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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觐元，原名经炳，号彦侍，亦号彦士，晚号复丁老人，吴兴（今浙江湖州）人。世居湖州府东北乡姚家埭，籍隶归安。道光癸未年（1823）十二月初二日生于京师，自小颖慧过人，五岁入私塾读书，刻苦自励，无间寒暑，博览群书。后“折衷汉儒，潜研经学，形声训诂，尤为专门”。
好金石文字，工小篆，肆力诗古文辞，旁及占验、印刻、绘画之事，无所不通，名声颇大，与东武刘燕庭、汉阳叶东卿、嘉兴张叔未均为忘年交。道光癸卯年（1843），中顺天乡试举人，时年二十一岁。咸丰乙卯年（1855），补内阁中书。次年，协办侍读。咸丰庚申年（1860），入江苏巡抚徐有壬幕府，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湖州告警后，帮助赵景贤筹办湖防，迭出奇计。因以军功保升员外郎，赏戴花翎。苏州、湖州沦陷后，绕道湖广入京。同治壬戌年（1862），签分户部云南司，加三品衔。在部十年，于部务库款悉心勾稽，曾严治铜局书吏，裁革南苑供奉白粮，议定苏杭减漕章程，奏请金陵克复军需免其报销。特别是减漕和报销这两件涉及清王朝国计民生的大事，为姚觐元赢得很好的声誉。同治辛未年（1871）十月，姚觐元被任命为川东分巡兵备道，于次年五月赴任。四川地域辽阔，人民富庶，尤多中外交涉事件，历年教案层见迭出，素称难治。姚觐元审断时，并不委曲求全，而是秉公办理，只论是非，不分民教，因此没有使教案升级和复杂化。蜀地宜植桑而不得其法，川东更是少有知者。姚觐元因此大力提倡蚕桑，自号种桑叟，让人从家乡湖州运来良种，教民接桑缫丝之法，在关外隙地种桑养蚕，又在关内建蚕神祠，开辟蚕市。不数年，川东郡县，遍野桑田，民得其利。因政绩卓著，光绪戊寅年（1878），姚觐元升任湖北按察使。湖北一带刀匪盛行，掠卖妇女，习以为常，甚至杀人放火。这些刀匪大都啸聚于两县交界之处，此拿彼窜，很难捉获。姚觐元访得其实，委干员分头密捕，直捣其穴，捕杀十四人而后定。光绪己卯年（1879）十二月升广东布政使，次年六月上任。时西方列强入侵，海上告急，防费不敷。而广州滨海，沙田成熟，半为豪强侵蚀，不仅赋税积弊难收，而且为夺田而械斗的大案频发。姚觐元因以《周礼》均赋法度地，每亩沙田捐白金一两，官府给予印照，作为百姓世守之业。这样一来，不仅解决了军需费用问题，而且很大程度上制止了民间夺田争斗事件，颇有恤民之意。光绪壬午年（1882），新任户部尚书阎敬铭上台后整顿积弊，姚觐元在追论户部司员案时遭削职。是年冬天，自广东罢官归。因湖州老家无屋，侨寓苏州萧家巷。自此闭门扫迹，潜心著述刻书。光绪己丑年（1889），朝廷征召，本拟出山，因病未应，卒于次年十月初七日，年六十八。
姚觐元好书，搜集古书不下数万卷，内中多宋元刊本及名人精校之本，建咫进斋藏书楼专以储藏。晚年所刻逾千卷，均古本中未见之书，手写付梓者有《缪篆分韵》《续复古编》《笠泽丛书》三种。著有《集韵校正会编》《急就篇校勘记》《金石苑目》《弓斋杂志》《灯窗拾慧》《大叠山房诗文集》等书。
钱保塘，字铁江，号兰伯。浙江海宁人。幼时应童子试，仁和曹金籀在州署阅卷，得其文，大加赞赏。后来则以第一人入泮，不久又得食廪膳。咸丰九年（1859）中举。时太平军已克江南，海宁报警。“邻县有孙姓者，在太平军中主会计，招保塘共事，保塘畏祸，夤夜奔避。遂入京师，而屡应会试不第，栖迟馆寓者有年。”
这一年正值原江宁布政使薛焕在上海附李鸿章抗敌办洋务，加之其刚任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随即又以头品顶戴调任为通商事务大臣，身边急需有人打理文案。薛焕夙闻钱保塘之名，同治二年（1863），于上海相见后，遂聘钱保塘管记室。后来，薛焕内转礼部侍郎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钱保塘又随其航海入京，在薛焕家中客居二年有余。此前薛焕在江南为官时，因遭兵燹，各地流散书籍甚多，于是斥资收得三十余筐。及入京二年，所积又增两倍。钱保塘百无聊赖之际，于是尽发其书，助薛焕校读，“辄日尽一卷以为常”。
