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鲁迅

二〇〇六年五月的一天，我坐在井然有序的哥本哈根机场的候机厅里，准备转机前往奥斯陆。身旁不同国家的人在用不同的语言小声说话，我的目光穿越明亮的落地玻璃窗，停留在窗外一架挪威航空公司飞机的尾翼上。我被尾翼上一个巨大的头像所吸引，我知道自己过会儿就要乘坐这架飞机前往奥斯陆。为了消磨时光，我心里反复思忖：飞机尾翼上的头像是谁？

我的思维进入了死胡同，身体一动不动。我有似曾相识之感，他的头发有点蓬松有点长，他的鼻子上架着一副老式的圆形眼镜。

开始登机了，我起身走向登机口。然后我坐到挪威航空公司航班临窗的座位上，继续想着尾翼上巨大的头像。我总觉得曾经见过他，可他究竟是谁？

就在飞机从跑道上腾空而起的刹那间，我的思维豁然开朗，我想起来他是谁了。同样的头像就在一本中文版的《培尔·金特》里，他是易卜生。看着窗外下面的哥本哈根逐渐远去，我不由笑了起来，心想这个世界上有过很多伟大的作家，可是能在天上飞来飞去的作家恐怕只有易卜生了。

我降落在易卜生逝世一百周年之际的奥斯陆，绵绵细雨笼罩着奥斯陆的大街，印有易卜生头像的彩旗飘扬在大街两旁，仿佛两行头像的列队，很多个易卜生从远到近，在雨中注视着我，让我感到他圆形镜片后面的目光似乎意味深长。

我在奥斯陆的第一次用餐，就在易卜生生前经常光顾的一家餐馆里。餐馆散发着我在欧洲已经熟悉的古老格调，高高的屋顶上有着精美的绘画，中间有着圆形柱子。作为纪念活动的一部分，餐馆进门处摆放着一只小圆桌，桌上放着一顶黑色礼帽，旁边是一杯刚刚喝光的啤酒，玻璃杯上残留着啤酒的泡沫。一把拉开的椅子旁放着一支拐杖。这一切象征着易卜生正在用餐。

此后的三天里，我没有再次走入这家餐馆。可是我早出晚归之时，就会经过这家餐馆。每次我都会驻足端详一下里面属于易卜生的小圆桌，黑色礼帽和拐杖总是在那里，椅子总是被拉开。我发现了有关易卜生纪念活动里的一个小小细节，早晨我经过时，小圆桌上的玻璃杯里斟满啤酒；晚上我回来时，酒杯空了，玻璃杯上沾着一点啤酒泡沫。于是，我拥有了美好的错觉，一百年前逝世的易卜生，每天都在象征性地看着一位中国作家的早出晚归，象征性地思忖：

“这个中国人写过什么作品？”

我想起了我们的鲁迅。易卜生的名字最早以中文的形式出现，是在鲁迅的《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里。这是两篇用文言文叙述的文章，发表在一九〇八年的《河南》月刊上，易卜生去世将近两年了。一九二三年，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在演讲里说：“走了以后怎样？易卜生并无解答；而且他已经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负解答的责任。”然后鲁迅以一个读者的身份给予解答：娜拉走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鲁迅认为，妇女要摆脱任人摆布的地位必须获得与男人平等的经济权。鲁迅在此用他冷嘲热讽的语调说道：“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要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

挪威航空公司飞机尾翼上巨大的易卜生头像，以及这样的头像缩小后又飘扬在奥斯陆的大街上，让我感受到了易卜生在挪威的特殊地位。当然这位伟大的作家在世界的很多地方都有着崇高的地位，可是我隐约有这样的感觉，“易卜生”在挪威不只是一个代表了几部不朽之作的作家的名字，“易卜生”在挪威可能是一个词汇了，一个已经超出文学和人物范畴的重要词汇。

就像我小时候的“鲁迅”，我所说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鲁迅”。那时的“鲁迅”不再是一个作家的名字，而是一个在中国家喻户晓的词汇，一个包含了政治和革命内容的重要词汇。于是，我在奥斯陆大学演讲时，讲起了我和鲁迅的故事。

