为感情的一个升华，战争把往昔拉回现实，和妻子执手偕老的誓言还犹在耳，不想被突如其来的战争粉碎。
全诗前三章征人自叙出征情景，承接绵密，已经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后两章转到夫妻分别时的信誓旦旦，谁料到归期无望，信誓无凭，上下紧扣，词情激烈，更是哭声干霄了。写士卒长期征战之悲，无以复加。
（2）
后皇 ［2］ 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深固难徙，更壹志兮 ［3］ 。绿叶素荣 ［4］ ，纷其可喜兮。
曾枝 ［5］ 剡棘，圆果抟兮。青黄杂糅，文章 ［6］ 烂兮。
精色内白，类可任兮。纷缊宜修 ［7］ ，姱而不醜兮。
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
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苏 ［8］ 世独立，横而不流兮。
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
愿岁并谢，与长友兮。淑离 ［9］ 不淫，梗其有理兮。
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行比伯夷 ［10］ ，置以为像兮。
【注释】
［1］选自《楚辞·九章》。
［2］后皇：皇天后土。徕：通“来”。服：习惯，指橘树适合在楚地生长。
［3］橘树最初生于长江流域，据传被移植到淮北就会变成枳树，果实失去橘味，故有“橘不逾淮”的说法。
［4］素荣：白花。
［5］曾枝：繁茂的枝条。剡（yǎn）棘：尖利的刺。抟（tuán）：通“团”，圆圆的。
［6］文章：纹理色彩，这里指橘子的皮色。烂：灿烂的样子。
［7］修：修长美好。姱（kuā）：美好。
［8］苏：苏醒。
［9］淑离：善良美丽。淑，善良。离，通“丽”。
［10］伯夷：商代孤竹君的长子。武王伐纣，曾与弟叔夷扣马谏阻。后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下。
【评析】
从现在所能见到的诗作来看，《橘颂》堪称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咏物诗。全诗可分为两个部分，大体上说，前半部分缘情咏物，以描写为主；后半部分缘物抒情，以抒情为主。屈原巧妙地抓住橘树的生态和习性，运用类比联想、双关等艺术手法，将它与人的精神、品格联系起来，给予热烈的赞美。借物抒志，以物写人，既沟通物我，又融汇古今，由此营造出了清人林云铭所赞扬的“看来两段中句句是颂橘，句句不是颂橘，但见（屈）原与橘分不得是一是二，彼此互映，有镜花水月之妙”（《楚辞灯》）的奇特境界。从此以后，南国之橘便蕴含了志士仁人“独立不迁”、热爱祖国的丰富文化内涵，而永远为人们所歌咏和效法了。这一独特的贡献，无疑仅属于屈原，所以宋刘辰翁又称屈原为千古“咏物之祖”。
2．佳句欣赏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诗经·采薇》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诗经·黍离》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诗经·北山》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诗经·桃夭》
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诗经·采葛》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诗经·鹤鸣》
呦呦鹿鸣，食野之萍。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诗经·鹿鸣》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离骚》
1．简述《诗经》作为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选集，它对中国后世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2．屈原作为中国历史上已知最早的诗人，你是怎样评价他的？
3．推荐阅读：钱穆《晚学盲言》。
古今没有第二个诗人像屈原那样曾经被人民热爱的。我说“曾经”，因为今天过着端午节的中国人民，知道屈原这样一个人的实在太少，而知道《离骚》这篇文章的更有限。但这并不妨碍屈原是一个人民的诗人。我们也不否认端午这个节日，远在屈原出世以前，已经存在，而它变为屈原的纪念日，又远在屈原死去以后。也许正因如此，才足以证明屈原是一个真正的人民诗人。惟其端午是一个古老的节日，“和中国人民同样的古老”，足见它和中国人民的生活如何不可分离，惟其中国人民愿意把他们这样一个重要的节日转让给屈原，足见屈原的人格，在他们生活中，起着如何重大的作用。也惟其远在屈原死后，中国人民还要把他的名字，嵌进一个原来与他无关的节日里，才足见人民的生活里，是如何的不能缺少他。端午是一个人民的节日，屈原与端午的结合，便证明了过去屈原是与人民结合着的，也保证了未来屈原与人民还要永远结合着。
是什么使得屈原成为人民的屈原呢？
第一，说来奇怪，屈原是楚王的同姓，却不是一个贵族。战国是一个封建阶级大大混乱的时期，在这混乱中，屈原从封建贵族阶级，早被打落下来，变成一个作为宫廷弄臣的卑贱的伶官，所以，官爵尽管很高，生活尽管和王公们很贴近，他，屈原，依然和人民一样，是在王公们脚下被践踏着的一个。这样，首先在身份上，屈原是属于广大人民群众的。
第二，屈原最主要的作品——《离骚》的形式，是人民的艺术形式，“一篇题材和秦始皇命博士所唱的《仙真人诗》一样的歌舞剧”。虽则它可能是在宫廷中演出的。至于他的次要的作品——《九歌》，是民歌，那更是明显，而为历来多数的评论家所公认的。
第三，在内容上，《离骚》“怨恨怀王，讥刺椒兰”，无情地揭露了统治阶层的罪行，严正地宣判了他们的罪状，这对于当时那在水深火热中敢怒而不敢言的人民，是一个安慰，也是一个兴奋。用人民的形式，喊出了人民的愤怒，《离骚》的成功不仅是艺术的，而且是政治的，不，它的政治的成功，甚至超过了艺术的成功，因为人民是最富于正义感的。
第四，最使屈原成为人民热爱与崇敬的对象的，是他的“行义”，不是他的“文采”。如果对于当时那在暴风雨前窒息得奄奄待毙的楚国人民，屈原的《离骚》唤醒了他们的反抗情绪，那么，屈原的死更把那反抗情绪提高到爆炸的边沿，只等秦国的大军一来，就用那溃退和叛变的方式来向他们万恶的统治者，实行报复性的反击（楚亡于农民革命，不亡于秦兵，而楚国农民的革命性的优良传统，在此后陈胜、吴广对秦政府的那一著上，表现得尤其清楚）。历史决定了暴风雨的时代必然要来到，屈原一再地给这时代执行了“催生”的任务，屈原的言行无一不是与人民相配合的，虽则也许是不自觉的。有人说他的死是“匹夫匹妇自经于沟壑”，对极了，匹夫匹妇的作风，不正是人民革命的方式吗？
以上各条件，若缺少了一个，便不能成为真正的人民诗人。尽管陶渊明歌颂过农村，农民不要他，李太白歌颂过酒肆，小市民不要他，因为他们既不属于人民，也不是为着人民的。杜甫是真心为着人民的，然而人民听不懂他的话。屈原虽没写人民的生活，诉人民的痛苦，然而实质上等于领导了一次人民革命，替人民报了一次仇。屈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