当时，江阴缪荃孙新入翰林，以版本目录之学驰名于公卿之间。钱保塘因与薛焕的关系，得以与缪荃孙交游，相与讲论校注之学。
此后，薛焕由于与权贵政事不合，被罢侍郎，仅留总署之职，其干脆上书乞求去职，还蜀地故土。这年钱保塘在薛焕的帮助下，于同治七年（1368），以教习的身份得入蜀任知县。此时张之洞正督蜀学，因缪荃孙之邀，作《书目答问》，又作《
轩语》，以劝学人。薛焕则与钱保塘宾主文字相染，渐浸雅故，感激之余遂将其荐于张之洞相识。钱保塘在张、薛间往来讲学论事，三人相交甚欢。后薛焕又约聚四川绅耆十五人，投牒总督学使，请仿浙江古经精舍、广东学海堂之成规建尊经书院，以通经学掖蜀士。
光绪元年（1875）春，书院建成，收学生百余人，并请长于经学的知名学者俞樾为山长。但俞樾因事受阻，终未履任。丁宝桢继吴棠出为四川总督后，又请湘潭人王闿运，闿运亦久而不至。“院事五年中，皆由薛焕襄助学使亲自主持，保塘则受张、薛之举，自创始即监院名义，实主讲席。”
及至光绪五年（1879）春，王闿运到院，钱保塘方撤讲帷而离开书院。同年受命任职清远县，以防峨边功，奏保直隶州。光绪八年（1882），摄定远县。光绪十四年（1888）再补官大足县（治今重庆大足）。
在大足之任上，钱保塘处理了一桩与洋人有关的事件，充分显示了自己的政治才干。大足县属的龙水镇有洋教堂，西方传教士和当地民众素不相安，时有冲突发生。光绪十六年（1890）一洋教堂梁柱遭到雷击毁坏，洋教士却处心积虑地诬陷当地民众，向朝廷报案说是民众故意纵火烧毁，要求朝廷严加查办纵火者。当地民众获知洋人造谣诬陷，群情激愤，要拖传教士评理，一时之间，洋人与当地民众“剑拔弩张”，关系十分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态势。钱保塘奉命查究此案，经多方调查了解、到现场察看，并询问了教堂遭雷击时的目击证人，弄清了事情的真相，驳回了洋人的诬陷不实之辞，为当地百姓伸张了正义，民心得到了安定，洋人也拿他没有办法，只得作罢。钱保塘敢于跟洋人较劲，敢于说不，这在当时的官吏中是不多见的。
教案风波虽然最终得以化解，但钱保塘经此事之后也是心力交瘁。他曾召其子说，“吾之精力一再疲于教案，古人六十而致仕、吾亦可追矣”。
于是上书朝廷，请求致仕，并最终得以如愿。然辞官不久，尚未交接，即因旧疾复发而逝，终年六十五岁。钱保塘一生著述甚多，已刊者有十三种，未刊者亦有十余种。其著名的《清风室文钞》，为身后他人所辑，远非生平著作之全。而参与辑录的《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及其独撰的《涪州石鱼题名记》是他有关巴蜀金石碑刻研究最有价值的成果。
《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一书共二卷。卷端署归安姚觐元、海宁钱保塘合编。1912年上海国粹学报社印行之《古学汇刊》，对于该书编修及刊刻缘由，有缪荃孙跋语曰：
涪州大江有石梁长数十丈，上刻双鱼，一鱼三十六鳞，一衔蓂叶，一衔莲花。或三五年，或十余年一出，出必丰年，名曰石鱼。《寰宇记》：开宝四年黔南上言，大江中心石梁上有古刻云：广德元年二月大水退石鱼见，部民相传丰稔之兆。《舆地纪胜》云：唐大顺三年镌，古今诗甚多。余入蜀，友人问以元符庚辰山谷题名相饷者，而甲子、丁卯、癸酉三过涪江，均值盛涨，未睹石鱼。乙亥残冬客渝城姚彦侍观察署。观察曰：石鱼出矣，岁其大稔乎？又曰：宋人题名闻有数十段，不仅山谷，子为我访之。丙子人日，挈打碑人浮江而下二百四十里至涪州，赁一小舟，绝江抵石鱼，鱼出四五十步，人从字上行，旁午交错，淘沙剔石，得宋《谢昌瑜题记》等一百零八段。自宋开宝迄元至顺，而唐刻终不得。土人云：唐刻尚在下，非水至涸不得见。又云：铜柱滩下近生一滩，滩水多沸腾，虽旱年亦不能见。余因尽搨所见次日扬帆东下矣。观察理打本，属海宁钱铁江大令保塘考之。迨丁丑冬间还蜀，业已释字文，加考证，录成清册。余假观，因留箧中。观察旋擢湖北提刑以去，打本终未毕。余光绪甲辰临桂，况君夔生自蜀来宁，赠石鱼文字一箧，亟取对校，如见故人，缺三种，多两种，剔出北岩两种，为量尺寸、画行数、字数，附印《古学汇刊》以广其传。