“文革”是一个没有文学的时代，只是在语文课本里尚存一丝文学的气息。可是我们从小学到中学的课本里，只有两个人的文学作品。鲁迅的小说、散文和杂文，还有毛泽东的诗词。我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十分天真地认为：全世界只有一个作家名叫鲁迅，只有一个诗人名叫毛泽东。

我想，鲁迅应该是过去那个时代里最具批判精神的作家。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获得政权以后，需要对此前的旧社会进行无情的鞭挞，于是鲁迅那些极具社会批判意义的作品成为了鞭子。我们从小就被告知，万恶的旧社会是一个“吃人”的社会，其证据就是来自于鲁迅的第一部短篇小说《狂人日记》，虚构作品中一个疯子“吃人”的呓语被当时的政治需求演绎成了真实的社会现状。语文课本里鲁迅的其他作品《孔乙己》《祝福》《药》等等，无一例外地被解读成了揭露旧社会罪恶的范本。

当然，毛泽东对鲁迅的欣赏至关重要，让其名声在后来的新社会里享受到了三个伟大——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这位一九三六年去世的作家，其影响力在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革”时代达到了顶峰，仅次于毛泽东。那时候几乎每篇文章，无论是出现在报纸上广播里，还是出现在街头的大字报上，都会在毛泽东的语录之后，引用鲁迅的话。人民群众的批判文章里要用鲁迅的话，地富反坏右交待自己罪行的材料里也要用鲁迅的话。“毛主席教导我们”和“鲁迅先生说”已经成为当时人们的政治口头禅。

有趣的是，“文革”时期“先生”这个词汇也被打倒了，是属于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坏东西。鲁迅破例享受了这个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待遇，当时全中国只有鲁迅一个人是先生，其他人都是同志，要不就是阶级敌人。

这时候的“鲁迅”，已经不再是那位生前饱受争议的作家，他曾经遭受到的疾风暴雨般的攻击早已烟消云散，仿佛雨过天晴一样，这时候的“鲁迅”光辉灿烂了。“鲁迅”已经从一个作家变成了一个词汇，一个代表着永远正确和永远革命的词汇。

我有口无心地读着语文课本里鲁迅的作品，从小学读到高中，读了整整十年，可是仍然不知道鲁迅写下了什么。我觉得鲁迅的作品沉闷、灰暗和无聊透顶。除了我在写批判文章时需要引用鲁迅的话，其他时候鲁迅的作品对我来说基本上是不知所云。也就是说，鲁迅作为一个词汇时，对我是有用的；可是作为一个作家的时候，让我深感无聊。因此，我小学和中学的往事里没有鲁迅的作品，只有“鲁迅”这个词汇。

在我的“文革”岁月里，我曾经充分利用过“鲁迅”这个强大的词汇。我成长的经历里除了革命和贫穷，就是无休无止的争论。争论是我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奢侈品，是贫困生活里的精神食粮。

我小学时和一位同学有过一个争论：太阳什么时候离地球最近？这位同学认为是早晨和傍晚，因为那时候的太阳看上去最大。我认为是中午，因为中午的时候最热。我们两个人不知疲惫地开始了马拉松式的争论，每天见面时，都是陈述自己的理由，然后驳斥对方的观点。这样的废话说了不知道有多少遍以后，我们开始寻求其他人的支持。他拉着我去找他的姐姐，他姐姐听完了我们两方的理由后，马上站到了他的立场上。这个当时还没有发育的女孩一边踢着毽子一边说：

“太阳当然是早晨和傍晚离地球最近。”

我不甘失败，拉着他去找我的哥哥。我哥哥自然要维护自己的弟弟，他向我的同学挥了两下拳头，威胁他：

“你再敢说早晨和傍晚最近，小心老子揍你。”

我对哥哥的回答方式深感失望，我需要的是真理，不是武力。我们两个又去找了其他年龄大一些的孩子，有支持他的，也有赞成我的，始终难分胜负。我们之间的争论长达一年时间，小镇上年龄大一些的孩子都被我们拉出来当过几次裁判，连他们都开始厌烦了，只要看到我们两个争吵地走向他们，他们就会吼叫：

“滚开！”

