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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民易代之后，随着我国近代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国外学术研究方法的传入，国内知识界逐渐开始聚焦于白鹤梁题刻的研究。
早在20世纪30年代施纪云在纂修《涪陵县续修涪州志》一书时，就延续《（乾隆）涪州志》及《（道光）涪州志》传统，对过去《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及《涪州石鱼题名记》二书未收之宋元以后题刻，特别是清代题刻进行了广泛收录。而同时期由中国画学研究会主办的《艺林月刊》则设专栏“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分期刊载白鹤梁题刻文字，供研究者查证。但是由于种种因素制约，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学术界对于白鹤梁题刻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在此期间发表的文章中，无论浅谈性质的科普读物还是严肃精深的研究论文总数不过十余篇。而就发表时间来看，成文最早者首推易哲文《长江中的一座古代水文站——涪陵石鱼》
，该文首次以科学的态度，对部分具有水文研究价值的题刻进行了介绍，并就白鹤梁题刻的成因，以及题刻中所反映的江水消长年代，进行了详细的解读。而在此后不久庞福成撰成《白鹤梁记》一文，其言“控涪陵之西北，离城数百步，有巨石焉。屹然立于江中，绵亘里许，每值夏秋之际，江水泛溢，汹汹混流，则沉没于江心，隐不可见。迨秋末冬初，水稍退，则石见如初，以供骚人墨客之游咏。驾小舟登其上则波涛汹涌，风云开阖，诚有如范文正所谓昼则舟楫出没于其前，夜则鱼龙悲啸于其下者。东望乌江之下流，城郭隐隐可辨。西观荔圃诸山，岗陵起伏，草木行列。南有秦园桑林畅茂，渔父、樵夫之舍，皆可指数。北有伊川点易之故迹，山谷洗墨之遗址，今人徘徊感想，起无穷之思，而此石又有名人字画，唐宋间风流遗迹，亦足称焉。噫！是石也，其所处之美，乃沉浮之际，有类贤人君子，隐德之士。孔子云‘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今水浅而清则见，水涨而浊则隐，盖于出处之道，深有合焉。余不识其名，询诸父老，乃曰‘白鹤梁，夫鹤，载于《易》，咏于《诗》，其清远间放，超然出于尘埃之外，以字兹石，岂非实至名归者乎’。余甚爱之，爱之不已，不禁长言之，故记之”。
这是一篇游记性质的文章，也可以说是民国以后首篇对白鹤梁题刻及周边情况进行详细描述的文字。而此文以后数年间，与白鹤梁题刻相关的文章几乎绝迹，不见再有发表。
20世纪30年代以后，先后有多篇有关白鹤梁题刻情况的介绍性文字见诸期刊。比如杨讷庵《剑门涪江之游》
一文，该文内容虽不专门谈论白鹤梁，但对涪陵白鹤梁题刻情况也有所述及。与之相似，宋其新在《旅行杂志》发表《涪游小记》一文，也专门提到白鹤梁及附近其他题刻，更说此地“刻石拓帖者踵接不绝”。
当然在20世纪30年代见刊的白鹤梁题刻相关文章还有《新世界》杂志所刊《白鹤梁》一文，该文极短小，不署作者，仅言“白鹤梁石鱼。涪陵城西江心，旧志：‘尔朱真人，浮江而下，渔人有石姓者，举网得之，击磬方醒，遂于梁前修炼，后乘白鹤仙去，故名’。梁石刻有双鱼，皆三十六鳞，一衔芝草，一衔莲花，旁一秤一斗。其缘起不可考。唯唐广德中刺史郑令珪，已载上其事，谓其出为丰年之兆。相传历代名人，留题颇多，尔来水虽极涸，宋以前之刻石皆不可见。清王士贞（祯）诗云‘涪陵水落见双鱼，北望乡园万里余。三十六鳞空自好，乘潮不寄一封书’”。