上述文字虽似简略，但仍反映出以下问题：其一，有关白鹤梁题刻的情况缪氏早有耳闻，但之前一直无缘得见，直至光绪乙亥（光绪元年，1875）冬，晤姚觐元，在姚氏建议之下，才带人拓得《谢昌瑜题记》等题刻拓片一百零八段，交与姚觐元后，即离蜀而去。其二，对于题刻的整理，姚、钱二人分工，大致是姚觐元初理归类，而钱氏则主要负责对题刻文字进行考释。其三，光绪丁丑（光绪三年，1877）返蜀，见这批拓本已经过钱保塘之手“释字文，加考证，录成清册”，于是向姚借得此整理本，后来姚觐元离任，白鹤梁取拓之事遂搁浅，拓本终究未收集齐全。其四、光绪甲辰岁（光绪三十年，1904），况夔生又赠予缪氏一批拓本，他对校后认为，这批拓片缺三种，多北岩题刻两种，为广其传，遂将其编入自己正在刊印的《古学汇刊》之中。
并署姚觐元、钱保塘二人之名。
另外，书中亦有钱保塘所作自序，其云：
光绪三年六月，姚彦侍观察自重庆至成都，以涪州石鱼题名百余种示保塘，命略考其仕履、行事，以备稽核。因为排比，先后得北宋二十二种，南宋六十四种，附宋末九种，元五种，凡百种，自明以来不录。诸人中史有传者朱昂、黄庭坚、庞恭孙、刘甲。史无传而其书行世者，吴震、晁公武、晁公遡、邓椿、秦九韶。其余间有见于他书可考者，略为按语，缀于各条下。观察自考定数条，谨依次列焉。石鱼在涪州城下江心，非冬春间水涸时不得见，椎拓者少，故所存大半完善。惟蜀中金石诸书，率未著录。近时新修《涪州志》颇有登载，然亦不备，亦多舛伪。观察治川东久，政平人和，频岁丰稔，石鱼数见得于其间，遍拓题名至百余种，可谓多矣。犹以未得唐人石刻为憾。保塘以谓题名江心，亦“杜征南沈碑汉水为后世名”之意。然自唐广德至今所题，其没于水中未见者，当甚多，就其所见可考者，亦十不得二三。昔人言金石不如竹帛，谅哉。观察好古，盛意命订是编，盖亦不忍没其后世之名，并以补诸城刘氏《三巴金石苑》所未备也。
据此，推论如下：首先，钱保塘从姚觐元处所得拓片共一百幅。其中北宋二十二种，南宋六十四种，附于宋末者九种，元代五种。而明代以后的拓片则不在著录范围之内。其次，钱保塘校对这批拓片的方法是先排定拓本时间次序，然后将“有见于他书可考者，略为按语，缀于各条下”。姚觐元自己所考订诸条，亦依此例。最后，钱保塘认为唐以后白鹤梁一带题记当甚多，拓取者或只为少数，之所以就拓取之文字略作考订而纂辑成书，主要是为了补充刘喜海《三巴金石苑》（又名《金石苑》）漏载白鹤梁题刻之缺憾。
实际上，《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就题刻辑录方式而言非常严谨，体例划分亦算得当。
其成绩主要有以下四点：
光绪四年（1878），钱保塘在接受了姚觐元的委派后，首先从缪荃孙所拓取的一百零八段拓片中，选定拓片一百段。然后按照时代先后顺序照录拓文，计“得北宋二十二种，南宋六十四种，附宋末九种，元五种，凡百种”。这批拓片集结了从北宋开宝至蒙元至顺362年的石鱼文字记载，首次形成系统化的编年资料，创编了石鱼文字的研究专著。若从开宝四年（971）题记上溯到广德二年（763），则可再向上延伸二百余年。
钱保塘于该书自序中言“诸人中史有传者朱昂、黄庭坚、庞恭孙、刘甲。史无传而其书行世者，吴震、晁公武、晁公遡、邓椿、秦九韶。其余间有见于他书可考者，略为按语，缀于各条下”，这就使得该书不仅仅是单纯的拓片结集，而且与各朝各代的人和事都息息相关，为后人继续研究石鱼文字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白鹤梁题记中有开宝四年题记称：“古记云：唐广德春二月，岁次甲辰，江水退，石鱼出见。”钱保塘就引证《太平寰宇记》：“开宝四年，黔南上言，江心有石鱼见，上有古记云，广德元年二月，大江水退，石鱼见。”又如宝祐二年（1254）刘叔子题诗记提到石鱼，“《图经》谓三五年或十年方一出，出则岁稔，大率与渝江晋义熙碑相似”。钱保塘于此条下引录《舆地纪胜》：“重庆府丰年碑在江岸，谓之义熙碑。每水落而碑出，则年丰。人争摹打，数十年不一见”，作为参证。