我们只好将唾沫横飞的争论局限在两个人的范围里。后来他有了新的发现，开始攻击我的“热”理论，他说如果用热作为标准的话，那么太阳是不是夏天离地球近，冬天离地球远？我反驳他的“视觉”理论，如果用看上去大小作为标准，那么太阳在雨天是不是就小得没有了？

我们继续争论不休，直到有一天我搬出了鲁迅，一下子就把他打垮了。我在情急之中突然编造了鲁迅的话，我冲着他喊叫：

“鲁迅先生说过，太阳中午的时候离地球最近！”

他哑口无言地看了我一会儿，小心翼翼地问：“鲁迅先生真的说过这话？”

“当然说过，”我虽然心里发虚，嘴上仍然强硬，“难道你不相信鲁迅先生的话？”

“不是的，”他慌张地摆了摆手，“你以前为什么不说呢？”

我一不做二不休，继续胡编乱造：“以前我不知道，是今天早晨在广播里听到的。”

他悲伤地低下了头，嘴里喃喃地说道：“鲁迅先生也这么说，肯定是你对了，我错了。”

就这么简单，他不遗余力地捍卫了一年的太阳距离观点，在我虚构的鲁迅面前立刻土崩瓦解了。此后的几天里，他沉默寡言，独自一人品尝失败的滋味。

这是“文革”时代的特征，不管是造反派之间或者红卫兵之间的争论，还是家庭妇女之间的吵架，最终的胜利者都是拿出某一句毛泽东说过的话，然后一锤定音，结束争论和吵架。当时我本来是想编造一句毛泽东的话，可是话到嘴边还是胆怯了，不由自主地把“毛主席教导我们”改成了“鲁迅先生说”。日后即便被人揭露出来，被打倒了，成为小反革命分子，也会罪轻一等。

进入初中以后，我和这位同学开始了另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我们讨论起了原子弹的威力，他说如果把世界上所有的原子弹捆绑到一起爆炸的话，地球肯定会粉身碎骨似的毁灭；我不同意，我说地球的表面会被摧毁，但是地球不会因此破碎，地球仍然会正常地自转和公转。

我们从讨论的层面进入到了争论的层面，而且争论不断升级和扩大，两个人在学校里整天声嘶力竭地辩论，然后像竞选似的，各自去拉拢其他男同学。有支持他的，也有支持我的，当时初一年级里的男生们分成了地球毁灭和不毁灭两大阵营。时间一久，我们的男同学们厌倦了这样的争论，只有我们两个人继续在争论里乐此不疲。男同学们为此给予我们一个共同的绰号：

“这两个地球。”

有一天我们打篮球的时候也争论起来，我们已经争论了几个月了，我们都觉得应该结束这场争论了。我们就在篮球场上做出决定，去找化学老师，让她给出一个权威的答案。我们一边争论一边走去，他忘记了手里抱着篮球，后面打球的几个同学急了，冲着我们喊叫：

“喂，喂，两个地球，把篮球还给我们。”

我们要去请教的化学老师是新来的，来自北方的一个城市，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性，我们觉得她很洋气，因为她说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不像其他老师，课上课下都只会说本地土话。我们在年级的教研室里找到了她，她耐心地听完我们各自的观点后，十分严肃地说：

“全世界人民都是爱好和平的，怎么可能把原子弹捆绑在一起爆炸？”

没想到这位洋气的化学老师给我们耗时几个月的争论来了一个釜底抽薪，让我们措手不及。我们两个人傻乎乎地走出了初中年级教研室，又傻乎乎地互相看了一会儿，然后同时骂了一声：

“他妈的！”

接下去我们继续争论，都是一副誓不罢休的模样。我终于再次被逼急了，故技重演地喊叫起来：

“鲁迅先生说过，即使将全世界的原子弹绑在一起爆炸，也毁灭不了我们的地球。”

“又是鲁迅先生说？”他满腹狐疑地看着我。

“你不相信？”我那时候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了，“难道我是在编造鲁迅先生的话？”

我坚定的神态让他退却了，他摇摇头说：“你不敢，谁也不敢编造鲁迅先生的话。”

“我当然不敢。”我心虚地说道。

他点点头说：“这‘即使’确实很像是鲁迅先生的语气。”