以上内容仍不出对题刻文字进行介绍的窠臼。此后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有关白鹤梁题刻的文字再次陷入沉寂，这一方面是由于进入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以后，全面抗日战争打响，知识界关注重心有所转移，对古史及古遗迹的研究往往赋予一种沉重的历史使命感，古为今用、救亡图存意识高涨，故无论是通俗性论述还是学术研究都自然会将白鹤梁这种边缘化的议题排除在外。
当然，相较于公开出版物的缺失，对题刻本身的调查和续题等活动却一直没有中断。1915年，当时主持修纂涪陵地方志的施纪云与张树菁、颜广恕等人游历白鹤梁，并题记于上。“乙卯正月，江水涸，石鱼出。时哀鸿在野，方与官绅筹赈恤，喜丰年有兆，亟往观焉，鱼形古拙，鳞有剥落痕。志载：其下刻秤、斗，今未见也。同游者邹进士增祜，刘孝廉子冶，张树菁、颜广恕两茂才，曹淳熙上舍与其弟镛，旧史氏施纪云记。”1923年有安平王叔度、隆昌张宪星、贵阳李任民等游白鹤梁，并作题记，然字迹漫漶现已无法全文释读。
1931年，又有曲阜颜爱博、江津成肇庆、崇庆杨茂仓、合川蒋汉宵以及周极甫等游白鹤梁，并作题记。原文为“神仙福慧，山水姻缘。民国辛未春，曲阜颜爱博，江津成肇庆，崇庆杨茂仓，合川蒋汉宵、周极甫偕游斯梁，历视往迹，憩而乐之，镌此纪念。”至1937年二三月份，涪江水涸，石梁再次露出水面，是年，白鹤梁再添七段题记。其一为涪陵人刘冕阶所镌《白鹤时鸣图》。其二为刘镕经游白鹤梁所作题记《游白鹤梁》，“江水西来去自东，浪淘淘尽几英雄。两三鸣鹤摩天渐，卅六鳞鱼兆岁丰。皇祐序诗刘转运，元符纪事黄涪翁。遍舟载得潞州酒，醉听渔人唱晚风。民国丁丑仲春，至山老人刘镕经题，年七十六矣。邑人刘树培涂鸦。同游文君明盛、王君伯勋”。其三为《刘镜源题诗》一则，“白鹤梁中白鹤游，窗听飞花几千秋。只今皓月还相照，终古长江自在流。铁柜崚嶒樵子路，鉴湖欸乃渔人舟。升沉世事何须问，把酒临风一醉休。民国丁丑大悔刘镜源题”。其四为文德铭题、刘冕阶书石鱼诗一首，“民国丁丑仲春，偕弟德修、德禄、德禧。游白鹤梁观石鱼。双鱼石出兆丰穰，弟后兄先叙雁行。白鹤不知何处去，长江依旧水泱泱”。其五为是年二月，刘镜源、陈翼汝、刘德藩、石应绩、潘俊高、张肇之、郭载之、刘冕阶、刘泽金等人观石鱼后所作“白鹤绕梁留胜迹，石鱼出水兆丰年”题记。其六为同年三月，何耀萱偕曾海清、刘升荣、王和欣、谭佑甫、蒋慎修、周国钧、周哲生、刘静禅游白鹤梁时所作题记，“民国廿六年三月，雨泽稀少，河流枯落
西。鉴湖中有石梁横亘，古凿有两石鱼于其上，相传水涸鱼出，出则岁丰。公余之暇，偕曾海清、刘升荣、王和欣、谭佑甫、蒋慎修、周国钧、周哲生、刘静禅诸君命舟渡梁，眺览大周，果见鱼出。窃思涪陵亢旱六载于兹，民不聊生，哀鸿遍野。今天显仁爱，示兆于石，斯亦吾民之大幸也。海清命余为记，并勒诸石。邑人何耀萱记。方伯旻书。”其七为是年三月十三日卢学渊等作题记。“民生公司渝万河床考察团冉崇高、江世信、李晖汉、魏哲明、罗嘉猷、殷平志、陈资生、赵海洲等廿九人经此留念。重庆水位倒退一尺六寸，宜昌水位倒退一尺八寸。民国廿六年三月十三日，卢学渊题。”对于该处题记，《新世界》杂志1937年第5期曾有短消息予以报道，原题《渝万河床考察团在白鹤梁题字》，“十四日午，渝万河床考察团陈资生、李晖汉等二十余人，乘民用到涪，在白鹤梁鉴别水位，并将渝宜倒退水位，请卢学渊经理书写，雇工刊于该梁，共七十七字，以留纪念”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关白鹤梁题刻的研究与调查逐渐走向科学的轨道。可以说，从这一时期开始，白鹤梁题刻正式结束了传统金石学资料著录的研究范式，转而出现多种研究方法并重，并注重发掘白鹤梁题刻本身所附着的地理信息、水文资料等多样化价值。
1958年，重庆市博物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前身）派员参加长江三峡考古调查，发现并椎拓白鹤梁题刻及其他一些重要水文考古资料200余幅。
是年冬，博物馆结合其他地区同时进行的考古调查，撰成《长寿、涪陵、武隆、彭水文物调查报告》，并附《长寿至彭水沿线文物分布图》
