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白鹤梁位于重庆市涪陵区城北离南岸约100米的长江水中，全长约1600米，宽10~15米，是一道由坚硬的砂岩和软岩交互重叠而成的天然石梁。其状自西向东伸展，与江流平行，以14.5°的斜面向北倾斜，相传早年因常有白鹤群居梁上而得名。白鹤梁平时隐伏于江水之中不能得见。唯遇江水特别枯落时方能显露。唐代广德元年（763），人们在石梁上镌刻鲤鱼一对作为枯水标记，以后每逢鲤鱼显出水面，便有人到石梁上题写年代、日期、观鱼情形等，并镌刻出来，于是形成了当地特有的一大人文景观。”

据中共涪陵市委宣传部所编《涪陵市》一书所作统计，“从唐代至今，白鹤梁上共有题刻174段。能构成水文资料的有114段共3万余字，其中唐代3段，宋代74段，元代3段，明代12段，清代11段，民国5段，新中国2段，年代不详者4段。除文字题刻外，还有鱼雕12尾、观音像、白鹤图各一幅”。但是由于白鹤梁题刻区表面为厚约1~1.5米的坚硬砂岩，其下又是厚度在2米以上的软质页岩，致使题刻区高低不平，客观上造成历代所镌题刻多排列无序，参差不齐，加之对题刻本身的认识不一，同一处文字有研究者认为是一段题刻，但也有人将其看成两段甚至更多，这样无形中就造成了各方所作白鹤梁题刻文字的统计数据多寡各有不同。例如曾参与白鹤梁水下题刻保护工程的谢向荣等人所编《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白鹤梁题刻原址水下保护工程》一书所列各类数据与上文所言《涪陵市》一书所作统计大体相同，但孙华教授则认为“东区的石鱼有11组15尾，文字题刻157段，清代以前的早期题刻全都在这一区域；西区有石鱼3组3尾，图像2幅、文字题刻28段，除一段年代不明外，其余全都是清代及其以后的题刻”。至于题刻总数，则“石鱼14组18尾，其他图像雕刻3幅（其中白鹤雕刻1幅，观音及人物线刻2幅），文字题刻183则，文字约12000字，在所有年代明确的题刻中，年代最早的是唐广德二年（764）前的石鱼，题刻包括唐代前1则、北宋27则、南宋71则、元代5则、明代18则、清代27则、近代13则、现代3则，年代不详者18则” 。又，《涪陵白鹤梁》一书所记数据与此相同。陈曦震、陈之涵所编《中国长江水下博物馆——白鹤梁题刻》则云，文人题刻约174段，而其中宋代题刻有103段，元代有5段，明代有17段，清代有24段，民国有11段，新中国有3段，年代不详的有11段。

具体统计数据大家或有不同，但对于白鹤梁题刻所记载1200多年间72个年份的长江枯水水文情况，历来都为研究者所珍视，其所蕴含的史料信息也为学者所看重。尤其是现在人们发现唐代线雕双鲤的鱼眼，竟与现今涪陵长江零点水位相当，这比我国在长江上设立的第一根水尺——武汉江汉关水尺的水位观测记录还要早1100多年，充分体现了巴渝地区先民的杰出智慧。

当然，白鹤梁题刻还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这批题刻大多出自历代士大夫之手，其中有名可考者就有约300余人，除北宋诗人、书法家黄庭坚题“元符庚辰涪翁来”外，还有朱昂、庞恭孙、晁公遡、吴革、杨名时、王士祯等人的诗文题刻。颜、柳、苏、黄、赵，楷、草、行、隶、篆各体皆备。白鹤梁题刻曾使“行商往来停舟见，节使巡回驻马镌”，故被誉为“水中碑林”，是三峡库区重要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历代以来，特别是清末以后，对于白鹤梁题刻的研究渐趋深入，无论是传统的金石碑帖角度的考察，还是现代学术视野之下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其成果均代有所呈。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作为白鹤梁题刻遗址的主管单位，早在20世纪中期就展开了对石鱼文字的调查工作。自1953年起，几代文博人围绕白鹤梁先后进行了大量田野考古与野外调查、数据采集。在此期间，博物馆积累了一大批有关白鹤梁题刻的第一手资料，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材料大都未能呈现于世人面前，尚不得为外界所知。基于充分保护与利用白鹤梁资料的需要，也为更好地宣传白鹤梁，打响白鹤梁题刻的学术知名度，笔者在吸收现有发表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于馆藏材料，对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白鹤梁题刻拓片进行整理，并就题刻本身所隐含的一些史实予以考证与申述。