《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一书于每幅拓片整理之时，首先要做的是量取拓片尺寸，计数拓片字数，辨明书体。例如开宝四年题记注明“拓本高四尺六寸，宽三尺五寸。十三行，行十八字。正书，径寸许。前后衔名七行，径寸许，多磨灭”。这不仅记述了拓片的原貌，为后代历史、考古、文物工作者鉴定拓片实物，提供了辨别真伪、完缺的依据，而且对水利工作者而言，尤其具有实际意义的是，拓片最下端，应是刻石时距离水面的最近点。换句话说，这基本上是当时的水位所在。在该书所存的100段题刻中记述石鱼出水的37段题刻，固然是研究历史水文的宝贵资料，但其余63段题刻拓片只要细加分析，也可发掘出足够丰富的历史水文信息。
除以上所列诸点，《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一书，对于拓本中出现的业已漫漶的文字，空而不辨，以防误判。另外在考证方面，姚、钱二人往往先据整体内容，判别创作时代，然后依次对题刻中所称官职、人名、地名等进行辨证。对于同一时代同名同姓者，则列明所查诸史料，仅供阅读者参考而不下断语。这些都为提升该书的学术价值增色不少。
当然，客观地说，《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一书作为早期辑录、考证白鹤梁题刻的专题性研究论著，虽然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诸如对题刻考证所利用资料，主要以地方志为主，同时也会利用《宋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对其他一些宋代史料则利用甚少，这样实际就造成所用资料过于单一，特别是《宋史》等记载如有错误时，其对题刻内容的考证自然也就会有所误读。比如在《张霁等题记》所加按语中，姚、钱认为题记中所称“与仍”为“燕王德昭九世孙”，实际上此处“与仍”二字有误，当作“与礽”，且史书所载，宋代宗室中名“与礽”者有二人，一为赵希
之子，一为赵希濬之子。
该书所录文字亦时有错误，且偶有衍文出现。如《何梦与等题名》“金沙何梦与、泉山王德叔，绍兴壬子正月四日偕来”。二书均释读为“金沙何梦与、泉山王慎升，绍兴壬子正月四日偕来”。又比如《张宗宪题记》，《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涪州石鱼题名记》均于“宋绍兴二年十二月初八”后，有衍文“日”字。此类错误还有很多，姑不逐一罗列。另外，姚、钱二人于书中所作考证过于简略，对史料中记载明显更为详细的人物，也仅寥寥数语。比如《冯和叔等题记》中，对于其中所出现的“郡幕东平刘甲师文”，按语中仅列，“字师文，其先永静军东光人，元祐宰相挚之后也。父著为成都漕幕，葬龙游，因家焉。（刘）甲，淳熙二年进士，累官宝谟阁学士、知兴元府、利路安抚使”。实际上，《宋史·刘甲传》《舆地纪胜》以及《南宋馆阁续录》对于刘甲在蜀地为官情况均有记载，如多加引述，人物考证可更为完备。
当然，缺憾虽存，但不容否认，《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一书对于白鹤梁题刻的整理仍属开创性的。
其对于石鱼文字的一些考证颇见功力，同时该书为后世学者的继续深入研究提供了一批可资参考的重要史料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