。1962年长江水位有所下降，白鹤梁上大批题刻显露出来。是年3月，重庆市博物馆计划在原有馆藏碑刻拓片的基础上，再增加收集四川地区的古代碑刻拓片资料，拟编辑一部《四川石刻文字图征》。根据时任副馆长邓少琴先生的建议，派龚廷万与胡人朝二人赴涪陵工作，在涪陵文化馆郭昭岑、徐泽光等人的配合下，从3月13日至3月30日，集中工作18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次调查在传统金石学方法之外，融入了不少现代文物研究的方法，除对所见题刻区进行数量统计外，还对题刻进行逐一的编号、照相，并就水文情况与题刻所记进行了实地测量。利用这次调查，重庆市博物馆不但绘制了石梁地形平、剖面图，以及白鹤梁题刻分布草图，还椎取拓片81幅。但是因这年长江并不到历史最低水位，仍有大批题刻无缘得见，特别是清代《萧星拱重镌双鱼记》题刻仍没于水中，致使调查组无法弄清石鱼水标的年代始末。1963年2月15日，石鱼露出水面1.45米，梁上题刻露出水面很多。是年3月17日，博物馆又组织调查组对题刻情况进行摸排。这次调查除了补拓上年未拓的清代以来题刻之外，还测量了清代萧星拱重镌石鱼中线距水面的距离，并将这个距离同附近长江航运水尺所示的水位进行了比较，绘制成《古代石鱼与现在川江水位比较图》，发现当日石鱼去水的高度与当地长江航运水尺的零点距离水面的高度相同。
可以说，重庆市博物馆组织的此次调查，是新时期首次对白鹤梁题刻所进行的系统考察工作。考察的目的本是鉴定石刻年代，并为题刻编号以及统计数量，椎打拓片，与传统题刻整理差别不大。但随着相关工作的开展，调查组却从中发现了白鹤梁题刻更多的水文价值，这次考察也被认为是以后长江上游地区“水文考古”的开端。调查工作进行期间，龚廷万、李谦写成《四川涪陵石鱼铭刻图集》
书稿，对重庆市博物馆所存168段题刻拓本进行年代编排，附拓本照片，同时附录钱保塘释文，并就一些题刻进行了初步的考证。不久，龚廷万再撰《四川涪陵“石鱼”题刻文字的调查》
一文，发表在1963年第7期的《文物》杂志上。该文制作了石鱼题刻简表，详列已取得的拓片信息，并详细列举了石鱼及拓片的水文科学价值。这之后的1970年，博物馆还曾派员参加长江上游水文考古调查，对白鹤梁题刻材料再次进行补充收集。
自这几次调查以后，对白鹤梁题刻的考察逐渐走向多元化，无论在历史、艺术还是科学方面都有研究人员的目光聚集。同时，研究方法也开始焕然一新，不再单纯是著录和考据，而是运用现代测量技术与记录方式，更精准地判断题刻的各类价值。在这种背景之下，学术界对于白鹤梁题刻研究的视角和选题逐渐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研究内容变得更加深入和广泛。
在整个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关部门为了给当时正在规划中的长江三峡水利工程提供有效的历史资料，多次组织专家、学者对包括白鹤梁在内的重庆市江津区到湖北省宜昌市之间的长江历史洪水、枯水位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特别是1972年1月27日至4月4日，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和重庆市博物馆组成联合枯水调查组，对白鹤梁一带石鱼水标和枯水题记等情况进行专题调查与研究，后又转赴宜昌，对宜昌段情况进行考察，最终由龚廷万执笔撰成《渝宜段历史枯水调查报告》，此稿并未刊布，但其简本《长江上游渝宜段历史枯水调查——水文考古专题之一》
，则以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与重庆市博物馆历史枯水调查组的名义，载于1974年第8期的《文物》杂志。
这次调查以后，利用所取得的成果，重庆市博物馆在1974年1月6日出版的《光明日报》第三版发文《古代长江“水位站”——关于四川涪陵白鹤梁石鱼题刻》，这是白鹤梁题刻首次在全国性权威媒体上得到宣传。文章中提出，白鹤梁题刻的出现，“证明了至少在距今1200多年前，中国古代先民就创立了富有民族风格的古代‘水尺’，开创了立‘尺’以记水文的新纪元”。