“什么叫很像？”我乘胜追击，“这就是鲁迅先生的语气。”

然后，我的这位同学垂头丧气地走去了。他可能百思不得其解：鲁迅先生为何总是和他作对？不过几个月以后，我把自己吓出了一身冷汗。我突然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破绽，鲁迅是一九三六年去世的，第一颗原子弹在日本广岛爆炸的时间却是一九四五年。我胆战心惊了好几天以后，主动去向这位同学认错，我对他说：

“我上次说错了，鲁迅先生的原话里不是说原子弹，是说炸弹。他说，即使全世界的炸弹绑在一起爆炸……”

我同学的眼睛立刻明亮了，他扬眉吐气地说：“炸弹怎么可以和原子弹比呢！”

“当然不能比，”为了蒙混过关，我只好承认他的观点是对的，“你说得对，如果世界上的原子弹捆绑在一起爆炸的话，地球肯定被炸得粉身碎骨。”

我和这位同学从小学到初中的两次马拉松式的争论，最终结果是一比一。这个结果没有意义，争论也没有意义，有意义的是由此引出了一个事实，就是作为一个词汇的“鲁迅”，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实在是威力无穷。

我和鲁迅的故事还在演绎，接下去是我一个人的鲁迅了。我过去生活中有过一些疯狂的经历，其中之一就是我曾经将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谱写成歌曲。

那时候我是一名初二的学生，应该是一九七四年，“文革”进入了后期，生活在越来越深的压抑里一成不变地继续着。我在上数学课的时候去打篮球，上化学课或者物理课时在操场上游荡，无拘无束。然而课堂让我感到厌倦之后，我又开始厌倦操场了，我愁眉苦脸不知道如何打发日子，无所事事的自由让我感到了无聊。这时候我发现了音乐，准确的说法是我发现了简谱，于是在像数学课一样无聊的音乐课里，我获得了生活的乐趣，激情回来了，我开始作曲了。

我并不是被音乐迷住了，而是被简谱迷住了。我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可能是我对它们一无所知。不像我翻开那些语文和数学的课本时，我有能力去读懂里面正在说些什么。可是那些简谱，我根本不知道它们在干什么，我只知道那些革命歌曲一旦印刷下来就是这副模样，稀奇古怪地躺在纸上，暗暗讲述着声音的故事。无知构成了神秘，神秘变成了召唤，召唤勾引出了我创作的欲望。

我丝毫没有去学习这些简谱的想法，直接就是利用它们的形状开始了我的音乐写作，这肯定是我一生里唯一的一次音乐写作。我第一次音乐写作的题材就是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我先将鲁迅的小说抄写在一本新的作业簿上，然后将简谱里的各种音符胡乱写在文字的下面，我差不多写下了这个世界上最长的一首歌，而且是一首无人能够演奏，也无人有幸聆听的歌。

这项工程消耗了我很多天的热情，我把作业簿写满了，也把自己写累了。这时候我对音乐的简谱仍然是一无所知，虽然我已经拥有了整整一本作业簿的音乐作品，可是我朝着音乐的方向没有跨出半步，我不知道自己胡乱写上去的乐谱会出现什么样的声音，只是觉得看上去很像是一首歌，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十分怀念那本早已遗失了的作业簿，怀念《狂人日记》这首世界上最长的歌曲，里面混乱的简谱记载了胡乱的节拍和随心所欲的音符，也记载了我在“文革”后期的生活状态，那是一种窒息的压抑、无聊的自由和空洞的话语相互交往的生活。为什么我会选择《狂人日记》？我也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是，《狂人日记》之后，我再也找不到更适合我作曲的文学题材了。于是，我只好去对付那些数学方程式和化学反应式。接下去的日子里，我又将数学方程式和化学反应式也谱写成了歌曲，写满了另外一本作业簿。同样是胡乱的节拍和随心所欲的音符，如果演奏出来，我相信这将是这个世界上从未有过的声音。地狱里可能有过，我曾经设想过那是什么样的声音，我当时的想象里立刻出现了鬼哭狼嚎的声音。我也有过侥幸的想法，我也许偶尔瞎猫逮住了死耗子，阴差阳错地写下了几个来自天堂的美妙乐句。