本书由白鹤梁题刻的点校、资料汇总以及相关问题研究等三部分组成。题刻点校在大量参阅相关资料的基础上，比勘异同、标点断句，对存在的一些重要问题，以按语形式在题刻录文后予以考述。题刻研究则是从文献学的视角探讨白鹤梁题刻题名人、题刻断代、题刻所涉及人物生平、题刻所反映出的地域或全局性史学议题。除上述内容之外，本书还就百年来白鹤梁题刻的研究状况进行了分段梳理，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前景做了展望。

客观地说，本书所做工作和努力是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汇总与补充，旨在通过本书，能为白鹤梁题刻的继续深入研究有所助力和推进。

本书所做几个方面的工作固然有一定学术价值，但也存在不小的难度。尤其点校工作，前人成果再再有之，要想有所突破，则需作仔细的梳理，翔实的订正与勘误。为了保证点校的质量，本书遵循和采用以下基本原则和方法。

一、本次辑录所用拓本以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拓本为底本。该批拓片主要拓取于20世纪60年代，与北京大学藏缪全孙拓片及贵州省博物馆藏拓相比，虽年代不能称之为久远，但其收罗较为齐全，拓片数量较多，且拓片本身保存质量较好，所做基础工作较为细致，足以为点校提供较为完备的基础资料。

二、本研究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如姚觐元、钱保塘《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钱保塘《涪州石鱼题名记》，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曾超《三峡国宝研究——白鹤梁题刻汇录与考索》，李胜《白鹤梁石刻题名人考按一百二十二则》，陈曦震、陈之涵《中国长江水下博物馆——白鹤梁题刻》，《中国西南地区历代石刻汇编·四川重庆卷》《长江三峡工程水库水文题刻文物图集》，黄海《白鹤梁题刻辑录》，王晓晖《白鹤梁题刻汇集校注》等均为本书整理研究提供了不小的帮助。

三、原拓本所见笔误及镌刻之误及俗体字、异体字、泐损字等凡可确定者，均直接改正为通行简体字，不出校记；而涉及重要人物或影响题刻整体判断者，则改正后在按语中予以说明。

四、馆藏拓本内容清晰可辨，而他书所录存有异文者，于按语中列出他书之说，但不下断语。他书录文或断句有明显错误者，则作简要说明。

五、比勘直接和间接引用的古籍资料，不恢复题刻省改的内容，但凡有明显的差别或错误则于按语中注明，并注明出处。

六、题刻文字中所涉及避讳字，直接回改，不做单独说明。少量足可引起歧义者，则出校。

七、馆藏拓本文字无法释读者，用“□”标示。若他书有已释读者，于按语中列出他书文字。若本书可释读而他书空缺之字，同样列他书之说，以备呈其说。

八、本书引用文献置于题刻后。凡引用关键字或对题刻中人名、官职有所考证者，则详示出处。

九、本书在单个拓片考证之外，另将题刻所见二十位宋人事迹单列于后文，专章考述，以期详简有别。

十、本书在录文过程中，对部分拓本文字作形式上的些许调整，以适应排版之需要，不作具体说明。此外，还将《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涪州石鱼题名记》《八琼室金石补正》等书以及清代涪州诸地方志所载题刻文字目录制成简表附于书末。另制成《白鹤梁题刻人名索引》以便于学界同好检索。

以上为本研究所本之原则。因文献点校过程较为复杂，绝非简单句读而能概括，故在题刻实际整理过程中，亦依据具体情况做了部分变通，这一点是使用者尤其需要注意的。

在本次整理研究过程中，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馆长程武彦先生多次就课题设计及文稿撰写提出宝贵意见，此书能最终得以完稿亦多赖其耳提面命。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前辈学者董其祥、龚廷万、胡人朝、刘豫川等先生所做前期工作，为本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长江师范学院李胜、曾超、王晓晖，涪陵博物馆黄海等先生的前期研究则为本书提供了某种参考与借鉴。北京大学孙华教授为本书写作提供重要学术信息。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董越、重庆图书馆蔡斌两位先生于百忙之中提供馆藏资料。胡昌健先生对本书写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看法，在排难解疑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原馆长、馆学术委员会主任黎小龙教授为本书立项费力良多，在此一并致谢。

金石拓本文字的整理研究本来就花工费力，而本书面对的又是流传不广且残损严重的白鹤梁题刻文字，若对其做出精准的考证与恰当的分析，尤须著者深耕细耙。为让本书能够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讹误与遗漏，在本书点校研究中，笔者尽量细致谨慎，力求做到言必有据、述必成理。当然，由于眼界、学识等诸方面的原因，本书肯定仍存在不少的问题，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刘兴亮
乙未冬至后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