也是在这一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国际水文工作的学术会议在巴黎召开，中国代表团在会上作了题为“涪陵白鹤梁题刻”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引起了与会各国专家学者的极大兴趣，白鹤梁从此正式步入了国际学术界。此外，1977年，重庆市博物馆还曾组织调查涪陵、武隆、彭水等地文物情况，是年11月撰成《涪陵、武隆、彭水三县调查简报》。
在重庆市博物馆开展相关工作的同时，根据长江流域文物考古工作队四川分队的分工，重庆市图书馆亦于1974年组织人员编写了《长江流域重庆至巫山段水文地震历史资料提要索引》
一书，在水文题刻部分，该书汇列了古籍中关于石鱼出水的时间、地点，并做摘要，最后为方便研究者检索，还详举文献篇名、出版年、索书号等信息。
从这以后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有关白鹤梁的研究因某些原因趋于沉寂，但是这一时期发表的成果毕竟为研究者关注白鹤梁题刻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文化特质，分析其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历史价值起到了先导与推动作用。
在学术研究与调查的同时，白鹤梁题刻的续题，以及其他一些相关活动亦无中断。1955年，贵州省博物馆征集到一批白鹤梁题刻拓片，被相关专家认定为清拓本。
1963年2月涪陵县文化馆在白鹤梁题记一则，其内容为“红日艳艳映碧空，白鹤翩翩舞东风。鉴湖泛舟歌盛世，石鱼衔花庆丰年”。其下又作后记，“我县人民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战胜了连续三年的特大旱灾，使我们的经济情况日益好转。去年比前年好一些，肯定今年必将比去年更好”。尾题“涪陵县文化馆，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五日”，后再镌“石鱼距水：1.45公尺。长寿水位：零下0.68M”。与此题刻同时，又有涪陵地区专员公署副专员山东牟平林樵所题诗刻一章，“水枯江心石鱼现，相传鱼现兆丰年。丰稔岂由鱼断定，战胜自然人胜天”。此题刻旁，涪陵地区专员公署副专员四川达县龚堪贵再做《卜算子·游白鹤梁》词一首，“涪陵长江心，白鹤梁驰名。相传石鱼唐人刻，还有佛像神；石鱼兆丰年，游者题诗称。尽管有唯心观点，贵在四代文”。
这一时期，重庆市博物馆还利用数次水文调查的成果，于1973年举办了专题展览《长江上游水文考古展》，展览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正确的方向，光荣的任务”；第二部分为“水文考古新成就”；第三部分为“广阔的道路，光辉的前景”。1977年，博物馆再与上海博物馆、长江流域文物考古工作队合作举办了《长江流域水文考古展览》，展览最终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汇报展出。两次展览展出了大量包括白鹤梁题刻拓本，题刻著录书籍在内的水文题刻展品，文字虽有较为浓重的“文化大革命”色彩，但是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平实浅近的文字还是为宣传白鹤梁发挥了一定作用。
总之，这一时期的白鹤梁题刻研究，在很多方面仍属开创性的尝试，其中虽有传统研究方式的延续，但更多则是在一种理性与科学精神的指引下进行的有益探索，这为改革开放以后白鹤梁题刻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一批宝贵的学术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