现在回首往事，似乎有了我为何选择《狂人日记》的答案：我当初谱曲的方法，可以说是另外一个狂人的日记。

“文革”结束以后，我曾经十分好奇毛泽东对鲁迅的欣赏。我想，这两个人在心灵上可能有一条秘密通道，虽然有着生死之隔，他们仍然能够迅速地互相抵达。毛泽东和鲁迅似乎都有着坚强的心灵和永不安分的性格。毛泽东赞扬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其实毛泽东也是硬骨头，他和当时比中国强大的美国和苏联抗衡时毫不示弱。而且这两个人在思想深处都是彻底的和极端的，他们对儒家的中庸之道都表现出了深恶痛绝。

任何伟大的作家都需要伟大的读者，鲁迅拥有一个强大的读者毛泽东，这可能是鲁迅的幸运，也可能是鲁迅的不幸。“文革”时期的“鲁迅”，从一个作家的名字变成了一个时髦的政治词汇之后，他深刻和妙趣横生的作品也被教条主义的阅读所淹没。在那个时代里，人人张口闭口都是“鲁迅先生说”，其亲热的语气好像当时所有的中国人都和鲁迅沾亲带故似的，可是很少有人像毛泽东这样理解鲁迅。因此，“文革”时期的鲁迅虽然名声达到顶峰，可是真正的读者却寥寥无几，“鲁迅先生说”只是一个时代在起哄而已。

“文革”之后，鲁迅不再是一个神圣的词汇，他回归于一个作家，也就回归于争议之中。很多人继续推崇鲁迅，不少人开始贬低和攻击鲁迅。与鲁迅在世时遭受的攻击有所不同，现在的攻击里添加了情色的配料，一些人津津乐道于隐私中的鲁迅，捕风捉影地研究起了与鲁迅恋爱有关的四个女人；还有的人干脆臆想起来：鲁迅的床上功夫十分糟糕，鲁迅的性心理十分变态……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兴起，鲁迅的商业价值也被不断地开发出来，鲁迅笔下的人物和地名被纷纷用于餐饮业和旅游业，甚至KTV和夜总会里都有鲁迅笔下地名命名的包厢，官员和商人搂着小姐在这样的包厢里歌舞升平。

还有人直接拿鲁迅本人作为广告代言人。武汉有一家专卖臭豆腐的小店，在店门口耸立起鲁迅叫卖臭豆腐的广告牌。广告上用的是一张鲁迅抽烟的经典照片，只是将鲁迅手上的香烟换成了一串臭豆腐。

这家小店的老板骄傲地声称：他们是鲁迅先生的同乡，都是浙江绍兴人，制作这样的广告是现在中国流行的做法，就是借用名人效应来招揽生意。

“鲁迅”在中国的命运，从一个作家的命运到一个词汇的命运，再从一个词汇的命运回到一个作家的命运，其实也折射出中国的命运。中国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的动荡，可以在“鲁迅”里一叶见秋。

我在奥斯陆大学继续讲述我和鲁迅的故事。我告诉挪威的听众，我曾经无知地认为鲁迅是一个糟糕的作家，他显赫的名声只是政治的产物。

一九八四年，我在中国南方一个县城的文化馆工作。当时我已经从事写作，我办公室外面的过厅里有一张大桌子，桌下地上堆满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和鲁迅的著作。这些曾经是圣书的著作，时过境迁之后像废纸一样堆在一起，上面落满了灰尘。鲁迅的著作堆在最外面，我进出办公室的时候，双脚时常会碰到它们，我低头看看在地上灰溜溜的鲁迅著作，不由幸灾乐祸，心想这家伙终于过时了。有一次我经过时，不小心被地上的鲁迅著作绊了一下，差点摔倒在地，我骂了一声：

“他妈的，都过时了，还要出来捉弄人。”

“文革”结束的时候，我刚好高中毕业。此后的十多年里，我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可是没有读过鲁迅作品中的一个字。后来我自己成为了一名作家，中国的批评家认为我是鲁迅精神的继承者，我心里十分不悦，觉得他们是在贬低我的写作。

时光来到了一九九六年，一个机会让我重读了鲁迅的作品。一位导演打算将鲁迅的小说改编成电影，请我为他策划一下如何改编，他会付给我一笔数目不错的策划费，当时我刚好缺钱，就一口答应下来。然后我发现自己的书架上没有一册鲁迅的著作，只好去书店买来《鲁迅小说集》。

当天晚上开始在灯下阅读这些我最熟悉也是最陌生的作品。读的第一篇小说就是我曾经谱写成歌曲的《狂人日记》，可是我完全忘记了里面的内容，小说开篇写到那个狂人感觉整个世界失常时，用了这样一句话：

“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我吓了一跳，心想这个鲁迅有点厉害，他只用一句话就让一个人物精神失常了。另外一些没有才华的作家也想让自己笔下的人物精神失常，可是这些作家费力写下了几万字，他们笔下的人物仍然很正常。

《孔乙己》是那天晚上我读到的第三篇小说。这篇小说在我小学到中学的语文课本里重复出现过，可是我真正阅读它的时候已经三十六岁了。读完了《孔乙己》，我立刻给那位导演打电话，希望他不要改编鲁迅的小说，我在电话里说：

“不要糟蹋鲁迅了，这是一位伟大的作家。”

第二天，我就去书店买来了“文革”以后出版的《鲁迅全集》。为此，我十分想念那些堆积在文化馆桌子下面的鲁迅作品，那些在“文革”中出版的鲁迅作品，其版本有着更加深远的意义。我当年从文化馆办公室进出时，移动的双脚时常被鲁迅的著作绊住，我觉得可能是命运的暗示，暗示我这些布满灰尘的书页里隐藏着伟大的叙述。

从书店买来《鲁迅全集》后的一个多月里，我沉浸在鲁迅清晰和敏捷的叙述里。我后来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他的叙述在抵达现实时是如此的迅猛，就像子弹穿越了身体，而不是留在了身体里。”

我想借此机会再次谈论《孔乙己》，这是短篇小说中的典范。这部短篇小说开篇的叙述貌似简单却是意味深长，鲁迅上来就写鲁镇的酒店的格局，短衣帮的顾客都是靠在柜台外面站着喝酒，穿长衫的顾客是在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上酒菜，坐下来慢慢地喝酒。孔乙己是唯一站着喝酒却穿长衫的人。鲁迅惜墨如金的开篇，一下子就让孔乙己与众不同的社会身份突出在了叙述之中。

在《孔乙己》里尤其重要的是，鲁迅省略了孔乙己最初几次来到酒店的描述，当孔乙己的腿被打断后，鲁迅才开始写他是如何走来的。这是一个伟大作家的责任，当孔乙己双腿健全时，可以忽视他来到的方式，然而当他腿断了，就不能回避。于是，我们读到了“忽然间听得一个声音，‘温一碗酒。’这声音虽然极低，却很耳熟。看时又全没有人。站起来向外一望，那孔乙己便在柜台下对了门槛坐着。”先是声音传来，然后才见着人，这样的叙述已经不同凡响，当“我温了酒，端出去，放在门槛上”，孔乙己摸出四文大钱后，令人赞叹的描述出现了，鲁迅只用了短短一句话，“见他满手是泥，原来他是用这手走来的。”

在我三十六岁的那个夜晚，鲁迅在我这里，终于从一个词汇回到了一个作家。回顾小学到中学的岁月里，我被迫阅读鲁迅作品的情景时，我感慨万端，我觉得鲁迅是不属于孩子们的，他属于成熟并且敏感的读者。同时我还觉得，一个读者与一个作家的真正相遇，有时候需要时机。

“文革”结束以后，我阅读过很多其他作家的作品，有伟大的作品，也有平庸的作品，当我阅读某一位作家的作品时，一旦感到无聊，我就会立刻放下这位作家的作品，让我没有机会去讨厌这位作家。可是“文革”期间我无法放下鲁迅的作品，我被迫一遍又一遍地去阅读，因此鲁迅是我这辈子唯一讨厌过的作家。

我告诉挪威的听众：当一个作家成为了一个词汇以后，其实是对这个作家的伤害。

我的演讲结束后，奥斯陆大学历史系的Harald Bøckman教授走过来说：“你小时候对鲁迅的讨厌，和我小时候对易卜生的讨厌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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